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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土文学史中的莫言乡土小说乡土文学史中的莫言乡土小说郭群（漳州师范学院教育系，福建漳州 363000）郭群（1978） ，女，江西吉安人，暨南大学 2006 届硕士研究生，漳州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摘要：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乡土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应该说莫言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因此，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中国乡土小说背景中将有利于突显出其在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与写实主义和写意主义乡土作家不同，莫言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关键词：乡土小说；莫言乡土小说历来评论界大都将莫言小说定位为先锋小说或新历史小说，但综观莫言的作品，可以看
2、到其中大多是以乡土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应该说莫言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因此，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中国乡土小说背景中将有利于突显出其在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在笔者看来，与写实主义乡土作家对农村落后和农民蒙昧的痛心疾首不同，也与沈从文等人对乡村乌托邦式的建构有别，莫言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其小说的主题与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使得莫言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史上成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存在。一一 乡土文学史中的乡土面目乡土文学史中的乡土面目20 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于乡土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谋求现代化道路的先驱者们从一开始就认识
3、到民族的解放就是农民的解放，他们把农民问题摆到了首要位置，不同时代的乡土作家们都曾经以各自的方式和姿态呈现着自己所理解的乡土大地。追溯整个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基本上存在两条不同的潜流：一条是以鲁迅为始作俑者，并在他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群，对乡土苦难和悲剧的关注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主题，他们秉承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叙写着乡土苦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现实主义逐步畸形发展，由单一的现实主义直至发展到畸形的现实主义，新时期乡土作家基本沿袭了鲁迅开创的以写实为主的创作路子；另一条是则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他们以诗意化的写意笔法书写心目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4、，当代为汪曾祺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提到， “20 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以苦难作为历史/现实本质而构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现代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伤则是其根本任务。”1“文以载道”是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传统，他们始终摆脱不了那种拯世救物的社会责任感，回顾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大多数作家最初走上创作道路的动机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目的。现代作家对于民间疾苦的关注往往糅和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通过作品诉说农民苦难，表达真诚的同情和义愤，写出了乡土中国日趋破败的时代悲剧，传达出一种凝重抑郁的时代氛围。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这些乡土
5、小说作品，仍会被其中所萦绕的一种浓重的悲剧氛围和压抑感所笼罩。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首倡乡土文学创作，反叛了传统文学的“团圆主义”倾向，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对民生与乡村苦难的描写，以犀利透辟的现实批判为主导思想，重在揭示乡村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乡村在他们笔下，成为落后中国的整体象征。废名、沈从文、孙犁等人所开创的田园浪漫主义乡土文学流派带有文人的乌托邦理念色彩。他们笔下的乡村世界是浪漫化或者说是文人化的，传达出作者对故土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现代文明侵蚀的抗拒，重在讴歌乡村社会中纯朴的自然美、人性美，他们对美和善的关注显然大大超越了对丑和恶的批判以及对乡土苦难的关注。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很少
6、能看到透彻骨髓的沉痛和悲悯，它们很少涉及乡土苦难，即使有所涉及也透露出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的美学特征。这类乡土文学以写意为主要表现特征。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致力于对国民性和封建文化的批判，是对老中国儿女悲剧生活的同情和怜悯，对于旧制度的血泪控诉，旨在打破整个中国凝固的农业社会死寂的状态；那么这些对乡土怀有乌托邦理想的作家，则以其眷恋的笔调企图挽留住大地最后一方宁静安详的乐土，是对古老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乡土风土人情的礼赞和美化，是对于现实社会苦难的忽略乃至漠视。 “显然，无论是对乡村现实的悲悯还是浪漫的诗化，都不能看做是真正的乡村民间 ，而是文人的民间 ，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已经不是
7、民间了。 ”2左翼作家作品中虽常描写农村破产、丰收成灾， （如叶紫的丰收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但往往流露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政治空洞化和形式化使乡土小说更多得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诸多农民形象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一群没有生命力的不真实的符号。长期以来，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写意的手法基本上销声匿迹，在创作方法上一味崇尚现实主义，艺术上则追求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这一点从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到李准、马峰等人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几乎没有多少真实地反映乡村百姓疾苦的作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包括柳青、周立波等在内的诸多乡土作家，大多带着明确的政治意
8、图去创作，以当时的方针政策来演绎、图解生活，往往主题先行。即使是赵树理那极富民间色彩的乡村民间叙事，所承载的仍然是“农民启蒙”和“政治启蒙”的内容和主题。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乡村的真实状况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我们极少见到对农村苦难生活的描绘，他将民间的生存现实理想化了，其作品大部分是以喜剧面目出现的。 “事实上，过多的、过分的这种基调（乐观积极的）的设置与生活本身产生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连续的政治运动和经济上的穷过渡 ，使得乡村仍然充满贫困和悲剧；另一方面，乡土作家似乎无视生活的忧郁而仍然充满乐观的自信将作品写得通体光明温暖。 ”3乡土文学被扭曲着，既鲜有文学的意味，更缺少乡土的气息。这不能
