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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与传统文化史学与传统文化 1515龚自珍尊史之论曰：“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也，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人。何者善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职）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氏的“善人”和“善出”之说，正是就古代史学的历史
2、文化功能而言。正因王世贞：纲鉴会纂序 。龚自珍：尊史 ， 龚自珍全集 ，第页。龚自珍：尊史 ， 龚自珍全集 ，第页。第 108 页为“史”是维系文化传演的根基，是一切学术的总汇，故而，他认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正是在这种尊史和尚史的观念浸淫之下，中国史学从很早的时代起便形成了“完美主义”的传统。就史学与文化承继关系而言，这一传统的意义大致有如下数端。其一，在“完美主义”的史学传统之下，中国古代史家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具有贵通博而轻专守的倾向。广博的知识学养和贯通的历史识见，使得传统史家大都具有上知
3、天文、下通地理、旁及诸多学术门类的综合性人才，从而保证了他们总结历史时期学术文化遗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史学是一门概括和总结人类过往经历的综合性学问，举凡与人类过往经历有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活动，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就要求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家或史官，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高远的识见。在“完美主义”史学观念的浸淫之下，中国史家长期以来一直执著于“通识”的传统。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开山鼻祖的孔子，就是一位“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到了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中，对史家的“通识”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 ， 龚自珍全集 ，第页。详请参阅雷家
4、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第五章。墨子公孟 。第 109 页之才更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其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魏征“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要求，发展到刘知几那里，就是著名的史家“三长”之说。刘氏“三长”之说虽各有侧重，但“ 才” “、学” “、识”三者都共同牵涉到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稍后，到了北宋时期，曾巩又提出了“良史”的四条标准。他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5、。近代之前，对史学的从业者在知识的结构上有如此之高的要求，这在世界的范围内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传统史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不仅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 ，而且还是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学者。由他主持制定的太初历 ，革除了汉初以来历法中“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弊端，从而一直沿用到今天。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 宋书的作者沈约，不曾巩：曾巩集南齐书目录序 。汉书律历志 。宋书范晔传 。第 110 页仅长于史学，而且在历数之学方面也颇有造诣。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更是一
6、位“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 。 通志的作者郑樵，在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其通志二十略中的昆虫略和草木略等篇，都是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史家在总结过往的历史时具有超迈时俗的识见和深邃缜密的穿透力，而且也保证了他们在总结历史文化遗产时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例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在适应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又能够以广阔的胸襟和博大的气派，广泛吸收和容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并予各家各派以恰当的评价。书中除了写有孔子世家 、 仲尼弟子列传和孟荀列传等表彰儒学的篇章之外，还有
7、介绍道家、法家以及纵横家等各家各派学说的文字，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至于其中的八书，广涉“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等广泛的文化史内容。特别是像礼书 、 乐书 、 历书 、 天官书等，更是保留了古代礼、乐和天文历象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再如班固的汉书 ，虽然是一部断代的王朝史，但是其内容却广涉“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苏轼：司马温公行状 。史记太史公自叙 。第 111 页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等各个方面，许多重要的文化史资料也因此而得以
8、保存下来。再如宋书的作者沈约，由于深晓天文历数之学，故而书中的律历志和天文志两篇，写得极富有特色。特别是律历志 ，收录了杨伟的景初历 、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等代表当时最高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从而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史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其二，在“完美主义”的史学传统之下，历代以史笔自任的史家或史官都以网罗一代文献为己职。在他们的努力下，历史研究成为保存和传播各种文献典籍的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径。文献典籍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的文字记录。这类记录不管是有着明确著述目的的创作性文字，还是无意留下的原始性档案材料，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因而都
9、是后人研究那个时代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材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这类记录必然会有一部分、甚至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要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从而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状和芸芸众生，带来诸多的缺憾。就中国古代的情形而言，这种缺憾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史学的“完美主义”观念支配之下，传统史家的种种努汉书叙传 。第 112 页力，使这种缺憾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弥补。大致而言，中国传统史家弥补这一缺憾的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在修撰史书时，尽可能全面地、更全面地搜集各种传世文献，力求做到“汇天下之书为一书，合天下之学为一学” 。郑樵通志总序云：“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
10、遗恨。 ”郑氏的这一意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家的共同识见。如，司马迁作史记 “，厥协六艺经传，整齐百家杂语” 。再如，班固作汉书 “，博贯载籍，九流百家，无不穷究” 。又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 “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据通鉴考异所见篇目统计，该书除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之外，还征引杂史、奏议、笔记、文集近三百种、碑志十余种。至于未被考异明文列出的文献，更是难以统计。第二种就是通过史注的形式，将修史时遗漏的或后来新发现的文献材料，通过注释旧史的方式，保存下来。例如，陈寿的三国志 ，由于成书草率，网罗不周，故而“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为了弥补该书的缺陷，刘宋时期的裴松之
11、集王沈魏书 、司马彪续汉书等一百四十多种书籍，对该书进行补阙漏、备异文的工作。裴氏在叙述其注释的方法时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史记太史公自叙 。后汉书班固传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第 113 页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 ” 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注释工作，分六项予以总结：“一曰引诸家之论，经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评其详委；一日传所无之事，补其阙失；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 这种
12、以拾遗补阙为核心的史注性著作，对保存和传播文献典籍，亦具有不可抹杀的贡献。其三，中国史学的“完美主义”传统，不只强调史书内容的广博，能反映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以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层次；也不只是强调历史文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注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孔子认为， “良史”的重要标准是“书法无隐” 。稍后， “书法无隐”发展成为“实录”和“直书”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其法，岂能曰官?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宋人吴缜在其新唐书纠缪序中也认为，历史著述“必也编次事实，
13、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第 114 页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 。在他看来，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到清代，这种求实、求真的学术追求，更被史家们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潘耒认为：“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故史笔非难，博闻多识为难；博闻多识非难，参伍而折衷之为难。全祖望也说：“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这一观念发展到章学诚那里，便是“史德”说。这种对历史记载真实性原则的强调，表明了中国传统史家对史学内在价值的高度自觉。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