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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右任的三根指头于右任的三根指头一册翻开的本子，静静地平放在黄绢之上。几束白炽灯透亮的光，打在发黄的纸页上，更显静谧。二一四年十月。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来来往往的观众走到屋子当中的这方玻璃展柜前，都会俯下身子，把眼睛尽量凑近些。本子旁边的一张小卡片上写着：“于右任先生望大陆诗手稿，即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日记。”无一例外，每个观众都会一边看这两页日记，一边喃喃有声，吟出那几句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天明作此歌“夜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看上去，这册日记本不太起
2、眼。墨蓝色的封皮有些陈旧了，只有书脊上有一溜不大的楷体金字，是民国纪年和“日记”十来个繁体字。本子三十二开，二十多厘米高，宽约十五厘米，有两厘米多厚，掂在手中颇有些分量。内页右翻竖排，一天一页，每页都有十余条浅蓝色的竖格，页边依次印好了日期、星期，还有气候、温度和地点。于右任并没有填注当天是什么天气，只是用钢笔写下了这首诗。墨水是黑色的，字体是写了大半辈子的于体草书。诗，是骚体，字句却通俗极了。短短三章，写在两页里，看上去有些疏散。这一年，于右任八十四岁。他老了，常常想到身后事。一起笔，他先写“望我故乡”，继而“望我大陆”，但在三章写就之后，又在每章下方注了数字“2”、“1”、“3”，重新调整
3、了顺序，改成了先“望我大陆”、后“望我故乡”。在首行的括号里，还特别注着“天明作此歌”几个字。看来，老人是一夜未眠。轻轻翻动这本厚厚的日记，会发现于右任每天的记述都不多，有时不过几个字，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无以言说的孤寂。“一月六日。每天逼我太甚。”“一月九日。我实在支应不了。有说不出的苦。”“一月廿一日。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一月廿二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山要最高者。”“二月十三日。昨为胡宗南做挽联，轻重之间实难下笔。”“二月十七日。我在此时真难做人。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二月廿五日。昨晚七时胡适之先生逝世。”“三月十日。夜
4、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好朋友之死，早知我对大事之无能。”“三月十七日。我想，我前要葬在高山上，及今思之，如大太太何。不如说十年后非我子孙将我俩合葬。”在写下这本日记两年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右任病逝。临终前，他在病榻上写遗嘱，写了撕，撕了又写，却始终没有写成。在整理遗物时，有人发现了这本日记里的“遗歌”，就以此作为于右任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台北大屯山山顶。青冢幽幽，墓碑上刻着“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之墓”，正对着西北方向，远眺波涛万顷，海峡那边，就是大陆。“当年青年今白头”老夫人坐在西安书院门老宅的青石墩上守望，“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于右任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5、从重庆去了台湾。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记得，当时，他正在重庆南温泉教书，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忽然接到老友先一天寄出的信，说于老突然从香港来重庆了，赶紧来见。当晚班车已停，又隔着一条大江，等霍松林赶到时，于右任已于二十八日上午飞走了。又隔了一天，重庆解放。二一四年三月出版的松林回忆录记述，“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要求蒋介石送他回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飞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一去不复返。尽管“年纪大了，写字手抖”，但九十四岁高龄的霍松林还是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怀念文章，回忆恩师于右任。在霍松林看来，于右任去台之前，是想留在大陆；而被迫去台之后，一直思念大陆。回想起来，霍松林
