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我的儒学观──与方克立先生商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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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 人类的世纪我的儒学观与方克 立先生商榷(中)三、儒学的历史命运历史上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孔子尤甚。他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超前历史起码两千五百年。孔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及其社会本身,肇端了战国围绕社会人生这个历史主题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形成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样规模、水平和影响的东方文化。这才是原本的儒学,一般称之为先秦儒学或孔孟之道。但当时却曲高和寡,没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只了解一半,还理解错了;孔子旨在外王,他安于内圣。真正成就了一番事业,弟子中威信最高的,还是敢于突破“上说下教”的子贡。 史记. 仲尼弟子

2、列传写颜回只用了一百五十字,写子路用了五百七十六字,而写子贡用了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可见汉代他的影响还很大。 “子贡利品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30)在师徒四处碰壁,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有他不怨天安命,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亦学亦商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请看他的辉煌业绩:受师命求鲁,凭三寸不烂之舌,一路上纵横捭阖,运天下于掌:“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 ”而他自己也“常相鲁、卫、家累千金。 ” (30)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声望有超越孔子之势。鲁国的大夫叔孙武公开在朝庭上宣扬“子贡贤于仲尼”。(18)搞的子贡很不好意思。为了维护老师,就给人家扣毁谤

3、圣人的大帽子。陈子禽不服,当面对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18)他又说人家无知。但无论如何,今天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还得走子贡的路。他最先当面指出孔子思想超前,建议老师实际一点:“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31)2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孔子设想通过礼治德政,经由小康而致大同的主张,当然不被口头上竞相标榜王道、实际上都想称霸、要武力统一中国的有国者所采纳。但他的思想由于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深入人心,广泛流布,服膺者日多,战国时与墨家、道家并称显学。但战国中后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叱咤风云的是纵横家,兵家和法家。出将入相,改革变法。秦用法而霸、

4、而王,也恃法而亡。一味地严刑峻法,反而置国君与臣民于对立的地位,陷入被动防范的不利境地。汉代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适应政治、经济统一的需要,为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封建国家不能容忍众“道”杂陈。汉初,汉儒和老黄学派争做官学,经过七八十年的摸索,逐渐趋向儒学。儒家适应社会已经统一于集权封建制之形势,降志辱身,舍“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道不从君”,汲汲追求大同的崇高理想,从君随势以行小康之小道。 “道”屈于“势”,既是异化历史之必然,也说明士无恒产,恒志难守的历史命运。否则,只有做伯夷、叔齐。 “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者是武

5、帝的丞相田蚡。董仲舒综合儒、墨、法、阴阳诸家一切有益于维护集权封建制的思想,以儒家的小康思想为核心,建立其神学目的论体系,将先秦儒学纂改为汉代儒学。他将儒学神学化,开谶纬神学之先声。本来,孔孟已将民本主义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人本主义的新阶段,即人道主义阶段;现在董仲舒又将它拉回到君本主义阶段,乃至神权主义阶段。这就从民主退回到独裁,从科学退回到迷信。比如,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治国,对百姓以礼相待,君主首先“修己”,遵守君道,即“君君”;否则臣民可以“犯之”, “犯之”而不听,可以“去之”、 “叛之”,用武力推翻它,孟子认为可以“伐之”、 “诛一夫”;而董仲舒却吸取了墨家、法家尊君和

6、君主至上的思想,并初步构成了“三纲”的框架,明儒暗法,兼收仁义礼智教化与刑名法制钳制之效。统治者正中下怀的正3是这些与孔孟之道正相反对的有益于维护统一封建制的思想。这就是董仲舒们对先秦儒学的第一次“现代化”。舍弃了作为儒学宗旨的大同理想,对其阶段性目标的小康思想,也根据集权封建制社会的需要做了根本性的修改。把一个站在人类立场、历史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篡改为维护特定的集权封建制的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就是汉儒或董儒。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就是这个董儒,当权者也不能完全接受。比如,董仲舒虽然主张君主至上,但他在君之上还设置了个“天”,想借天之名约束君,以维护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有一次,董仲舒

7、想借高祖庙火灾针砭时政,差一点被汉武帝杀了,从此再不敢妄言灾异谴告之说。君权成了没有约束的绝对权力。此之为官儒。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遵奉推行、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就是这个官儒。虽然封建统治者独尊的只是官儒;但它既然以儒学为招牌,就不得不把先秦儒学也奉为正统思想,不得不把先秦儒学的经典奉为官方理论和教材。这样,全国上下,从君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学习孔孟之道。这就为孔孟之道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人们可以直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以汉代把儒学称为“经学”。 “经”主要就是先秦儒家经典。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培育了大批能超越官儒和董儒,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和广大民众,减轻了官儒

8、的危害,延续和发扬了儒学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迫使董儒和官儒循着孔孟之道这个中轴线摆动前进,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起作用的不限于官儒、董儒,还有先秦儒学。并且,董儒因其符合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比之官儒更得人心;孔儒因其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而最深入人心。当然,大批追求名利富贵者,从势尊君,唯官儒是依。不仅在士君子中,就是在帝王将相4和平民百姓中,也因自己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正如孟子所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

