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晓宇开题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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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退休老年人幸福感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退休老年人幸福感研究摘摘 要:要:中国目前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其中退休老年人数量逐年递增,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晚年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者的关注。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将成为晚年生活质量好坏的关键。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转向社会网络视角,并且得出了不少有益的结论。了解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探索重构社会支持网络的途径,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于社会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趋势下的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予以综述,以便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2、关键词:关键词:老年人;幸福感;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社会关系 现今,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这一挑战。中国目前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13.26%,达到1.78亿人,成为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并且国家老龄委预测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有可能突破4亿,日前更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说中国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3.7%,已超亚洲平均值。最近几十年生活水平和卫生服务的巨大进步已经显著改善人们的健康,因此人们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这也使得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

3、关注;而且,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将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好坏的关键。了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将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安度晚年;还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Y.K. CHAN and RANCE P.L. LEE,2006)我国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的,9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了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研究主要利用测评量表,如: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以及一些自制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目前中国关于老年人口研究最大的微观追踪调查第 2 页是CLHLS,该调查始于1998年,之后在2000、2002、2005 和2008 年

4、进行四次跟踪调查,覆盖了中国22个省市的631个县级行政区。目前我国已有学者对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孟琛和项曼君(1996)的研究中发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高于城市老年人。而在胡军生、肖健和白素英(2006)对江西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中则发现,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低,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从研究的时间看来,之所以会有这种颠覆式的变化,是因为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在收入、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些学者则只针对城市老年人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如高国武和王新(2001)的“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研究”;曹新美

5、、刘翔平和唐宏(2007)的“赣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李放和刘沛栋(2012)的“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白下区为例”等等。综合来看这些已有的研究,与老年人幸福感相关的变量有性别、婚姻、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来源、经济状况、子女数、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娱乐活动、宗教信仰等。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都会得出社会支持网络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关的结论,薛兴邦(2002)等调查结果显示,77.6%的老年人觉得得到子女良好的照顾,而丧偶的老年人却往往倍感孤独。同时,由于地域与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尽一致。宁长富(2002)等人的研究结果指出,健康状态对丧偶老

6、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就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趋势下的老年人幸福感研究予以综述,以便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1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的发展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的发展社会网络思想自古典社会学以来,一直隐性地存在于社会结构思想中,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观点和迪尔凯姆通过对自杀的实证研究说明社会结构与自杀行为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网思想。 “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是被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40年首次明第 3 页确使用,米切尔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1969),这个定义强调的是在固定的群体内部,个人与

7、个人之间的不可替代的相互关系形式。韦尔曼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把社会网界定为: 将社会成员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成员间既定的社会结构,一种从关系网络产生而非由先赋地位产生的新的结构观。徐琦综合了米切尔和韦尔曼两类观点的基本意义和指向,把社会网络界定为由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这里,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而真正使“社会网络”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和有自己“专门的概念体系和测量工具的研究范式”,则始于以怀特及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哈佛学派”(林聚任,200

8、9)。其中,尤以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的优势”和“嵌入性”研究最为显著。格兰诺维特在弱连带的优势中指出:社会网络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学理论的工具。通过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将微观层次的互动关系结合到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去。格兰诺维特用“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和“互惠服务内容”这个维度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李汉林和渠敬东沿用格兰诺维特关于关系强度的测量方法,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地区移民的关系网络状况做了调查研究,并且得出“要生存就抓住强关系,要发展就抓住弱关系”的结论。边燕杰也根据格兰诺维特的思路对华人社会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基

9、本观点是: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在国内的社会网络理论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以阮丹青、边燕杰、张文宏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研究内容涉及大学生、农民工、留美科学家等社会群体的就业研究、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研究以及对企业的管理与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显然,格兰诺维特对社会网络理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王露燕,2012)。追寻社会网研究的发展轨迹,可见两大方向:一是社会计量学的定量研究;二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研究(肖鸿,1999) 。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不同研究角度的影响,有的较注重对社会网络功能的研究,有的则研究网络的结构第 4 页和模式。支持研究同是网络功能分析的重头,在实际研究中,二者时常