6、上一次见于右任，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广州。当时，于右任拉着霍松林几人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霍松林后来听他的同乡、于右任秘书冯国璘说，于先生曾对冯说，“娃呀，去了就回不来了”于右任离开大陆在台湾整整十五年。海峡浅浅，近在咫尺。就像台湾民歌唱的那样，“福州鸡鸣，基隆可听。”而他每每只能以诗言志。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于右任诗词曲全集载，一九五七年，有人说起辛亥时期他创办神州日报的旧事，于右任赋诗感怀：“出亡戮力几春秋，当日青年今白头。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神州”，几乎成了于右任晚年诗篇的主题词。他思念故土，回首当年，“少小乡村学放羊，壮年出塞射天狼”
7、，而今却“夜深重读牧儿记，梦绕神州泪两行”。于右任思念的神州，有他的亲人，有希望“子孙将我俩合葬”的原配夫人高仲林。于右任去台湾，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留在了西安，就住在南门里的书院门52 号。如今，这里建起了一座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二一四年十月。说起往事，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媛女士轻声细语：“我把高老夫人叫做大婆呢。”于媛是于右任的侄孙女。当年，于媛的祖父于孝先购置了这个三进的四合院，比于孝先大两岁的兄长于右任也曾在此居住。德风堂藏于右任作品德风堂藏于右任作品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于媛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二四年。她记得，父母住在过厅，大婆和姑妈就住在对面，而她就像老人的拐杖，“我婆走到哪，我就跟
8、到哪。”在于媛的印象中，高老夫人衣着干净，头发梳得齐整整的，在脑后盘着一个髻，总是坐在大宅门左边的青石墩上，把头扭向西边张望。于媛问，婆你看啥呢。高仲林就说，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老太太最终也没有等到。一九七二年，年逾九旬的高仲林在这座老宅里去世。前一年，女儿于芝秀先她的老母故去。此时，于右任已离世多年了。和老友吃一碗面，才能些许快慰厨师说，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于右任在台湾的住所是台北青田街 7 号。二一四年四月，于媛去探访过，手机里还保存着她在街口拍的几张照片。幽静的小巷，嫩绿的枝叶，围墙有些斑驳了。只是，
9、这座日式住宅如今已经不是于家。于右任去世后，这栋房子卖给了别人。来台之初，儿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侄女和女婿同住，颇为孤寂的于右任只能以诗书遣兴。在一九六二年这本日记里，就记有他的这些日常小事。“一月二日。今早写字。未看书，歉甚。”有时，他也读读圣经。“二月十日。早读马可福音，乃见耶稣真力量。”“三月十一日。圣经味淡而永，百读不厌。”只是，心还在海峡对岸，还在故乡亲人身边。三月十三日，“今日是大太太生日，敬谨度过。”他写诗给没有陪伴在身边的老伴，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男儿有泪不轻弹。当年被清廷通缉不曾掉泪，辛亥革命失利也不曾落泪，而今，
10、远望大陆，怀乡之苦，却老泪纵横浑然不觉了。或许只有和老友一起聊天吃饭，才能让于右任感到一些快乐。还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日记里，“一月八日。午宴陕西立法委员十一人。”“二月四日。今日晚约同乡数人吃年夜饭。经国先生亲送大虾来。”八十二岁的日本京都人西出义心先生，是于右任的“粉丝”，他留心搜集了于右任在台湾的种种生活细节，简单而平淡的日子.早晨六点起床，早餐有时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饭后写字一小时。九点去监察院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午饭两个馒头，两盘蔬菜。饭后午睡。下午三点再去上班。六点回家。晚饭常是一碗面条。晚饭后读书写字，常常会客。晚十二点就寝。后来年纪大些了，十点多就休息了。在七十五岁的于中令先生
11、记忆里，父亲于右任喜欢吃面，越硬越好，还喜欢把蒸馍烤得焦焦的吃。西出先生也听说过于右任爱吃面条。有一次，草书社的同仁请于老吃饭。主事的叮嘱大师傅，把面条做好。厨师听说是给于老先生做饭，就使出全套功夫，把面条做得像线一样细。面碗端上桌，于老夸，好好，却又问，有粗一点的没有。不一会，端上来灯芯粗的。老汉又夸，好好，再粗一点的有没有啊。厨师又做了韭菜粗的面条上来。老汉又问，比这粗的还能做不。大师傅明白了，当下折回厨房做了筷子粗的面条。于右任一见大喜，臊子一浇，吸溜吸溜吃了两大碗。大师傅半是惊讶半欣喜，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啊。视金钱如粪
