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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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许多中国人有乌托邦的情结。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有句口号：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想的说的是多么的美好！实践的结果是：坏人放过不少（许多案破不了），好人也冤枉不少（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难免逼供讯，造成冤案不少）。两方面目标均未达成，漂亮的“愿望”终成泡影，美好的“口号”终成了乌托邦。 美国司法界也有句口号：宁可放掉一千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美国人知道“惩治坏人”和“保护好人”，不是处处都能统一的，就自觉地作出选择，先“保护好人”，后“惩治坏人”。两者有矛盾时，以“保护好人”为重，宁可“放掉坏人”。美国的刑事判决，只有当十二位陪审团成员

2、，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才能定罪。所以，美国的冤假错案就很少（当然也会有），同时也“放掉”了不少的坏人。我倒不认为美国的司法结果一定好，我想说的是，美国人提出的口号实在，可以做到，不至于成为乌托邦。 一直以来，我国政界流行一句更响亮更完美的口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口号是何等的诱人啊！在高兴之余，我们是否追问过，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漂亮的空中楼阁，一个更有迷惑性的“乌托邦”呢？让我们一同来细细分析一下。 原则性就是我们要坚守规则（法律、规章、文件），灵活性就是我们在执行时可根据“需要”临时变通规则。原则性是普遍主义的理念，灵活性是特殊主义的理念，理念的归宿是不同的。一个“坚守”，另一个“变通”，

3、一个“普遍”，另一个“特殊”，怎么“结合”？结合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共同来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原则性”，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灵活性”？“灵活性”可以灵活到怎样的程度？谁来掌握？实践证明，用不用“灵活性”，用到怎样的程度，一般办事员是无权决定的，因为灵活性的“标准”是在有最后决定权的领导心里。为此，会带来如下后果：第一，强化了“人治”。既然领导有了变通规则的权力，那么规则算什么？要你变通你就得变通，要你变通多少你就得变通多少。自然就有了“黑头不如红头， 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的现象。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将永远是人治的社会。第二，增加了“腐败”。既然规则可以变通，自然就有利益

4、人和利益集团，为了从“灵活”中获取特殊利益，向有“灵活”决定权的人寻租，两者合谋共享利益，倒霉的是公众。在这样的境况下，不腐败才怪呢。第三，降低政府公信度。规则是国家（代表人民）、各级政府意志的体现，规则可以变通，就等于政府说话不算数，没有诚信。长期以往，谁信法律？谁信文件？谁信政策？信的只能是领导手中的权力。第四，降低行政效率。为什么法律、文件规定得很清楚的公务，下级还要向上级一级级汇报？为什么我们要热衷于开会？为什么领导那么忙，常要加班加点？原因是“灵活”的标准在领导心中，有时还不知在哪一级领导心中。 “汇报”是要打听一下要不要“灵活”，怎样“灵活”；“开会”的一项内容是要布置怎样“灵活”

5、。 “忙”主要是忙在“灵活”上。所以，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很庞大，这是“灵活”的代价。 在西方的行政文化中，面对规则，是坚守“原则性”而鄙视“灵活性”的。所以，他们建成了法治社会。公务员照规则办事（少有请示、汇报），利益者寻租机会很少，政府的公信度高，公务员队伍小，政务员也挺清闲（有县长照当医生，照常度假）。 可见，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后果，只能是“灵活性”越来越强大， “原则性”越来越弱小。它们的“结合”，是狼和羊的结合，是允许“灵活性”慢慢吞噬“原则性”，最终导致政府“人治强化”、 “腐败加重”、“公信下降”和“效率降低”。 那么，如此多的乌托邦是怎样出笼的呢？我认为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还比较强大，对人性过度信任，以为公务员“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第二，许多领导对“对立统一”观点有误读，将“矛盾的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读成“对立的双方既是矛盾的，又是不矛盾的。 ”以为“统一”就可以消解矛盾，不知“统一”的真正含意。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哲学观，就会带来这样的行政文化。 没有行政文化的改造，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