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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儒家文化圈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浅 析以中日韩三国为例关键词： 儒家文化 东亚媒体 民族主义 道德主义 传播特质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各国的共同的文化资本，它会影响东亚国家人们的传播理念与传播行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际传播领域，也表现在大众传播领域。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影响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这种传播特质不仅表现在东亚媒体的独特功能上，也表现在媒体文化、媒体管理及媒体的运行逻辑等方方面面。在儒家文化特质的影响下，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构成了东亚媒体的最为显著的特色。Abstract: As the common cultural capital, Confucian
2、 cultur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will affect the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effect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in the field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 culture will certainly a
3、ffect the media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through the spec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East Asian media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media culture, media management, media logic and other aspe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national
4、ism and moralism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East Asia media.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East Asian Media；Nationalism；Moralism；Media Characteristics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霍尔说过：“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和外在世界中间建立一个高度选择性的屏幕。文化是通过该屏幕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决定了我们注意到的内容和忽视的内容。 ”（E.T.Hall：1976：7）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文化特殊性”决定了传播的
5、特殊。亚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给亚洲的传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传播学领域提出“亚洲中心”学者的三池孝贤就致力于探2索与建构亚洲独特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模式。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评论与贡献一文中三池孝贤认为：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 （Yoshitaka Miike，2004：67-82）。显然，儒家文化渗进了亚洲传播的脉络中。作为亚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在亚洲国家的，尤其在东亚中日韩三国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传播哲学、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领域，也同样表现在大众传播领域。东亚大众传媒在儒家文化的影
6、响下就表现出一些这一文化圈层中媒体的独特性。一、东亚文化圈中的儒家价值与媒体特质“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Jun Ock Yum，2003 ）“本土性知识”构成了一个地区传播体系所置身的文化语境。文化在一个社会中起到的是一个“过滤器”作用，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媒体特质（trait），必须透过文化的这一“窗口”和“过滤器”来考察。社会传统是一种文化存量，它构成了一个社会集体性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影响到公众的文化趣味，也影响到媒体的文化趣味。 “文化趣味”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特征，一种特定的喜爱偏好，它受到社会传统、家庭、社会阶级背景、教育程度及现
7、有的一般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媒体文化形塑了人们的趣味和偏好。另一方面，人们的文化趣味反过来影响了媒体文化。文化的文本、产品和实践之组合构成了媒体体验和“媒体文化”。 （麦奎尔，2008：122）媒体特质是媒体文化的一部分，媒体文化又是广义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特质通过影响传播者、受众以及信息来实现对媒体特质的影响。当传播者的和受众的认知观念及行动受到文化特质影响时，它会传导到媒介特质上来。文化与媒体特质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表示：3东亚社会共享一套儒家文化系统，使得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上了儒家文化的特征。罗兹曼在亚洲史中说：“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
8、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 ”（罗兹墨菲，2004：37）儒家的关于“五伦”的学说确实为这样一种文化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儒家重视“秩序”，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是在东亚人那时，它们的内涵却是自私和没有规矩。在儒家看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样的结果将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维持社会的集体利益。在东亚国家，政府的角色仿佛一个大家长，百姓赋予其家长权力，但同时希望他担负起家长的责任。在儒家观念中，政治
9、的清明有赖于一个有德行的“家长”，对统治者的“德行”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制度建设的强调。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梁惠王）因此，对于政府及为政者的道德意识在东亚社会得到更多的强调。霍夫斯泰德在研究文化时界定了文化的四种价值观维度，东亚国家在这些维度上表现出较大的共同性。这四个维度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阳性主义和阴性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G.Hofstede，1980）。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
