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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文学批评史”应正名为“诗文 评史”摘要：中国的“诗文评”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迥异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中西很“似”，好像就“是”；但若仔细分析，则“非”也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神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中国“诗文评”同西方类似学问或学科存在巨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我们在引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术语上之所以出现某些负面结果，问题症结即在于：一些学者多看甚至只看中西文论之“同”或“通”(可通约)的方面，即“似”的方面；而少看甚至不看其“异”或“隔”(不可通约)的方面，即“非”的方面。而后者则是关键和要害所在。不同民族的人文学科正是依仗着相互之间的“异”、 “隔”和“非”，即
2、自身固有的独特之点，而获得了在世界上生活的资格和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异”、 “隔”和“非”，才使这多彩的世界文化(包括丰富多样派别林立的学术活动)在“和而不同”中相克、相融，互渗、互动，竞生、竞长，不断发展繁荣。我们不应再套用西方的学术名称和学科称谓硬是把“文学批评”加在我们古代文论的头上，郑重其事地还给它本来就有的一个称呼：“诗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应该叫做“诗文评史”。 关键词：诗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民族特色 “诗文评”学科的诞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撰写人主要是清代中期大学者纪晓岚)“诗文评”类小叙说到：“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
3、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 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2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 隋志附总集之内， 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_这段文字中有一句特别要紧的话须引起大家的注意：“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所谓“论
4、文之说”，就是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而“论文之说出焉”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定在这一时期(“建安黄初”)这门学问或学科正式诞生了。这篇小叙大体描述了评文说诗一些标志性论著和它们所代表的这门学问或学科(所谓“论文之说”)的主要内容及其诞生、成长、走向繁荣的过程，言简意赅，语不虚发，脉络分明。它也可以被视为这门学问或学科最早的一部简史。我们不能不佩服提要作者的学识和目光。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叙这段话也有不足之处，即关于这门学问或学科如何从其他学问或学科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脚步，它并没有给予特别清晰地说明，只是笼统说“隋志附总集之内， 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今天，我们可以
5、比较仔细地考察这门学问或学科从起步、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的历程。 断定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诞生(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论文之说出焉”)，是有坚实的历史根据和逻辑根据的：第一，已经出现那么多评文说诗的专门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完全可以作为“论文之说”这门特殊学问和学科成立的史实基础；第二，上述各种著作论说诗文的根源、体裁、风格、创作、鉴赏等种种问题，详细而深入，说明这门学问(或学科)既有自己明确的论述对象又有自己特3定的论述内容，并且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取得重要成就；第三，上述各种著作有一整套自己把握对象的特定术语(范畴、概念
6、)和相对固定的语码系统。以上各点，完全可以作为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标志。但是，直到唐和五代，它的学科地位却没有得到历史的相应承认所谓“隋志附总集之内， 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角度加以解读，是说至少在唐朝甚至五代，评论诗文的这门学问的独立性，尚未得到历史的普遍认可；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它只是一种“附庸”而已。之所以如此，原因包括社会历史的和学科自身的(容以后在专门讨论“诗文评”史时再详考察)，当然会有许多，现在只略提其中之一点：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局限所致。而这种不受关注不被重视不被倡导的“附庸”地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问或学科的发展，这或许是唐
7、代文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至少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昌盛繁荣局面不相匹配不甚协调)的原因之一。 唐朝和五代之后，评论诗文的著作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类别逐渐得到认可宋代的崇文总目列出“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列出“文史”和“诗评”两小类，真正把它们“别立此门”。这种“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变化，其实反映了“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变化：所谓“别立此门”，从“学科”意义上看，即它作为评论诗文的一种特殊学问和专门学科得到学界确认，人们承认了它的独立地位。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被确认，也就意味着它在社会上被重视甚至被提倡，因而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
8、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历史事实也证明，古代文论在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两宋是我国古代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是魏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虽然当时它还没有确立一个恰切的学科称谓，但是离这一刻已经不远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4果然，至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终于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给它一个“诗文评”的类别称呼；而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名称，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事实上看，明代“诗文评”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且有新的创造和突破。 而到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 “诗文评”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类别，而从学科和整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也即表明它作
