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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一)明初刘三吾秉承皇帝朱元璋的意旨搞了一本孟子节文，删去了八十五章（以章数计，删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以字数计则删去全书将达五分之二），并定为功令，“自今八十五章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朱元璋以及删节孟子的刘三吾等为什么害怕这八十五章，非要把它删除不可？其中有什么危害封建主义的东西？对孟子节文进行认真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孟子思想的认识深入一步。 孟子节文极为罕见。 四库全书未著录此书（包括“存目”），清代和私家藏书目录以及明史艺文志均不著录此书。陈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一明代之禁书一节有这样一条：“故何伟然所辑广快书（卷三十一）孟子节文条云：洪武二十七年
2、翰林学士刘三吾（按：原文“刘”误排为“形”）等奏上 征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赐名曰书传汇通（按：书名有误，当为书传会选）。又校孟子一书，中间语言太峻者八十五条，除之。命自今八十五条，科试不以命题，其余百七十余条，颁之中外，俾皆诵习，名曰孟子节文（按：“文”误排为“义”）。二书均有版在南雍，今残缺矣。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63 页）1988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第一册收入孟子节文。下面，介绍孟子节文，并进行相关分析。一 孟子节文题辞“题辞”，实际上是“序言”，大概是因孟子第一部注解书、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的序言命题曰孟子章句
3、题辞，故亦以“题辞”称。其主要内容是叙述删节孟子的理由，全文如下：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衡，2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楚、秦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台池鸟兽之乐，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其上之心，又岂
4、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请旨与征来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蒙赐其名曰书传会选。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按：“八十五条”、 “一百七十余条”，实际上是“八十五章”、 “一百
5、七十余章”。又按：用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对照孟子节文，删去的当是八十九章。详见文末所附孟子节文删、存一览表），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抑孟子一书，其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癸酉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臣刘三吾等谨上。这篇“题辞”，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删除他们认为绝不能令之行于世的章节的原则3虽然是遮遮掩掩的，但经过分析，也可洞悉其删除八十五章用意之所在。下面先介绍一下刘三吾其人和朱元璋
6、对他的重用，以及有关孟子节文的资料，然后再进行分析。明史有刘三吾传。传称“刘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孙，以字行”（按：“三吾”是此人之字），元末战乱中， “三吾避兵广西”， “明兵下广西，乃归茶陵”。洪武十八年，经茹瑺推荐，朱元璋接见刘三吾，时刘三吾已 73 岁。刘三吾“奏对称旨”，极得朱元璋赏识， “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时天下初平，典章阙略。帝锐意制作，宿儒凋谢，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 ”孟子节文就是在朱元璋“锐意制作”时，起用刘三吾搞的一本书，恐怕刘三吾不是“先意承旨”（在皇帝未有表示之前，揣摩皇帝的心思提出某种建议以迎合），当是奉敕编删的。 孟子自五代被列为经书，
7、经宋元两朝已经 400 余年，特别是经南宋朱熹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孟子影响甚大，已普遍地深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某些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心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删孟子，且删去八十五章之多，绝非一介书生刘三吾等所能想象，所以非是朱元璋下令并且具体授意（何者删，何者不删）不可。据刘三吾的孟子节文题辞，删去的孟子八十五章“定为功令”， “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明史刘三吾传、 明史艺文志均提到刘三吾编撰书传会选，而未提到孟子节文，盖因后者世间极少，编撰明史诸公皆不知有此书。 明史艺文志四书类载：“永乐中敕修四书大全36 卷。胡广等纂。 ”可见永乐时， 孟子亦与论语、 大学、 中庸“复专朱熹四
8、书集注”。明成祖朱棣永乐（14031424），在位 22 年， “永乐中”约当永乐十年（1412 年）或稍后。距洪武二十七年不过 20 年左右，孟子节文便没有法律效力了。时间可谓短暂。大约是一因孟子作为经书名声很大，删去其八十五章，遭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能量较普通人大得多）4的思想上的抵抗，发为舆论而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二因天下大定，也可以不怕删除的那些孟子八十五章了。这同刘三吾的个人荣辱无关，因为他早就死了，并没有活到永乐初年。虽然删去八十五章的孟子节文作为法定经学教科书为时短暂，但无妨我们用以作为研究孟子思想的资料，只是在分析中特别注意到天下初定（也就是天下不够稳定）时期的朱元璋个
9、人的心理特点，就可以避免偏颇了。据我们分析，删去的八十五章，朱元璋并没有看错，确实它们不利于巩固封建主义统治，特别不利于绝对君权的树立和巩固。二 “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这是孟子节文直接指斥孟子的第一条，而且似乎是有点道理的一条，似乎与巩固绝对君权无关的一条。 梁惠王上第五章：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
