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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诗歌写作中的政治关怀1 诗歌写作的一些悖论，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当然，从后现代哲学中所谓的似是而非的思维特征来判断这个现象，悖论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既然是一个悖论，人们也有思考之的必要。这个悖论的定义就是：诗歌是时代的反映；诗歌不是时代的反映；或者说，起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反映。 于是，在第一个判断句的内涵里，诗歌和时代的呼应，成为衡量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但是绝非唯一的条件； 在第二个判断中，诗歌对于时代的脱节，或者说背离，是诗歌写作的常态；起码诗歌拒绝成为时代的镜子（像列宁说的，托翁是俄罗斯的一块镜子）。 这个悖论可以和上个世纪最后一些年代的非悖论时期的诗歌做个比较，以
2、利分析悖论存在的条件。当然不用说在五，六十年代，诗人们只能，也只好歌功颂德，甚至有厮磨之嫌。近读老诗人穆旦七十年代的诗做，所谓的时代感呼之即出，但是已经不是所谓的厮磨之做，而是间离之做，是拉开距离以做观察而后投去一弹之做。他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时代的反思之精神。继而言之，什么又是他的反思精神呢？鄙以为，就是他在诗歌的文本中注入的理性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于弥漫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关于异化的思考；由此思考引发出人们对于人的地位及其尊严的追求- 人 2神在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魔， 魔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神祇；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
3、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利得到了胜利！ 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 心呵，心呵，你是这样容易受骗， 但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真理。 （节选自穆旦神的变形） 严格说来，这首形象性较弱而思维性颇强的诗作，尚未将人们在那样一个充满了神魔世界的内在感受完全彻底地再现出来。但是所谓坚冰已经打破，却是不虚之实（我们中的多数人当然还记得关于凸现人道主义之说的那场争论；那场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争论）。穆旦的诗歌在取消神话的层面上欲图恢复人的存在和尊严，这个内涵
4、是当时的艺术的也是政治的呼吁。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类诗歌层出不穷，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产生了有影响的诗3人。无论这类诗人的艺术水准如何，当时的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精神。如，我们引用了一万遍的“我不相信“那首诗，艺术的角度也是不如思维的契入更加来得震撼；因为在据说是同类作品中，在早于此作十年，就有另一种呼喊，叫做“相信未来“。 新诗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自不待言。但是诗歌的创作毕竟不是新闻纸，所以他们在时代的强音试做弱处理的时候，往往游离至生活的表面以外。但是，一种更加深层的回顾却在这类游离中浮现出来。他们和新闻和事件的关系也是看似作者化，个性化了。进而推论之，由于这类文学
5、家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作家和作品也会在远距离近观中回馈于社会，甚至回馈于新闻的产生。比如说，200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笔下的奥斯维辛就是这样一种反馈。究竟是在历史和事件影响着诗人还是抑或相反，看来是两者兼备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近在咫尺的历史事变，从这个世纪初到前一个世纪初。 秋槿，谭嗣同，汪精卫早期的诗歌，承前启后，体制完备。加之诗人本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地位，他们在呼应时代的政治变革方面，是双重的权威。他们的诗歌甚至更加有时代感，有新意，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 。 。 。 。 。都是千古不弃，却几乎已被遗忘的伟大杰作。而七十年代