12、土“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就像照片中的那样，于右任一生都是着长衫、穿布鞋的模样，晚年拄杖，仿佛邻家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大爷。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大胡子，髯髯银须，宛若仙人。胡须给人威严之感。可美名髯翁的于右任是个随和的老汉。好多老先生给于媛回忆，宅门从来不设警卫，只要是来看他的，不管是不是饭点，先做饭吃，“生怕把人饿着了”。一九四七年，霍松林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汪辟疆教授向于右任推荐了家境清贫的霍松林，希望给他找个业余工作，挣点学费。于右任说，做工影响学业，让他来见我，我供他。由此，霍松林常去于住处论学谈艺。每次结束时，于右任都会写
13、个条子，让霍松林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于右任给霍松林先后写过十多张这样的领款条。霍松林记得，最后那次，于右任写下一个数目，看了看，叹说，这些金圆券现在只够换两个“袁大头”了。二一四年十月。霍松林老先生在他的书斋唐音阁里讲述这段往事，墙上挂着一帧于右任长髯飘飘的照片。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于右任在台湾过八十大寿时所摄，他用毛笔在上款题了“松林老弟”，还签了名，嘱托秘书冯国璘将来俟机转交。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九年，霍松林才收到这帧照片，感喟不已：“于老的大恩大德，没齿不忘。”并非只有霍松林一人得到了于右任的帮助。有些人甚至于家人都不知道。于媛记得，有一年，一个素不相识的美籍华侨找到
14、家里，硬要给一笔钱，说是感激当年于右任资助了他，于家人没有收。于中令回忆，台湾当年工薪阶层月薪千元上下，四十元台币兑换一美金，于右任每月工资是五千元台币，按说不少了，可月月不够花。他的工资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其余交给副官宋子才管理。宋子才经常接到于右任的“提款单”，不是救济以前的部下，就是给了找上门来求助的一些人。到了月底，于右任就问还剩多少，如果有余钱就去悦宾楼请朋友吃饭。日本人西出义心为于右任写过一部传记视金钱如粪土，记载了于右任对身边人说的这样一段话：“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家中有路，能来能往，为啥要让人来的很苦呢。”于右任的秘书胡恒
15、先生曾回忆说，于右任在台湾的住处陈设俭朴，寝室很小，除了木床和书架，没有别的家具。于媛说，这就是我大爷的风格，“不置房子不置地”。于右任去世后，胡恒检点老先生的遗物，打开保险柜，没有存款，只见到一枝钢笔、数方印章、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一双布鞋、布袜。再有，就是数万元的欠账清单了。梦回三秦临终前，于右任已不能言语，只是伸出三根手指于右任去世前二年，经常因病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可过不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堂堂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负担不起医疗费，常常为花费忧心。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于右任自问“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其实在一九六年
16、前后，有海外华侨多次汇巨款赠给于右任。每次汇来，秘书报告，于右任总是说一句，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一九六四年八月，于右任病情加重，在家中晕倒了一次，拒绝住院。九月，他拔了两颗牙，不料引起菌血症，继发肺炎。十一月十日，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六岁。诗人逝去，诗作仍被传诵。二三年三月，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时任总理温家宝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想起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的那首歌。温家宝当即吟诵了望大陆，称其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可这首诗的原作手迹、于右任一九六二年的日记在哪里？似乎无人知晓。到了二一三年，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长钟明善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日本友人中川欢美女士打听到，这册珍贵的日记本，收藏在日本京都的西出义心先生手中。钟明善大喜过望，西出先生原来是他结识近三十年的老朋友。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西出义心收藏于右任作品，大约有百幅精品，还有于右任当年用过的毛笔、穿过的藏青色长袍，都是从台湾购买得到的。二一四年四月，钟明善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