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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作 者】肖梦1994 年 8 月 23-25 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
2、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什么是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契约？什么是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什么是现金拍卖和结构性商谈？等等，等等，这些词汇正是近十几年来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一系列概念上的突破，虽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帮助工商界经理们的新工具，却不为我们所熟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新名词对我们又有什么用？我们中国的改革还远到不了那一步。然而，既然我们打算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在转轨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难题，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么，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就应
3、该首先为我国学术界认知。这次会议历时三天，除了被邀请的外方专家外，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多索、伯罗德曼和北京代表处的阿嘎瓦拉、华尔诚等，福特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项目负责人麦斯文以及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京伦召开的国际会议。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致开幕词，他指出，如何理顺产权关系，明晰企业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并使其负起责任；如何有效实现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如何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形成企业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如何解除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调整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如何建立破产机制，使企业能生能
4、死等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一项历史性的难题，因而不仅需要靠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也需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作为借鉴。陈清泰恳请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各抒己见，为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献计、献策。第一个议题是关于现代公司制度的组织和治理结构，与会的中外经济专家学者就现代公司组织中的治理结构（关于控制权的配置） ，资本结构或称财务结构（关于债务和股本的比例） ，和激励结构（关于监督和奖惩经理的机制和形式） ；破产对经理们的威慑效应，政府实施的威慑的可信性问题；相对破产时言的事前效率与事后效率（即破产前、后）进行了讨论。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司长蒋乾贵为与会者勾划了我国国
5、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和今后改革的目标与思路；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作为学者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设计框架。米尔格罗姆教授就题为以互补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来认识日本经济体制的论文，阐述了对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应该如何理解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以往文章所有的特点：这位对策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组织理论的国际公认权威，运用一些纯粹的数学概念描述日本经济系统的特征、探讨各因子间的互补作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配合状况，他认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具有一整套独一无二的谐调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其他国家如果一味仿效日本这些特点以发展经济，通常是部分或者完全失败的。将系统
6、的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中去，在这些国家由于日本系统诸因子间的积极相互作用不复存在，故互补因子将不发挥作用，因而也不应盼望产出日本式的结果。以部分来代替一个由相互支持因子所组成的连贯整体，由此所组成的是一个有缺陷的混合体。因而，他们所建立的模型非常完善地抓住了互补性的重要思想，进而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形象地表述关于协同作用和系统效应的这样一种直观思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常有意思的是，根据他所建的模型得出的两条结论：一是在互补性的意义下解释了为什么零敲碎打地采纳组织的重组会导致失败的基础。如果在组织结构的几个因素是其效果的互补性的决定因素，那么，在其它变量的值给定时，与每一个最优选择的选择变量（适
7、当的子集）相一致的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虽然每一种形式不必产生相同的效果。而且，只采纳好效果的形式的部分特征实际上会损害整个组织的效果。因此，尤其是从另外的协调系统中，只采纳一个成功的经济系统，当它只与其它因素的一部分特征结合的时候，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因为当改革进入到目前的攻坚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尝到了零敲碎打的改革的苦果。二是为什么组织的重组常会出现改革循环。数学还揭示了，甚至当必须改变的所有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时候，整个系统的改变还是难以达到改革的目标。尽管所有相关的方面进行同等的调整会改进系统的行为，但在新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完成以前，系统的行为可能会比在初始位
8、置上的情况还差得多。由于在诸多方面的同时的、同等的起步改变可能会是困难的，因此每一重组的尝试实际上都是逐渐进行的，所以最初会带来更差的效果，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对已经下决心的改革计划重新考虑或予以放弃。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也是有过教训的，因而是很好的借鉴。青木昌彦教授提出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对公司过程中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更有监督作用。中外学者们重点讨论当股权分散的公众持股公司的代理人成本问题产生后，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可以使经营者与投资人的利益变得比较一致。青木教授认为，主银行体制中的银行也许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波兹南斯基教授的专题报告阐述了东欧私有化过