10、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辱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王请勿疑！”梁惠王向孟子求教之时，魏国夹在齐、秦、楚三大国之间，要举兵与齐、秦、楚为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不可能的，要是盲目的与大国为敌，就只能遭受重大5失败。孟子要梁惠王冷静下来，实行仁政， “省刑罚，薄税敛”，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待敌方生产衰败，百姓冻饿之时，再出兵征之，他的结论是“仁者无敌”。其中说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梃”，木棍， “制”，焦循说：“制”是“掣”的假借字， “掣”有“拔”义、选取义，意思是拣选合适的木棍可以抗击秦楚坚甲利兵。这是夸张
11、的修辞，其实质是非武器决胜论。以木棍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岂不是“益迂且远矣”！“迂”，迂腐，不切事理。 “益迂”即更加迂腐，是说孟子讲仁政讲得更加迂腐的了。 “且远”，指的是魏国正处在挫败之机，发展生产，团结内部，哪能解燃眉之急。所谓貌似有理者，指此。然而就事理论之， 孟子节文之言却是鲁莽的极其无理之言。魏国曾施行惠施的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已取得成效，外交上主动，对内取得了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借口联齐抗秦无效而逐惠施，用张仪为相，并异想天开地要用兵复仇。实是战略之大误。魏国只能采取逐张仪，恢复联齐抗秦的合纵政策，对内发展生产、与民生息，恢复和发展国力，然后再考虑有利时机
12、，采取军事上的进攻方针，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孟子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外交家，如果不求全责备，孟子的献计，确实合乎当时魏国处境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参阅古棣、周英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第七篇惠施传略，海洋出版社 1990 年版）。朱元璋为什么智不及此，而抓住“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认为孟子“益迂且远”呢？当时朱元璋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政略家、军事战略家，看他所论关于北伐的战略（见明史太祖本纪一），即可见一斑。他所以把孟子的仁政论当作“迂腐”之谈，原因不外以下三条：（一）没有研究（包括刘三吾及其他儒臣）当时魏国所处的内外形势。 （二）未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朱元璋举行起义，举行反元农民战争，以及削平南方割
13、据势力，进军北方，统一全国，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要求6的，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得民心的作用；相反，他着重的甚至看到的只是坚甲利兵、战场指挥、战略决策的重大作用，而忘记其他。以这种观点来看孟子对梁惠王的献策，当然就是“益迂且远”了。 （三）是对孟子教训梁惠王，本能的反感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儒生，竟然侃侃而谈，教训梁惠王，把权威、尊颜看得极重的朱元璋产生这种反感，是很自然的，毫不奇怪的。几乎把孟子教训梁惠王、梁襄王，教训齐宣王各章统统删除，就是一个证明。三 在“所答非所问”的背后孟子节文言：梁惠王“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
14、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 ”这是指梁惠王上第一章。是不是“所答非所问”呢？这倒是需要讨论的，虽然这不是这一节里所要讨论的本质问题。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我们把上述引文当作一个句群，从整体性原则来考虑：梁惠王说的“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所答的“王何必曰利”的两个
15、“利”字是什么意思？显然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之“利”，是王室的私利，而不是包括国君、大夫、人民利益的国家整体利益。正因为孟子所说“王何必曰利”之“利”是指的王室私利，所以接着是一连串的逻辑推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7征利，而国危矣！”那样发展下去还有什么王室的私利！确是从春秋以来“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大夫弑君，各个家族大灭小、强灭弱， “不为不多矣”。孟子正是要说服梁惠王不要斤斤王室私利，要以人民（主要是小地主）为重，使国家兴旺发达，从而能够统一天下，而王室之私利，自在其中矣。孟子作为一个代表当时小地主阶层（也符合小私有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
16、动家，正是希望有这样一位眼光远大的君主，能够重用他，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以统一天下（孟子已不把统一天下寄望于周天子，孟子已看清此种可能已不再存在，所以孟子说“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那么很显然，孟子仁义之道绝不是与任何利益互相排斥的。国君不斤斤于王室私利，大夫不斤斤于家族的私利，而实行仁政，国家富强，自然是人民的利益（孟子一再说的“制民恒产”就是小地主和小农的利益），国君的王室私利、大夫的家族私利也在其中了。孟子反对国君与民争利，大夫争权夺利。如果是一个有为的国君，绝不会认为孟子“所答非所问”梁惠王所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利”，可能是梁惠王思想里并不清晰的一个未经分析的概念，但他可以听明白孟子所说的治国的仁义之道，正是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全国的整体利益，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