9、为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的名称得到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至此， “诗文评”这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名至实归，名正言顺， “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世，并在历史的、文化的、学科自身的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走向繁荣，走向它的“集大成”(郭绍虞语)时代。 中国“诗文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 上面的论述中提到，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学人的学科意识并不强这门学科虽然早已诞生，但人们尚未清醒意识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 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主要是日本)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古代“论文之说” (“诗文评”)，并以西方的学术模式着手建立一个新学科。而在这方面日本学者起步比中国人更
10、早。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在日本汉学界曾活跃着一位著名学者名叫铃木虎雄，他以对中国诗论的研究论文而获文学博士学位。据有关材料介绍，此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16 年曾来中国留学两年。1919 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教授。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学和诗论，写了三篇长文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分别发表在 1911、1919、1920 年的艺文杂志，并5于 1925 年结集为支那诗论史，由日本京都弘文堂刊行。可以看到，铃木著作对中国古代“论文之说”和“诗文评”的命名，是“文学论”，或“诗说”，或“诗论”，而还没有使用后来创
11、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词。但是，从 1927 年中国学者出版自己写的第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的著作起，就按西方学术观念给中国古代“论文之说”和“诗文评”起了一个洋名：“文学批评”，这就是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在该书第 1 章“文学之义界”和第 2 章“文学批评”中，就明确“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而“定文学之义界”和“批评”之义界。此后一二十年间，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先后出版同类著作，都取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批评的名字。就这样，用西方学术的这个“文学批评”观念，写中国“论文之说”和“诗文评”的史论著作，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
12、文学批评”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到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类著作已有数十部或上百部。 朱自清曾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西方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术语不是不可以引入，更不是不可以借鉴；诚如朱自清所说， “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西方学术观念和学术术语的引入和借鉴，对中国学术发展确实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朱自清当时就对这种文化品“舶来”现象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话语间伸缩空间很大，判断中带有明显的保留余地：所谓“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是也。 “好”、 “坏”，都有可
13、能。“好”的方面，吹进新空气，带来新观念、新视角和新因素，可能打破旧禁锢和旧藩篱，开出新天地。 “坏”的方面，可能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甚至泻肚。在我看来，近百年来引入“文学批评”观念研究中国古代“论文之说”和“诗文评”的历史事实，的确有“好”有“坏”，功过参半。 “好”的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确为中国古代文论研6究展现出一个新视角和新观念，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一些学者用新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楚了许多旧词语(如“意境”、 “兴观群怨”等)，梳理了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成绩有目共睹。 “坏”的方面，生硬地套用西方观念和术语“宰割”中国传统(如用西方的“真实”去套中国古人所说的“诚”、用“反映”
14、说和“再现”说去套中国的“物感”说，等等)，闲置了、放逐了、甚至丧失了许多优秀宝藏(如中国阴阳五行说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更有甚者，现代以来某些过于激进的人士曾一度把古代文化(包括文论)中许多学术思想当作封建“余孽”进行讨伐，有某种轻慢祖宗、割断传统的倾向。近年学界热议的所谓文论“失语症”，可能与此不无关系，至少是原因之一。比较中西文论，应该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中西二者有相同、相通的地方，即中国的“论文之说”、 “诗文评”似西方“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但是，二者又有相异、相隔之处，即它并不就是西方的“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的“论文之说”、“诗文评”与西方的“文学批评”、
15、“文学理论”，二者其实“似是而非”。猛一看，它们所面对的对象和处理的问题大体都是：(一)诗、文、曲(在西方则是戏剧)、小说等现在人们通常称为“文学”的作品，(二)作品的作者和创作，(三)作品的阅读、接受和发生的作用，以及(四)围绕作品、作者、读者、阅读和接受等所出现的种种情况和现象(例如它们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中西很“似”，好像就“是”；但若仔细分析，则“非”也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神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中国“诗文评”同西方类似学问或学科存在巨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我们在引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术语上之所以出现某些负面结果，我认为问题症结即在于：一些学者多看甚至只看中
16、西文论之“同”或“通”(可通约)的方面，即“似”的方面；而少看甚至不看其“异”或“隔”(不可通约)的方面，即“非”的方面。而后者则是关键和要害所在。不同民族的人文学科正是依仗着相互之间的“异”、 “隔”和“非”，7即自身固有的独特之点，而获得了在世界上生活的资格和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异”、 “隔”和“非”，才使这多彩的世界文化(包括丰富多样派别林立的学术活动)在“和而不同”中相克、相融，互渗、互动，竞生、竞长，不断发展繁荣。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就深知这个道理。 人文学科的这种“异”、 “隔”、 “非”，即“不可通约”的特点，可能是从“宇宙洪荒”起到地球毁亡止都不能泯灭的。 “诗文评”迥异于西方“文学批评”、 “文艺理论”的民族特点和风姿面貌，在全球化时代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然而，要全面系统地论说中国“诗文评”的特点，特别是在中西比较中全面考察和论述“诗文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