9、程中的一些问题，他谈到，在从国家计划向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是关于制度变迁以及私有化的内容和时间选择。他认为，最佳方式是要有充分的灵活性，有多项选择，并允许出现反复。因而，渐进的方式（从速度和主要是自下而上推进来衡量）比较恰当。在一些转轨经济中所实施激进私有化的方式不是没有经济成本的。不管它有什么样的长期积极影响，从短期看，东欧的激进私有化，与其他因素一道，导致了这些经济中 1989 年后的衰退。宣布私有化这一事件本身大大弱化了国有工业中的刺激（委托代理）结构。经理与职工由于不知道所在企业的未来法律地位，很合理地就放松了自己的工作努力。而且，在国家监督放松、有时甚至不存在的
10、情况下，也就普遍认可对国有资产的迅速的集体掠夺，包括浪费和盗窃。特别是采用大众私有化的方式，尽管资产剥夺的速度很快，但与预期结果相比差异很大，因为大部分股份并没有进入个人股东之手。70%以上的股权认购证集中在投资基金，2/3 的投资基金占有 40%的股权认购证。这种所有权的明显集中虽然能更有效地控制私有化企业的经理人员，但也使、甚至鼓励基金之间合谋，人为提高其证券组合的价值，而不是通过谨慎的投资使证券组合价值最大化。针对投资基金有没有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他认为也是大有疑问的。他说，这些基金的建立只是最近的事情，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很有限，既没有专家也没有经验评估企业的可行性。波兹南斯基教授的论题
11、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另一侧面来了解转轨过程中应该避免什么，如何将成本降到最小。#p#分页标题#e#第二个议题是关于企业与银行的财务关系，讨论了债务重组的方法和破产程序的设计。钱颖一、吴晓灵各自论述了有关债务过度问题及解决方法。麦金农教授和哈特教授分别做了评论。哈佛大学的哈特教授是国际上公认的合同理论、现代厂商理论和理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近年来对现代西方公司破产法的改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本次会议带来了他和他的同事为英国议会新撰写的关于破产程序的新框架，作为给中国经济学界的背景材料，同时针对中国国有企业中发生的破产优先顺序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与会者就存量与增量的区别，政策性贷款
12、转化为财政性明补问题，债务与股本转换问题，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优先顺序以及银行与企业重新注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中的那些政策设计专家详论在破产过程中，竞争性拍卖比一对一谈判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租金和腐败。探讨拍卖资产、拍卖注资权、拍卖合资权的方法，破产后受益权的优先顺序问题，以及养老金、遣散费、医疗费、住房补贴、银行债务、三角债等问题以及对企业制度与财务金融和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中的互补相关性等等，读者可以从本刊上期登载的刘遵义和钱颖一、哈特的文章中了解有关这一议题的内容。第三个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配套才能保障上述的微观经济的改革，特别针对如何继续推进财税改革，中方专家对 1994
13、 年的财税改革作了分析和评价（见改革杂志 1994 年第五期） ，美国圣克鲁斯大学的黄佩华教授的评论是中肯的，同时，作为一个多年来研究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专家，她提交了财政改革和省级以下财政的论文（见本刊本期） 。美国财政学权威罗依伯尔教授对楼继伟、李克平关于以政府间转移支付来消除省份之间财政差别的均等化方案的论文（见本刊第五期）进行评论，他在赞赏论文细致而充分地界定了政府拨款制度应当具备透明性和客观性的同时，也指出可以根据一系列标准对该方案进行评论，以此更慎密地弥补 1994 年财政改革的重要遗漏。麦金农教授则强调了消除财政赤字，减低通货膨胀以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最后，由吴敬琏教授对 19
14、95 年改革重点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证，提出以企业改革为重心，以金融财务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为配套的主题，他在发言中谈到，在今年上半年的诸项改革中，财税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比较顺利，新体制已经开始运转；金融体制改革进度较慢；企业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处于研讨方案和进行组织准备的阶段。同时他强调根据中国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情况，我们认为 1995 年改革工作应当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重点；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此外，财政税收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牵涉多方面改革的工作。将原有国有大中型企业
15、改组为现代公司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这就是：(1)通过出售部分股权或扩股增资，引进国内外资本，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2)不改变原有所有权关系，将原有国有国营企业改造成法人制的公司。不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必须在强有力的综合领导机关的指导下由各有关方面配合进行。实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的首要工作，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国家各具特点的公司制度的利弊得失，选择自己的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然后要研究向公司制过渡过程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如原有资产的评估、大量多余职工的安置、过度负债的处理、与本企业主业无关的企、事业的分离等等，并寻求利多弊少的处理办法。在设计出改革方案后，慎选对象，分期分批
16、地实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拉迪对此做了评论。25 日下午，外方 10 位专家与中方主要负责人一起和国务院领导会面，在会见中，外方专家的发言精炼、简洁，我们愿意给读者更准确的信息，因而将这几位经济学家的发言完整地呈献给读者。 （以下短文根据当时的发言顺序）保罗米尔格罗姆首先，我代表参加会议的外方人员感谢您的接见。同时，我们一致认为，由于会议组织者的出色努力，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我们中的部分人在开会前访问了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广州、顺德、中山、珠海和深圳） ，并参观了九家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次会议一共讨论了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组织和治理结构，特别是内部人控制问题，我们讨论了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可以使经营者与投资人的利益比较一致。在这方面，银行可以起到监督作用。第二个题目有关企业与银行的财务关系，我们讨论了债务重组的方法和破产程序的设计。第三个题目是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配套才能保障上述的微观经济改革，这包括如何继续推进财税改革，减低通货膨胀，以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我首先引入内部人控制这一概念。这是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