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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吗？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吗？读诺迪克新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何帆缺乏证据的信念缺乏证据的信念开放政策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信念是：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据说，随着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采用“国际惯例” ，一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会高涨。既然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已经相当之高，而发展中国家却大多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这种由开放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更多地会由发展中国家获得。由此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推论：即发展中国家一旦实行开放政策，便能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奋起直追，最终达到“趋同” 。表面上看来， “开放政策
2、带来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很容易令人信服。一方面，早在亚当斯密的那个年代，经济学家便已指出，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得利。迪克西特和诺曼（Dixit and Norman)证明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至少不劣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他们的论证简洁优美，堪称经典。另一方面，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崛起举世瞩目，更令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人们发现，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多是靠贸易起家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对外贸易额甚至比其国内生产总值还高，是当之无愧的“超级贸易经济” 。再看看依然封闭国门的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却江河日下，孰优孰劣，不是泾渭分明吗？然而，最近的经验检验结果
3、却发现，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开放命题”的反思。这些“反潮流”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诺迪克教授(Rodrik)的一系列著述。诺迪克是一位土耳其国籍的哈佛大学教授，算来他也是来自发展中世界。1981 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5 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辗转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教授。诺迪克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新一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数本著作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如全球化是否已走得太远(1997)、 全球贸易的紧迫问题 （1996,合著） 、 神
4、迹还是人力：东亚奇迹的经验 （1994,合著）等。此外，他在政治经济学 、 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上还发表了许多倍受重视的论文，如为什么越是开放的国家政府规模越大 、 政策改革的实证经济学等。1999 年他又推出了自己的新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 。这本书集中表述了他对“开放命题”的反思。本文便是对他的这本新著及其它有关研究的评介。有关“开放命题”的经验研究始于萨克斯和瓦尔纳（Sachs and Warner）1995 年的一篇论文。他们考察了开放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论甚合于主流信念，即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实行封闭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萨克斯和瓦
5、尔纳提出，所谓封闭的贸易政策，应至少满足以下 5 项指标中的一项：（1）非关税壁垒覆盖贸易额的 40%以上；（2）平均关税税率超过 40；（3）黑市汇率与官方汇率的价差超过 20；（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5）主要的出口实行国家垄断。反之，开放的贸易政策则应是以上 5 项均不符合。萨克斯和瓦尔纳发现，平均而言，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 2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萨克斯和瓦尔纳也不得不承认，开放政策和其它一系列国内改革往往同时发生，所以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在其它改革不出现的情况下，仅仅实行开放政策会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诺迪克和其他的研究者们指出，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开放标准存
6、在问题。关税税率和非关税水平一向被认为是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但如果在那 5 项特征中去掉这最关键的两项，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回归结果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如果在那 5 项特征中仅考虑这最关键的两项，则回归的结果不再具有显著性！诺迪克自己的研究发现，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对初始收入水平、初始教育程度、区域因素、开放政策等一系列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总是发现开放政策只有微弱的显著性。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投资率和宏观经济失调指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则相当紧密。投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越深，经济增长率也越低。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为什么经济
7、增长如此重要？如何解释这种经验检验与主流信念之间的矛盾呢？可能性无非有三种：要么是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据说是“开放命题”的理论基础）错了，要么是经验检验有缺陷，要么是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存在误解和迷信。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固然，从巴格瓦蒂（Bhagwati）早期的成名研究，到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均提出了贸易可能导致某一国贫困化或是对某一行业不利的特例，但特例始终只是特例而已。自由贸易能够促进世界福利的提高，这一道理可以说是颠扑不灭。第二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在没有出现更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结论之前，我倒是相信
8、诺迪克的结论大致上是成立的。因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反省的乃是人们如何误读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轻易地虚构出了一种流行的迷信。不妨回过头来，仔细琢磨一下“开放命题”的提法与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卢卡斯和杨在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的经典研究中早就提出，传统的贸易理论证明的是自由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而非增长率的影响。换言之，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和创新，因而谈到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国际贸易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并非一回事。而根据罗默（Romer）的研究，由于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先进