10、被连在一起使用,社会网络时常扮演着支持的角色,但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社会网络并不时常是支持网络,社会支持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子集合,是那些在个人之外的情感援助、工具性援助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帮助,而在结构主义看来,社会网络仅仅是一种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张友琴,2001)。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开展社会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使得社会成员中的压力群体和弱势群体增加。当人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会向谁寻求帮助呢,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缓减压力,改变或者改善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呢?尤其是老年人,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后,也相应地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角色而成

11、为弱势群体。因此,了解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探索重构社会支持网络的途径,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于社会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2 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一般由三个独立的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即主观幸福感包括对生活质量的体验(情感)和生活质量的认知(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主观性,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完全依赖于个体本人的标准;(2)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评价,是对生活的总体满意感;(3)相对稳定性,主观幸福感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环境的一般性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幸

12、福感在不同的情境和语言中包含多种意义,而为了对模糊的本土性的幸福概念进行测量,大多实证研究都将这一术语限定在情感方面。因此,从心理学角度讲,幸福感反映了人们对当下日常事务或者某些具体性事务的情感评价中的积极部分(Bradburn,1969) 。而 Bradburn (196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 PA)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 NA)是相互独立的,幸福感被界定为一种与消极情感相比积极情感占优势的情感平衡状态,这一研究被广泛地看作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项研究暗示了对幸福感第 5 页的测量理应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

13、度。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发展出一些测量幸福感的系统化量表,如牛津幸福感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牛津幸福感问卷(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OHQ) ,但基于这些量表的研究大多是典型的小样本研究,其研究发现很难具有推论意义。而大多研究更常采用的方法是就人们的幸福感进行直接提问, “综合考虑,您感觉最近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太幸福还是一点也不幸福?” ,答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其生活的评价,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是幸福感还不足以构成对其生活的完整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还理应包括其认知的维

14、度,亦即满意度,而不仅仅是作为情感方面的幸福感。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维度对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分析。曹行船(2010)等人从身体状况、财务状况、居住条件、人际关系、娱乐情况等方面出发对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李放和刘沛栋(2012)认为居住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不平等以及健康状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也有很大的关系(胡洪曙,鲁元平,2012)。纵观与老年人幸福感相关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都得出一致的结论: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接下来就从网络类型、网络规模、网络强度与网络密度四个方面来对社会网络与老年人幸福感的联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5、。3 网络类型与老年人幸福感网络类型与老年人幸福感在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初期,并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社会支持网络类型区分,只是笼统地认为,社会网络关系的存在对于个人解决日常生活中困难是有益的。后来研究者在发展社会网络理论的过程中,从各自的研究出发将社会支持网络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共识度较高的是将社会支持网络分为物质支持网络、精神支持网络、工具性支持网络和信息支持网络。而老年人的网络构成基本是婚姻、子女、亲属、朋友和一些社会机构和正式的社会制度,贺赛平(2002)在研究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时也得出结论:亲属是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的主要第 6 页来源,朋友则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邻居提供小的实际支持和社

16、交支持,工作关系则只提供极少数的社交和情感支持。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经济支持网络、生活支持网络与精神支持网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3.1 经济支持网络与老年人幸福感经济支持网络与老年人幸福感经济支持网,是指老年人从外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关系) 获得的各种经济帮助的结构状况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来源主要有家庭和国家两个部分,家庭包括子女赡养、亲属提供,国家包括离、退休金、救济资助和居(村)委会资助等(张友琴,2001)。以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人的幸福感相对较高(狄文婧、陈青萍,2009)。当然,中国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是有显著的城乡差异的。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基本上是一个以制度性的正式支持(社会保障)为主体、子女支持为辅的混合型网络,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则是一个以家庭支持为主体、村集体支持为辅的混合型网络(张友琴,2001)。但是由于身体状况、子女收入和养老保险的差异以及退休金增长缓慢,导致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普遍较低较。而中国的医疗保障也很不完善、医疗公共品的可及性较低,老年人普遍存在医疗困难,特别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得农村老年人无钱看病的情况较为普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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