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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ide AnalysisComparative前沿比较（第六辑） Comparative Studies53本文研究17世纪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宪政制度变迁。我们集中讨论了制度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以革命胜利者的目标保障产权、保护财富和消除横征暴敛型政府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我们认为，新的制度使政府得以切实可信地承诺保护产权。正如资本市场提供的证据所显示，这些制度成效显著。本文集中讨论支撑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政治因素不仅包括与经济交易有关的规则，还包括与如何执行和修改规则有关的制度。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就是政权（regime）或君主受到这些规则约束或限制的程度。君主可以
2、随意修改的规则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迥然不同于这些规则不能随意修改时的情形。君主根据自身利益改变产权的可能性越大，预期的投资回报就越低，相应的投资激励就越小。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君主或者政府不仅要确定一系列重要的权利，而且还必须对这些权利做出切实可信的承诺。* Douglass North是华盛顿大学法与自由研究所的Luce讲座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arry Weingast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系主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因版面所限，我们删减了本文的图表，特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如有需要者，可向编辑室索取。编者注宪政与承诺： 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 治理制度的变迁道格拉斯诺思巴里温加斯特统
3、治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形成这种承诺。其一，创立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的先例，表明统治者承诺他或她将始终如一地执行一系列规则；其二，严格遵守一系列规则，不给违背承诺留有任何余地。前者十分罕见，这主要是因为财政困难带来的压力和持续的紧张状态终将导致统治者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并违反协议。而后者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情况。我们试图解释17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变迁，并集中讨论1688年“光荣革命”后形成的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制度，在代议制政府下，有一个与国王并行并起着核心作用的议会和独立于国王的司法机构。在17世纪初的英国，财政困难使得“独裁” （arbitrary）政府的情况愈演愈烈，也就是说，根据国王的需要
4、重新界定产权，以征敛财富。这终于导致了内战。采用其他政治制度的几次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君主政治在1660年又死灰复燃。同样，它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最终导致了1688年“光荣革命” ，此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财政和政府制度。为了解释“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变革，我们先谈一谈新制度的设计者力图解决的问题，即控制国王的独裁行为和横征暴敛的权力。然后，我们要说明，给定国王当时的手段、动机和行为，制度变革如何按照革命胜利者希望的方式改变了统治者的激励。这些变革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意图，就是要让政府能够切实可信地履行其承诺。明确限制国王单方面更改其协议条款的能力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在“光荣革命”
5、之后，国王只有在得到议会许可的前提下才能更改其协议。由于议会是富人的代表，其地位的提升明显削弱了国王违约的能力。另外，1688年之后出现的制度结构没有为议会取代国王并采取同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提供激励。因此，新的制度明显保护了私有权利（private right） 。作为支撑我们论题的证据，我们研究了当时在资本市场中出现的显著变化。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几年过后，国王便无法系统地筹集到资金。到了17世纪20年代，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国王便开始采用一系列“强行借款” （forcedloans）措施，这表明国王无法以他愿意支付的利率筹集到资金。但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政府不仅具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6、，而且其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也54比较（第六辑） Comparative Studies我们对“光荣革命”之前（1603年1688年）事件的讨论仅仅描述了当时的那段时期，并没有为其建模或做出解释。另外，由于我们对历史的叙述着重于革命成功者（辉格党）所要力图解决的问题，因此叙述中就必须包含大量的“辉格党”历史因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短短9年间（1688年1697年） ，政府借入款项的增加超过了一个数量级。贷款人提供贷款意愿的这种巨大变化肯定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履行其承诺的预期大大增强。有证据表明，这些预期得到了证实，而且这种状况也顺利地延续到18世纪。由于我们主要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影响，我们就必
7、然会忽略掉更大的经济和宗教背景，即使在许多具体的情况中，这些更大的宗教和经济问题是我们所描述的行为和政策的直接根源。实际上，17世纪的历史记述并不完整，它没有描述与经济扩张和持续的宗教冲突（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相伴而行的市场壮大与组织变迁。比本文更全面的研究应该试着把经济和宗教参与者的机会成本变化结合起来，因为这些参与者与我们关注的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既然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英国制度框架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认为，尽管当时英国的经济一直在扩张而且其市场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如果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我们在下文即将描述的种种约束。本文结构如下。
