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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邹吉忠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基本上是种话语理论。在它看来，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不过我们透过后现代主义者对话语(或文本)意义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所谓“文本”并非自有其意义，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这要求我们不能对后现代社会理论做寻章摘句的分析，而必须透过后现代主义文本分析其社会思想实质。我们所选取的四个代表人物在社会理论上切入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却可互为补充：福科以其规训与惩
2、罚为中心，对现代社会的权力压迫机制进行深刻历史研究和理论透析，他展开其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是对现代社会压迫机制的揭示；德勒兹和加塔利运用改造过的弗洛伊德欲望理论，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和瓦解；利奥塔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出发，运用语用学方法，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诠释后现代社会状态；鲍德里亚的独特视角是对人在未来社会生存策略的设计，他主要考虑的是高科技社会的一般特征、以及人在这社会的生存状况。后现代社会理论虽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它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它对社会只是进行微观分析。由于拒绝辩证法和总体化的方法论，后现代理沦只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对
3、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社会概念则一味拒斥。这既是它的优点，但局限性也存在于此。就其优点言，微观分析看到现代权力运作和制度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就其作为缺点言，微观分析大多是一种文化分析，忽略了那些对我们社会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资本、国家、阶级、制度等社会因素这使后现代主义在社会作用上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找错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其次，文化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社会理论，并用文化理论(即话语理论)来置换社会理论，其认识论根源是对“外在实在”的否定，由于“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否认任何种类的假定独立于个体精神过程和主体间沟通的实在观念”，因而在他们看来，任务不在于提供现实，而在于
4、发明各种隐喻性的谈论方式，以便使无法呈现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这种置换的逻辑是：在解构语言所指过程中把语言本身当成实在，所指的实在性只是在语言的上下文中确立起来的。这种唯心主义思路在社会理论中显然不可能贯彻到底、这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超出文本上下文关系和话语范围去谈论社会的本质和变迁，“对客观的、可观察的、可触知的、可控制的空间提出了诘难”，这些都是他们回避不了的实在。他们这种回避态度倒充分表现出他们对现实权力结构的无能，因为他们否定了建立新的合理权力替代不合理的现代权力的可能性但他们却试图要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最好的最公正、最适当、最真实，这不能不使他们陷入尴尬的情形中，这也证明：任何文化理
5、论须有坚实的社会理论作基础，否则难有真正的解释力。再次，无构想与目标。(在定程度上)除德勒兹和加塔利之外，“后现代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似乎它的目标就在于批判和否定现代性，对后现代社会则少有构想和说明。在政治上祟尚犬儒主义，他们拒绝行动，回避选择，对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都不接受、不参与、采取超然和冷漠态度。主张“后现代退却”。认为如果抛弃一切，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或文本的解构走向的是对现实的辩护、无奈和投降。这种态度与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是一致的。最后，后现代主义者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或个
6、体的社会。”在此，主体失落在冲跨个体的各种解构的滔滔洪水之中。在解构和“处决”了现代主体这一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建构中心之后，后现代社会理论把目光转向被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他们作为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是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对象：后现代理论试图从这些人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这种对现代社会理论所忽略的东西的关注是有意义的，但并未建立起后现代的、新型的社会理论。对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的死亡”的观点，我们要做辩证的分析，就其目的要消除行为者即主体的责任而言，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谨防的；但它在另一方面则要抬高“读者”的地位提出“读者主权论”，把读者看成是
7、一批情趣各异、精神饱满、争强好胜的人。然而吊诡的是：“如果权力被赋予了每个读者，那么更多的权力感觉就纯然是一种幻觉。”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美拉什（S.Lash）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话语对象，但是它还未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还未成为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对象。本文作者的目的，就是本着严肃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系统的社会学描述。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类型，而是一种文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表征的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文化的意义状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差异，因此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文化领域消除分化和差异的过程。如今，“后现代主义”一
8、词已是家喻户晓了。在不少国家里，那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电视里播放着无数的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节目。从洛杉矶到柏林，发型设计师和年轻人经常光顾的时装店的营业员都听说过后现代主义，甚至可能对它还有自己的观点。在世界的主要都市里，那些能说会道的出租车司机总会把客人载到他们城市的市区，在那里就会发现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物。后现代主义一词在流行的同时，也变成了某种到处传播的陈词滥调。只要与文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的学术刊物，都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稿。各类出版社也不怕难为情地争相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自己的新丛书装门面，有的就直接把后现代主义标在书名中。然而，后现代主义一词却使
9、不少具有左倾政治信念的严肃学者和知识分子感到心里很不自在。一些刊物的编辑自豪地宣称，他们从未刊登过一篇有关后现代性的文章。1987年 12 月在法兰克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领袖人物格洛茨（P.Glotz ）召集的德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一次历史性集会上，“后现代”一词频繁出现，当然，它只不过作为一个被嘲笑的字眼出现而已，而非漫骂。可是当 1989 年夏我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由 5 年前仅局限在对城市居住区的建筑风格的争论，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和公众生活中的主要趋势，尤其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加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圆桌会议