9、者愈先进，落后者愈落后，由贸易带来的增长将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获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反而可能越拉越大。当然，这也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注定与经济增长无缘，但正如鲍莫尔(Baumol)所指出的，并非只要是一穷二白就一定具有后发优势，只有一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之后，才可能有效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这主要是通过进口而非出口） ，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说来，与其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如称它是催化剂。看来，问题就出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许诺的只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信奉“开放命题”的人们要求的却是动态的经济增长。从理论到观念， “惊险地一跃” ，结果失足了。这又引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
10、题：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看重经济增长？为什么单有效率并不能使人们餍足，而非要要求更多？一国的经济政策包括多重目标，这多重目标间往往相互冲突。在这种条件下，政策目标的取舍就反映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观念舆论的转变。在本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收支平衡乃是各国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金融资本的政治优势。20 年代后期，英国为了在恢复的金本位制度下维护英镑，可以泰然接受 10的失业率，这在今日几乎是不可想像的。1892 至 1897 年间，美国政府为了抵抗对美元的投机，坚持不放松银根，不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金融动荡。但是，在一战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
11、化。工业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人组织起来之后，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压倒了资本的利益。结果，国内政策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国内经济政策中，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又成为首要的两个目标。我试图在此提出的一种假说是：在发达国家，数量众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获得一个收入前景看好的工作最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他们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通过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管理的证券投资。他们的利益不同于数量越来越少的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关心的是如何保有一份尽管收入较为菲薄但却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利益也不同于传统的大银行家，大银行家只看重与自己的
12、业务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势头，而证券投资则更受基本面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相信政治决策是根据“中间投票者”即中产阶级的偏好制定的，那么不难理解，何以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压倒其它的经济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第一代执政者大多属拥有“超凡魅力”和至高权力的“民族解放之父” ，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酷似私人企业主对自己家庭企业成长的关心。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领袖的光环已经褪色，他们必须寻找新的义理性来源。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的恰恰正是义理性的提高。由于相对地缺少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只能简单地以经济增长率指标向人们许诺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也可以迎合其它的利益集团。新兴的民族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潮水
13、中涌现，经济衰退则许多尚在创业阶段的企业便纷纷搁浅。执政者也可以说服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方相信，经济增长意味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潜力的壮大。地方政府和部委官员常常比中央政府更热衷经济增长，这其中的奥秘不过是他们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源泉倘若我们接受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呢？什么又是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切实有效的政策呢？近年来涌现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再度唤起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这一理论的发展博大精深，我希望能有机会另文介绍。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谈论诺迪克教授在其新著中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的几点：（1）开放政策本身并
14、不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开放政策可能是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非一个充分条件；（2）不仅如此，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最值得警惕的是开放对国内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政治稳定；（3）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国内因素，诺迪克尤其强调国内投资的重要性；（4）一国经济增长政策的要诀是：促进国内投资、维护政治稳定、辅以对外开放。但政策措施的具体形式靠各国政府以自主性和创造力去探索和试验，而非简单地套用“国际惯例”或指望国际经济组织的锦囊妙计。所谓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实不过是经济学中的老生常谈。在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其它更新奇的事物之前，他们只知道投资是最重要的。其
15、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旧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无非是，前者指出投资中凝结了技术创新等因素后会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而后者却只是看到常规投资符合规模收益递减的特征。50 年代发展经济学强调的也是投资的重要性， “大推进”也好， “双缺口”也好，莫不如此。遗憾的是，人们后来觉得这些学说似有“计划体制”之嫌，就不愿意再提了。如今， “华盛顿共识”成了时尚，主流经济学家改为四处兜售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加上对外开放，包治百病。尽管克鲁格曼在一次演讲中谈得兴起，就曾说到规模收益递增理论可以给“大推进理论”以新的诠释，但注意的人似乎并不多。诺迪克对东亚奇迹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新的启示。按照流行的看法
16、，东亚四小龙是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增长的典范。诺迪克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尽管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它们出口的基数很小，所以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60 年代韩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 5，台湾的这一比例也仅为 10。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仅为 1/4 左右，由此推算，制成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为 12左右。这么小的出口规模，如何才能带动如此高速度的国民经济增长呢？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韩国和台湾在出口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投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那么，这是否表明出口增长会带来投资水平的提高，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呢？诺迪克举了两个反例：一是土耳其 80 年代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出口也高度增长，但在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水平反而下降，二是智利在 198283 年经济危机之前，投资兴旺但出口不振，到了危机之后，出口形势较好，投资水平却反而萎缩了。在诺迪克看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乃是投资水平的大幅度飙升。他发现，在经历了“投资过渡期” （即在这一时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