8、第一部分论述政治制度和宪政的重要性，以及对随后几部分内容的重要意义。第二和第三部分叙述当时的情况，尤其着重于两个时期，即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和“光荣革命”以后的新制度和产权保护的演变。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它揭示了这些制度如何使政府能够切实可信地承诺履行其协议。第五和第六部分列举了来自公共和私人资本市场中的证据。一、政治制度和宪政的作用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拥有强制的权力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要的两难问题。宪政和其他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约束国家（state）或君主。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制定的规则和法令到底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从而不利于长期发展，还是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9、。简单地说，成功地获得长期的经济绩效需要为经济当事人和政治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激励。由于国家在强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它滥用权力去榨取全部社会盈余呢？显然，随心所欲或者不受限制地使用权力并不总是符合55纵观中世纪末和近代初，如果统治者在强制方面不能保持比较优势，那他们很快就会失去统治地位。参见William McNeill，Pursuit of Power（Chicago，1983） ，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1981）和Gordon Tullock，Autocracy（Dord
10、recht，1987） 。统治者的利益；如果国家与其人民达成一份可以为人民提供保障的协议，那么它通常可以增加其收入。但是只此一点不足以保证统治者保持前后一贯的做法。有关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文献强调，尽管当事人有强烈的动机达成协议，但是事后他们难免会违反协议：遵守协议通常是一个潜在的难题。这类文献也注意到，如果能事先预料到事后将出现的问题，当事人往往会改变激励，设计出有利于在事后遵守协议的制度或章程。奥立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认为：“如果事先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受事后机会主义影响的交易就会获益。明智的人（谈判当事人）会同时作出切实可信的承诺并要求对方也这样做，而不是在机
11、会主义行为出现后才采取应对措施。激励可以重新调整，而且（或者）组织交易行为的良好的监督管理体系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 ”针对预期的激励问题仔细选择相应的制度，可以减少或者消除守约方面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更愿意达成并遵守复杂的协议，以防止国家滥用政治权力。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一目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进行的谈判必须能够形成一部宪法，其条款可以全面解决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潜在执行问题。该宪法必须能够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 ，也就是说，谈判中的主要当事人必须有激励去遵守谈判的结果。假设君主借了一笔钱，他承诺在规定的时候连本带利偿还贷款。是什么能够防止君主完全无视贷款协议拿着贷款不还
12、呢？在约束君主的违约激励方面，声誉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种方法近来已经被做成了现代博弈论的精致模型。 “长远打算” （long arm of the future）为现在履行贷款协议以便获得将来的贷款机会提供了激励。文献研究表明，在许多简单的重复博弈中，56比较（第六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参见Oliver Williamson，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1985） ，第4849页。我们对该问题的公式化表述源自“新组织经济学”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将这
13、种方法应用到政治问题上尤其多次应用到达成并履行协议的制度问题上才刚刚开始。参见Barry R. Weingast和William Marshall，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or Why Legislatures,Like Firms, Are Not Organized as Markets” ， 政治经济杂志第96期（1988年2月） ，第132163页，以及Terry Moe，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 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第28期（1984年8月） ，第739777页。光是这种激励
14、本身就足以防止违约行为。然而，众所周知，在某些情况下，仅有这种机制无法防止违约行为。在目前的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上，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low）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还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安排。同样，在中世纪的问题上，约翰维奇（John Veitch）近来指出，中世纪的国家具有强烈但不太明确的激励去确立起履行偿债承诺的声誉，而且它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一旦发现了另一个明显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重大的拒绝偿还贷款行为。13世纪末，随着意大利商人规模的日益壮大，爱德华一世便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在同样的情况下，菲
15、利浦四世剥夺了圣殿骑士团的财产。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的时间偏好或贴现率的变化。早期的近代欧洲国家战乱频繁。由于当时的战争开支越来越大，君主的财政需求也越来越大，使得君主及其政权岌岌可危。一旦面临这种境地，君主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大打折扣，这使得一次性违约收益相对于被放弃的未来机会而言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实际上，财政紧张导致的违约常常与重大的战争相伴而行，而且历史悠久。重复博弈和声誉不足以防止违约为政治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如果易变的贴现率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个人就有激励去设计防止违约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取代声誉的建立和相关的惩罚策略，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在
16、声誉本身的确不足以防止违约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约束，合理选择出来的制度能够提高声誉机制的功效。在有关厂商理论的文献中，对厂商的特定57参见Paul R. Milgrom、Douglass C. North和Barry R. Weingast的“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the Revival of Trade, Part I: The Medieval Law Merchant”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油印印刷品，1989年。Jeremy Bullow和Kenneth Rogoff的“A Constant Recontracting Model of Sovereign Dept” ， 政治经济杂志第97期（1989年2月） ，第155178页；John M. Veitch的“Repudiations and Confiscationsby the Medieval State” ， 政治经济杂志第46期（1986年3月） ，第3136页。参见由Richard A. Musg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