6、改革之初的诗歌中蕴涵的精神力量，在表现和接受方面，不如说是用，或者说是代用诗歌的名义，做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呼吁，做一个呐喊。不象上述新古体诗歌，做为表现者和接受者，二者统一。在白话统治了文坛近半个多世纪后，表现者和接受者的层面出现了反差。一方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皆训练无素的文革后读者，另方则是稍微接触了中西文化的诗人，二者的间距不大，但是仍旧形成了反差。政治性文本的传播就像传播小道消息一样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在那样一个后“革命4“时代，人们还无暇顾及诗歌微妙的和唯美的倾向，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贵族化和西化倾向了。虽然这个倾向很快就接踵而来了。 中国的这种诗歌政治或者说政治诗歌的局面，很是维持了一
7、个阶段的。究其根源，是因为当时的读者也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美学“文本；我们根本无从想象，一个经历和接受了文革的读者群，会对政治以外的什么美学形式抱有好感和期待。这样的读者群，其实也反过来影响了作者。早就有作者提出“当代中国无大师“（仲维光）的看法，就是要指出，当时的作者的局限性-我们看到的，后来被称誉为什么“圣殿“的诗歌局面，从来也没有在中国这快陆地上出现过-那些苟活一时的诗歌小组的活动既无组织实力，也无思考实力-和俄罗斯的赫尔岑们，曼杰利什塔娒们的大制宏篇相比，根本是两码事。 我就看到过那时候的人们谈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文革书信。如果说确有其做，其诗人在反映着那个时代，也只是一些为茅屋之象做幻
8、想之茅屋的一群，完全是一些比废墟好不到哪里去的精神和物质存在。包括老外，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在内的中国诗歌研究者和爱好者，他们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也基本上没有区分圣殿和茅屋的能力。我们能让他们说些什么政治以外的中国文学吗？我们能够让他们将中国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取消为一种单纯的美学标准吗？（当然，我不绝对排除在那个年代末的非政治性写作和非现实主义美学追求，如“今天“派诗人严力的诗歌，就是一种超前的诗歌作品。 ） 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作品和时代的节拍吻合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和当时的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接受美学的两极。任何过于誇饰其美学价值的评估都是有欠妥当的。诸如此类的诗歌作品，拿到我们所说的悖论之天
9、平上衡量之，他们的特征5不是和时代脱节，而是刚好相反，他们的诗歌外形和内涵和时代完全吻合，完全合拍。 （反对所谓朦胧诗的人们，则是一些连这一点都不敢正视，无力正视的官方语言思想的殉葬品。他们可以被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 ）因为，在那个时期，有些良知的人们，知识分子们，都在诗歌作品里读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分析和感触，虽然这些作品还是属于接近废墟状态的作品，还远未能和国外的大师们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古代成熟的作品一较高下。 在政治力量的驱动下，诗人们的政治关怀得到了一定的回报。随之而来的幸运，是和官方对待之的厚爱直接相连的。朦胧诗人们的地位在国内外都已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成为经典文本和经典人物。这就再
10、好也没有地说明了他们的反叛性和异端性的消解和灭绝。就像几乎所有生前被经典化的人们一样，他们前期的反叛性，已经像梵高的杰作一样被隆名和钱财埋葬了。反叛的反叛，正在回到前反叛的社会角色之扮演当中。政治的代价换取的个体回报，几乎可以说在商业上是价值连城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毕加索说过的话。他说，我是在用我的垃圾愚弄公众（大意）。 ）其实，几乎所有类似的名家都在玩弄拍卖梵高和他们自己的游戏。这可以说是蓓论中的悖论。在所谓政治上的单面人时代，艺术的命运好像也未能摆脱这个怪圈。我们对于名家的期待，只有在唯一一个前提下才是绝对正面的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我们还是指望他们的先锋性和前卫性风格，能为我们带来主流社会
11、以外的作品和启示，而非那些前反叛性作品，以及不向大众趣味扇耳光的随俗之作。如果一个作家的反叛性终其一生，那么，他的最后的被拍卖倒是可以被谅解的。我想，这样的作家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反叛之迷也许和人类社会共存亡。这样的期待是一个悖论吗？ 2 我们很容易忽视时代和时期的划分。一般而言，时代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阶6段，而与时期有别。但是时代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同样不好划分。大而言之，从但丁，赫尔德林和画家安格尔与音乐家贝多芬的身上，人们可以划分出他们身前身后的时代及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划分这样的时代，或者说划分出这样的时期，也是颇费周折的事情。以年龄和年龄段来划分诗歌的群落是很好笑的