10、日本、韩国等国在高度的“集体主义”和“权力差距”上与西方国家4差别很大。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拥有一个区分自己人团体和外人团体的严格的社会框架。人们期望得到自己团体（亲戚、家族、组织）的眷顾，作为回报，他们忠实于该团体。 （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ter ，2003：68）儒家文化非常强调群体意识， 礼记中的“礼运大同”思想，儒家的“仁”的思想也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集体主义和他人取向的文化特质使得东亚社会的从众心理特别严重，传播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权力距离”大也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儒家文化讲究“尊卑有序”， “
11、君君”、 “臣臣”、“父父”、 “子子”既构成了一种人伦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格局中，权力高度集中，地位和等级非常重要。权力等级因此也体现在各种传播体系中。如在教育传播中，教学的过程以教师为中心，在大众传播中，信息传播以政府为中心也为一种共识。实际上，在东亚国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紧张和对立，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或“服从”关系。媒体不是以揭政府的短为能事，而更多的是“辅助”政府这个“家长”行使社会公共职能。东亚国家的媒体很少会像西方媒体那样把政府视作“天生的恶人”，因而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第四极权力。东亚媒体在对政府的立场上更为“温驯”，
12、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东亚的儒家文化中，政府是作为一个“家长”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权力格局中，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以日本为例，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史蒂夫奎沙在在日本做生意的交流问题中将日本的文化模式概括为“集体主义”“等级主义”、 “正式”、 “社会稳定”四个特质， （Edwin R. Mcdaniel，2003：370）这四个特质显然都和儒家文化有关，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媒体的运作。1958 年 10 月 4 日，关于修改日美5安全条约的谈判开始在东京进行。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报纸关于修改问题是极为低调的，没有一家报纸反对修改条约。但是社会上的舆论与报纸并不相同。1
13、959 年 11 月 27 日，东京约有 2 万人的示威人群高喊“终止修改安保条约谈判”的口号冲进了国会，翌日，各报却以“国会空前的危机”、 “革命前后的状况”为题进行了指责性的报道。 （山本文雄，2007：257-258）可见日本媒体在维护政府形象上的立场。与日本相似，中韩两国在社会或媒体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政府进行管制。中国媒体自不待言，韩国媒体也是如此。 崔真实法的出台就被称为“李明博法”可以生动地反映出韩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像一个有德行的，负责任的，英明的家长，帮助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当然，这种视政府为家长的文化传统也导致了许多问题，既反映在政治上，也反
14、映在媒体上。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最雄辩、最坚定的“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他说，在亚洲社会集体认同高于个人主权，和谐高于冲突，纪律高于自由。这当然是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得出来的结论，无可厚非。但我们也看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在过去的几十年，韩国和新加坡都曾假借现代化之名，行政治和媒介压制之实。 （李金铨，2005）这种压制因为有了文化传统的支持而得以“合法化”。另外，东亚儒家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家族利益，这种传统滋生了裙带关系，导致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盛行。这种腐败也必然反映到媒体上来。实际上，在东亚，新闻记者和权力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之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得多。日本有记者俱乐部。从日本
15、国会、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从政党总部到大的经济团体，都设有“记者俱乐部制”。新闻单位多派有驻俱乐部的常驻记者。政府、政党和各团体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新闻，进行宣传。记者俱乐部与官方保6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政府首脑或政党要人，经常不定期地邀请报社负责人聚餐或座谈，非正式地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予以暗示，通过这种形式，政府和媒体形成一种互动。这种互动难免出现“贿赂记者”的现象。实际上，在中、日韩的媒体中，类似于记者拿红包等“媒介寻租现象”较之西方媒体普遍得多。中国自一待言，韩国记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调查显示，93%的韩国记者收受礼金，并且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利用新闻工
16、作之便进行敲榨的事情也有发生。 （陈力丹，1995）这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和儒家文化中的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易滋生的腐败有一定的关联。二、民族主义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彊界的完整。 ”（刘军宁，2002：13）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在人性深处，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这是形成自我观念和身分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所在。传统中国是儒家的“天下”的共同体。按照张灏的说法，传统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 （张灏，1993：112）“内圣外王”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儒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华夏中心主义的论述。 先秦时期，人们就有着很明确的民族意识，对于“夷夏之辨”十分关注。 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