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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作者 : 腾讯燕山大讲堂供稿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向春 / 漫画否定三纲,肯定五常?子云(主持人) :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
2、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 “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 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
3、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 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
4、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五伦、 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 平等、博爱、 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袁伟时: 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
5、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 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 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
6、是“现代文化”。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 “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
7、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现代性大同小异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1948 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
8、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释迦牟尼, 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
9、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1. 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
10、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 国内及海上、 陆上都有贸易。 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 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2. 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
11、的发展道路。这个新的发展, 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 (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3. 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 ,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
12、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 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要注意的是, 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 社群主义, 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
13、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
14、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 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 “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
15、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 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
16、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儒表法里”不成立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 ,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 “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 ,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