12、。谁也不会对于李，杜的年龄差感到兴趣。对于新世纪的诗歌读者来说，我们不能不将 1989 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分水岭。这是因为在 1992 年以后的商品化社会的到来之前之后，时代特征得以改变，或者说大部分得以改变。 和这个时期以前的诗歌比较而言，今天的诗歌，的确在是否反映时代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无方无圆起来。政治诗歌的总量在明显地减少（好像是诗人们自己在减持其量乎？）我关注到，坚持政治诗歌写作的人中，青年学者余世存的所谓模拟奥登风格的作品，几乎给我留下唯一的印象。就其大致是有感于底层命运的写作主题而言，这样的诗歌，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还是很准确，很情感化的，虽然他一点也不缺少理性的思考。 此外，坚持所
13、谓“元语言叙述“（这是指元政治叙述或者说拟叙述）的海外诗人的政治关怀诗作，也还在追求和政治社会问题接轨。但是，可以说，在绝大部分诗歌作品中，这类作品几乎被一大堆和时代的另类特征接轨的诗歌淹没了。所说的另类时代背景，不是政治背景，而是取缔政治背景的准消费主义和前市场经济背景。这种关怀在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的调情气氛中，将所谓的关怀几乎消解殆尽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关于消解，解构之类的话题）。 那么，这样的诗歌写作就不是时代反映之写作了吗？又好像似是而非。因为没有政治的政治，其实是回避政治，回避政治关怀。在有意无意中自律一方的中国诗7人中间，政治关怀自然被定位为无意义。这让笔者想起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排
14、除上帝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个在卡尔纳普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严重忧虑！当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 ）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映，巧妙地转化成为对于“那个“时代（几乎就是又一个“大唐盛世“）的适应和服从。这两个反映组成了又一组悖论。于是，中国人的上帝问题也好像被排除了；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能够和应该被排除的吗？ 我们倒是应该叙述那些只是写作半商品化社会生活感受的那一群诗人。他们的年龄多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已经发明了他们的诗歌派别，如“下半身“一类。他们对于终极关怀的解释，是一种反解释。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得感性化了，本能化了。他们当然没有经历最初
15、由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带来的，关于崇高和反崇高的议论。这个阶段严格说，是包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和说法给我们的感受，是对于政治的回避；包括对于文化和思想的回避。而对于政治的回避，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采取的美学态度，当然值得商榷。在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这组悖论中间，过于绝对的政治关怀，好像一向以来，是诗歌的对头。但是我们又很难忘却泛政治化社会及其思维方式，那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泛政治化的反动，应该是何种样子，我们今天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之。究竟应该如何正面对待政治性，社会性的内容在诗歌中的存在和存活呢？在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政治诗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过一些交代
16、。众所周知，在政治问题遍布一个社会的所有毛孔时，诗人对于政治的逃避是很可笑进而很可耻的。没有此类必要的政治关注和政治训练的诗人，他何以在他的读者，在被政治命运控制的读者中，做出以诗代言的交代呢？难道8真有一种“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世家“的现代境界吗！旁及左右，索尔什尼琴的古拉格和他的天主教关怀，难道是他那个时代可有可无的一种精神选择吗？-进而言之，今天的，在被取消了古拉格的俄罗斯社会中，老索的关注又是什么？我们很少见到俄罗斯的“下半身“，只是听搞俄罗斯文学的朋友说，他们也有一个卫*？今天的中国是卫式化的社会吗？还是人们用一个不确定的模式，营造出了一个卫式“关怀“的写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的高度下降为一个青楼女子的自白；固然，同样是青楼，按照林语堂的说法，数百年前，是她们创造了唐诗体制和形式以后的形式：词！ 多元化世界在中国有其存在的证明，人们对此少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是否中国社会只有卫式社会的生活特征？在现代租界之奢华和与老外交媾的快感驱动下，政治和社会的关怀被推向一个唯一的唯性主义“写“做“！鄙以为，大群的农民，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