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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章清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不易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对中国的意义自然不可低估。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应该说，这算不上新问题，稍早杜维运先生即撰文涉及此问题，近年更不乏学者立足“历史主义” （Historicism）或“大写历史”（History） ，对此进行了探讨。这些文字均强调了进化论学说所具意义，相应的也判定在中西沟通过程中，史学
2、交流是“极为后期的事” 。2进化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构成中国解读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思想学说，当无疑问。但我想强调的是，理解中国之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其视野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 实有必要将问题追溯到与中西交往差不多同步发生的一幕中西历史之“合和”。所谓中西历史“合和” ，是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其中所蕴涵的话题绝非一篇文字能讨论，这里只是就其与中国“新史学”形成的密切相关性，略作论述。3史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正由于此，以往论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在中国之确* 本文是作者参与德国学术基金会（DAAD ） 资助项目“Exchanges of Knowledge betwe
3、en China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完成的部分成果，曾蒙Prof. Michael Lackner ，Dr. Iwo Amelung ，Dr. Joachim Kurtz ，Dr. Michael Schimmelpfennig等先生多方帮助，谨此致谢。1参见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2参见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 期（1976 年 5 月）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业化与跨学科
4、，见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59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研究者已注意到， “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扩张而来，而随地理观念变化而来的，是历史观念的变化。历史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不仅隐含着关于文明的传统观念的崩坏和转型，进一步的还要承认有其他“先进于文明”的民族与国家存在。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5、000 年，第 2 卷，第 3 编第 5 节“西洋新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页 574-609。2 立，很少着眼于此。梁启超（1873-1929） 新史学开篇已说过，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4今人也持此论，认为在中西学术面临分类转化及整合困难之际，史学“幸运成为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至少在学科建置方面，“首先突破了中西之间的体用对立” 。5就形式而言，这样的估评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如虑及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内涵上的对话，恐怕就不那么单纯。譬如，我们或就难以想象，19、20 世纪之交，学术圈竟会发生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6可见，中
6、国史学之现代遭际，或史学作为现代学科之建立，同样需要纳入中西交流的背景中去考察。这篇文章希望就此所涉及的问题，作简单疏理。所关切的是，中西历史是如何进行“合和”的，尤其是，西方关于“普遍历史”的观念，如何影响到中国历史的书写。一、中国之纳入“普遍历史”有关“普遍历史” （universal history）所表征的对历史演进的理解，下面再作进一步分析。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我们试图去了解构成20 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很容易就会聚焦于“普遍历史”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尤其是以“五种社会形态” 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 即是将中国纳入 “普遍历史” 模式的结果。即使是非马
7、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同样是在“普遍历史”的架构里进行阐述（详后）。只是，结果之外，尚有必要追溯其所由来。实际上，撇开与此直接相关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说，7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所发生的胡适 （1891-1962） 与梁漱溟（1893-1988） ，严复（ 1854-1921）与章太炎（ 1869-1936）之论辩，都与此有密切关联。依我之拙见，这些思想学术史上的著名事件，或都不能孤立看，均涉及中国纳入“普遍历史”之具体环节。本文的讨论，也不妨由此展开。五四时期胡适与梁漱溟的争辩，围绕着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梁在书中强调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律则（即所谓的“没尽的意欲”） ，并据此提出一套理论架构
8、，认为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及成因。梁氏对文化差异性的辨析，4梁启超：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出版，页1。5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见罗志田前引书，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下），页 483。6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页 165-96。7关于这场论战，可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3 遭到胡适的反驳，在胡那里，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 ，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
9、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8很清楚，胡适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即是“普遍历史”与进步理念。因此，胡认为梁的理论太过笼统，却不知其秉承的是将世界历史纳入一个类型的更笼统的看法，难怪梁也予以有力反驳，“胡先生说我笼统，说我不该拿三方很复杂的文化纳入三个简单公式里去；他却比我更笼统，他却拿世界种种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简单式子里去！”9看得出，胡适对梁漱溟的批评之所以不是很有力，在于他对梁氏理论的困局并无了解。如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胡适有时虽然主张“环境决定文化说”，但占主导的思想则是世界历史属于同一轨迹的历
10、史主义的看法，事实是“胡氏所谓世界历史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主义比梁氏的历史主义更为粗糙，也自然无法指出梁氏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了”。10梁、胡之争不过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的一个侧面，东西文化由晚清时的 “体用”之辩转换为五四时的“新旧”问题，实已昭示中国主流思想接受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相较而言，严复与章太炎的争论稍复杂些。我们知道，翻译天演论是严复最大的成功， “自严氏之书出， 而物竞天择之理， 厘然当于人心， 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1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受惠者， 訄书时期就曾热烈宣扬过进化论。章、严之歧异产生于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 。严复接受甄克思（ Edward Jenks，1861-19
11、39）提出的“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还推断中国社会也是由宗法而渐入军国， “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2严复通过译述社会通诠表达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读书杂志第8 期（ 1923 年 4 月 1 日） 。9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哲学第8 期（ 1923 年 12 月） 。10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收入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 ，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
12、89 年，页 28-36。11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 民报第2 号（ 1906 年 5 月 5日） 。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 91-92。12严复： 译社会通诠自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1）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页135-36； 社会通诠按语 ， 严复集（4） ，页 923。4 的对社会演进的理解，也曾激起热烈回响，13章太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甄氏之意，在援引历史，得其指归。然所徵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在太炎眼中， “夫读
13、史尽其文不尽其质， 于藏往则已疏矣； 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实际指明甄氏之书 “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 ， “皮传其说”的严复也并不能很好了解中国。章太炎颇有卓见地指出， “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 ，涉及自然科学之问题， “验之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 ”因此， “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 ”14章太炎对严复的质疑，固可归于其对“反满”民族主义正当性的辩护，却也应看作中国部分思想家对“普遍历史”之抗拒，非一时之见，最明显的是章也据此批评过康有为（1858-1927）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东京发表演说，就针对斯时流行的 “欧化主义”表达了
14、他的不安，同时强调， “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 ”15用不着特别指明，章太炎这里讥斥的，正包括以“三世”仰攀“进化论”的康有为。稍后，他还直指康有为，“好举异域成事，转以比拟，情异即以为诬， 情同即以为是。”这种枉顾中西历史差别， 强行将中西纳入所谓 “类例” ， “何其迂阔而远于物情耶？”16原因无他，“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
15、志犹可。”17既已说到康有为，还值得作些补充。康有为作为近代中国宣扬“三世”说影响最大的学者，似无疑问， 只是好以“生知”自炫的康有为， 在这个问题上也设置了一道障碍，13夏曾佑即指出“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为若”，该书当使人“恍然有悟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 东方杂志 “新书介绍” ，也极为推崇社会通诠一书。参见夏曾佑： 社会通诠序 ， 严复集（5） ，页 1555-1557； 新书介绍社会通诠， 东方杂志第1 卷第 1 期（ 1904 年 3 月） 。14章太炎： 社会通诠商兑 ， 章太炎全集第4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322-37。1
16、5章太炎：演说录， 民报第6 号（ 1906 年 7 月 25 日） 。16章太炎：信史上， 章太炎全集第4 集，页 64。17章太炎：徵信论下， 章太炎全集第4 集，页 59。5 那就是其建构“三世”说的思想来源。照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的解释，“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进化学者，以此为嚆失焉。 ”18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还这样写道，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 “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闇忽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 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19梁氏这一长期被论者奉为圭臬的说法，随着实理公法全书的刊布，已遭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