10、和研讨会。因为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主题更能吸引人。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多多少少都在谈论后现代性，而且每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都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专家了。即使当“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完全地丧失了它的文化价值，而且公开承认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令人难堪的情景下，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和出版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这种新的文化范式的反对者，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就与后现代主义的热衷者同样甚至比后者更加关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一直处于人们关注的中心，固然有诸多原因，但最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的代沟问题引起的。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是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期
11、。在这期间，后现代主义如同 60年代末已经达到成熟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处于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在年轻人中间，毛头小伙子比起他们的学院派同龄人来说，一般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可是，那些年纪比他们大一截的“六八式”教师们则不能容忍他们明显的“文化主义”思想，就像 50 年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一代人不能容忍这些“六八式”一样。后现代主义作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看来人们今后仍会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要是没有后现代主义，那么，当今思想舞台上会上演什么呢？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无批判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赞扬，如法国社会理论家和评论家鲍德里亚（J.Baudrillard ）。另一方面则是大多
12、数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后现代主义的拒斥、攻击和道德哲学上的警告，如哈贝马斯。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的、伦理学的和哲学的论述对象，却并没有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它还没有成为严肃的社会学的分析对象。这种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我的目的是，要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或文化）科学的概念，从其所处的被人或褒或贬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我要说服科学界和政治左派都去严肃地对待后现代主义。要完成此项工作，我想首先必须使后现代主义“可操作化”，就是说我要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描述。然后，我要对这个文化“范式”作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社会学阐释。科学哲学家们如迪昂（P.M.M.Du
13、hem）和彭加勒（J.H.Poincare）都认为，简明性是科学理论的一种优点。简明性意味着建立把复杂的具体现象高度抽象化的结构模型和范式的必要性。不过，我会运用大量的具体现象为例证，以使读者诸君信服我的纲要性的描述模型和解释模型的正确。本人并非后现代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民众主义者”，而根据我的爱好甚至可以说是个“生意人”。我喜欢足球运动，并且仍在打篮球。每当晚上回到家中，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收录机听上“迈阿密之声”播放的几段乐曲。我还喜欢在纽约城的爱尔兰酒吧里小斟。我认为马丁（S.Martin）是一位上佳的喜剧演员。而且在我看来，科勒（Klee）和康丁斯基（Kandinsky ）在
14、视觉艺术领域不用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沃霍（Warhol）和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以及如今的贝斯利兹（Baselitz）均难望其项背。我的确认认真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合法性和“自然的权利”。我本人目前的研究程度模式毫无疑问是完全理性主义的。这种模式的运用，始终都必须面对明显地存在于“文化的”现代主义和经济的、社会的现代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的解释与艺术的解释之间的差别。我还认为，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并没有为政治左派提供有利的阵地，而现代主义为左派进行文化斗争提供了有利的竞技场。但是，我希望在本书中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的
15、状况：我们今天全都生活、工作、爱和斗争在于此的文化领域，已经弥漫着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若果真如此，那么左派忽视后现代主义便是很不明智的了。本书要探讨几个论题。第一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第二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对它做出社会学的说明。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既不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也不是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社会类型，即在人们谈论工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社会。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只局限于文化的领域。后工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是一种严格的经济特征，而不是文化特征。因此，正如很有影响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作者利奥塔（J-F
16、.Lyotard）所认为的那样，后工业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处于一种协调性的关系之中，而且是处于与一种重要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的协调性关系之中。描述性的后现代主义：一种意义状况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严格地说是文化的。它确实是一种文化的“范式”。文化范式，与科学范式一样是一种时空结构。在“空间上”，它们构成一种具有或多或少的柔韧性的符号结构，当这个结构因弯曲太大而发生变形时，它便开始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文化范式。在时间上，与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或福柯（M.Foucault）的论述一样，它们的形式会存在一段时间，然后就瓦解了。当帕森斯（T.Parsons ）在他的社会行为结构中，根据对某一宗教所接受的宇宙观是内在性的还是超验性的区别来描述宗教时，他就是在开始描述文化的范式。或者说，当韦伯在追溯古犹太教的四大因素理性主义、普遍性、超验和伦理学的历史时，他实质上更是在描述一种文化范式。这四个因素是犹太教得以存在的条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文化范式，例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巴洛克式风格和哥特式风格，等等。尤其特别的是，我把后现代主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