9、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34)每当王朝没落,统治集团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置阶级、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但又都抓住儒学,特别是孔子的招牌不放,这就玷污了儒学,特别是孔子的信誉。孰不知,腐朽统治者执行的不仅不是董儒,连官儒也不是,更不是什么先秦儒学了。这种倒行逆施,无以名之,且称之为伪儒,但人们往往不求甚解,不辨孔儒、汉儒、官儒和伪儒,这就使儒学,特别是孔儒不止一次作了封建王朝的殉葬品,不止一次造成儒学危机。了解上述情况,不仅基本上可以回答何以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创造出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成为封建时代人类文明的中心和代表,而且也可以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何

10、以落后,儒学长期沦落的主要原因了。中国文化自殷周之际在对天命观的第一次反思中摆脱原始宗教神学,开创民本主义方向以来,就有一种不同见解相互尊重,互补互学的民主传统,并被奉为政治原则。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春秋以来,对天命进行第二次反思,早在孔子之前,晏子就进一步发挥史伯的“和同之辨”,提出“相反相济”的辩证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

11、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昭公二十年)特别是孔子在揭示“性相近”,发现“人”的基础上创立儒学以后,围绕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永恒的历史课题,相继创立了墨、道、名、5法、阴阳诸家,形成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智能,文化空前繁荣,哲学思想非常活跃,成就宏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和同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东西辉映,形成古代两个文化中心。为尔后中国成为封建时代世界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不同学说、学派、主张平等自由论辩文化就发展,社会就突飞猛进;反之,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缓慢,停

12、滞,并潜伏着危机。汉代自武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初期确实起了巩固和促进封建国家发展的作用。但由于违反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不久儒学就成为御用工具,和士君子进入宦途的手段,僵化、繁琐,蜕化为谶纬迷信,丧失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加速了王朝的衰亡。东汉变本加厉,奉谶纬神学为正统,造成儒学第一次危机,使统一的国家陷于分裂达四百年。董儒可以维护封建制度,等而下之的官儒只能维护封建王朝二百年左右。幸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原始民主传统,经天命发展为民本主义,又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加强了学术民主,自由争鸣的文化传统,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并不象近代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完全禁止,扼杀非官

13、方思想;“独尊儒术”也只是奉儒学为官方正统思想,并不禁止其他学说在非官方领域流行。即使当权者也可以兼好他学,且相互标榜以为渊博、高雅。仅泥于儒学一家,反被视为浅陋。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包括儒学在内的各学派,都是在学术自由、宽容的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儒学从孔子开始就以更大的宽容态度,尊重不同见解。这种学术民主的空气影响深远。即使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不太昏庸的皇帝也往往允许,甚至提倡不同学派、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开争论,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有时发展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有的皇帝也热衷于提倡,甚至主持这种讨论,甚至可以公开6当面和皇帝辩难。不同学派学者争论切磋,更是常事。并不象现代人所

14、想的那样,封建社会就钳制思想,禁止、迫害不同学派和学者。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能创造灿烂文明,成为文化中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只是到封建制度行将灭亡的时候,在明、清的中后期,才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导至中国落伍。现在接着谈汉代“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学蜕化为谶纬神学,造成儒学危机的问题。汉末儒学为朝野所卑夷。清议清谈之风起,道家学术大兴。汉王朝文化政策导致王朝的覆灭,但并非封建制的衰落。封建集权还处在上升阶段,有生命力。王朝的更迭正是封建制不断更新波浪式发展的形式。董儒作为适应封建制的意识形态仍然有生命力。魏晋时期崇尚周易、 老子、 庄子的玄学家大多出身儒学世家,是穿着道袍的

15、儒家,他们弘扬道家正是为了摒已堕落为谶纬神学的伪儒,而拯救董儒和孔儒。他们以道家的自然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和永恒。王弼说:“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人谓玄学是道家;其实是儒道融汇,以道证儒,儒道互补,仍以儒为主。玄学是儒学的新形态。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玄学阶段。战国儒道并称显学而对立:“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汉初崇尚黄老,儒道互绌如故。董子将儒学“现代化”,综合吸取的也主要是法、墨、阴阳家有益于中央集权的思想。通常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儒道互补,主要始于魏晋。汉代“独尊儒术”,除了儒学蜕化为谶纬神学,葬送了西汉,东汉两个王

16、朝,儒学籍道家之助复兴,进入第三个阶段,还有两个重大结果:一是西汉末(一说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二是东汉初期道教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较宽松,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在对官儒,伪儒的批判和对董儒,孔儒复兴中进入玄学时期。强调个性解放、人格自主的道家思想得到肯定和发扬。其实,这些思想在孔子建立7的儒学中早就有了,是孔子率先倡导独立人格和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只因当时礼坏乐崩,实现统一是首要任务,孔子集中精力解决社会问题,相对而言,这方面的思想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如今在道家思想的激发下也得到发扬,这就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形成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先秦以来第二次文化高潮。为封建发展到隋唐高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新形态,除了使儒学摆脱因独尊造成的危机,形成第二次文化高潮以外,还有个伟大的意义:为迎接几乎是同一层次的异质文化的佛教的挑战做好了思想准备。佛教和儒学同时创立,曾被印度奉为国教。一世纪大乘佛教兴起,比小乘更有宣传力。它外传以争正统做国教为目标,并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此时的儒学,是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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