9、不说是乡土作家们的悲剧，也是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悲剧。 “中国大陆 60 年代的乡土文学经历了从问题到歌颂 ，再从歌颂到典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学距离真正的现实生活、距离真正的现实主义是越来越远，虽然它始终标示着现实主义的口号，但实质却在经历一场现实主义残酷的蜕变。理念化、政治化、工具化，使乡土文学正逐步堕落为政治宣传的奴仆和现实生活的背叛者，这一过程，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高峰。 ”4 可以说当代在新时期以前基本上看不到对乡土苦难和悲剧的书写。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创作无论在艺术风格的追求、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张炜、韩少功、贾平凹和高晓声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大多以
10、“现代文明”的角度观察乡土，通过与这种“现代性”的比较，乡村和乡民再一次表现出落后、闭塞与蒙昧的特性，他们的作品再一次彰显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主题，从创作方法上看，基本上沿袭了现实主义的路子。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作家涉及到乡土苦难，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于封建社会政治和宗法制度对人以及人性的摧残和践踏，对于人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动荡和无奈等都有所揭示，尽管这部小说结合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比如魔幻色彩和象征手法等，但从总体上而言，它仍然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此外，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它们大
11、多揭露了传统文化的重负或极左的政治路线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往往以动乱年代为背景演绎一幕幕乡土悲剧，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非人道本质。这些作家大都是以现实主义笔触来反映农民在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制约中的生存苦难的。回顾整个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写意主义不同程度地回避或粉饰了乡土现实，单一的现实主义会使乡土文学走向单调，而畸形的现实主义必然会导致中国乡土文学的危机。于是，寻求创作手法的更新便成为摆在新时期乡土作家面前的新任务，随着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和文学理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影响的深入，不少乡土作家开始借鉴现代主义的形式，使得乡土文学展现出了崭新的面目， “乡土内容与现代主义的形式有着某种悖反因素，但也有着共容的
12、契机。这两者若能真正的相互交融，不但能使乡土文学扩展，丰富自己的表现力，还能更深刻、更复杂地揭示反映人的复杂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从而使乡土文学步入一个新境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5莫言所承继和开创的正是一条现代主义的乡土小说创作道路，由此，探索莫言乡土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的独特及重要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二二 莫言乡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莫言乡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如果说写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乡村是苦难蒙昧且丑陋不堪的， “田园派”乡土小说中的乡土面目是经过加工的精致的梦幻家园，那么，莫言笔下的农村则是粗砺的、活生生的，他的小说似乎捧在手里就能闻到乡村原有的驳杂气息。莫言承袭了写实主义乡土文学对于苦难
13、和悲剧的正视，而且描写得更为真实丰厚、深刻和撼人心魄，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莫言的艺术手法继承并突破了抒情乡土小说的传统，但和他们不同的是，莫言没有回避或遮盖乡土大地的历史和现实苦难。首先是叙事方式的突破，表现为在文体风格上有着强烈的先锋意识和实验精神。莫言具有超越常规的艺术见地以及永不停息的反叛精神和创作激情，他是一个有大爱大憎的作家，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感和对生活、语言等敏锐的捕捉能力，使他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激情。莫言早期的小说春夜雨霏霏 、 售棉大道等在格调上欢乐、明朗、优美，在艺术手法上基本属写实，那个时期他仍然困守在对文学的政治图解当中，一度在困惑与迷失中找不到创作的方向
14、，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显然无法使他那种如岩浆地火般的激情得到有效而畅快的发泄。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从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处多有借鉴，阅读川端康成的雪国时，莫言从中得到启示，发现小说其实可以表现身边的任何事物，可以尽情地放飞自己的感觉，突出自我主体意识。 白狗秋千架就是得自于这种灵感的闪现，在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的字眼，也是莫言“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的认同” 。6此后莫言从现实主义、刻板化创作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创作思想和技巧的改变使得莫言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独一无二的感觉和语言能力得到释放，并真正激活了他内心深处对故乡的记忆。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 、 丰乳肥臀
15、，再到生死疲劳 ，生存的困苦、死亡的解脱代替了早期作品中的欢乐与和谐；狂欢化的叙事、幽默和魔幻等手法代替了早期写实性叙述的凝重。莫言不断地在进行着艺术试验和技巧更新，不断地以“新” 、 “奇” 、 “怪”冲撞着中国文坛，但他之所以没有像一些先锋作家那样最终走向了艺术创作的穷途末路，在于他没有刻意单纯地进行形式的试验，在于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始终有一种生动而深刻的内核，或者说技巧上的不断变化只是为了更真实更深刻地表达主题。 其次是写作立场的不同。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都为表现风云变幻中的农村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他们却很少是地道的农民，他们大多是农村的富家子弟，在农村度过自己的童年，对农村有着或深或浅的
16、记忆，而后走出家乡求学或求职，或者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村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当代新时期钟情于乡土题材的作家往往是那些曾经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右派”或知青作家，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比较熟悉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有农村生活的感受、有沦落中的感叹，也亲眼看到了乡土的悲苦，但他们笔下的乡村与真实乡土面目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毕竟时过境迁。无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鲁迅，还是其追随者鲁彦、蹇先艾等“乡土作家群” ，无论是解放区的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还是新时期的张炜、韩少功、贾平凹、高晓声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时过境迁之后，他们跳出了农民的圈子，和农村农民拉开了距离。他们都是以相异于农民的身份去看待农村的，启蒙主义者有着为农民的苦难和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革命家看到的是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苦大仇深的咆哮了的土地， “工作干部注重的是开展各项工作遇到的问题，文化人赞美的是乡村田园的情趣，异乡客思念父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