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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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内容提要】 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金庸/小说/历史意识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对于生于忧患交作、长

2、于外侮内乱的这一辈人来说,这些职业选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绕了一个大圈,实则正在情理之中,关怀始终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给学生传授传统文化,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招到学生。一则报道称,有在读硕士生认为:“跟金庸学历史,有点儿旁门左道的感觉,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 ”(注:据称,复旦大学一位在读硕士生表示他绝不会去报考金庸的博士生。“去听听金庸先生的课还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去读他的研究生,则未必合适。 ”他认为做小说叮以对历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样,治史需要考证、比较。 ”(http:/ 铸剑、 奔月等,却从来没有人批评他“旁门左道”。郭沫若也学医,后来写过历史剧和小说,终以史学泰

3、斗著名。我疑心真实原因,一是金庸小说无疑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一时还没有从“畅销小说”和“严谨学术”的对立中自我解脱;二是金庸要求的两门外语门槛偏高。据说当年钱钟书要求四门外语,把慕名而来的考生都挡在了门槛外。再说万一有个把具备两门外语听说写能力的年轻学子,今天都急着去大口吞噬WTO 树上的大桃子,谁还有兴趣慢功细活儿,去咀嚼品味中国历史呢?从这角度看,金庸的绎帐授徒,也许不逢其时。 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

4、”、 “宗教、民族融合”。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未尽之言容后详议。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说话”和“演义”的区别,以为: “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的责任正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与深。 讲论即演, 称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岁月文武。 英雄一语,揭示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 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

5、成了演义一体,为当时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3主干,就是这个道理。 ”(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年 3 月 27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

6、谈他对三国演义、 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 布鲁达库英雄传、 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 “射雕三部曲”为南宋, 倚天屠龙记为元末, 碧血剑为明末清初, 鹿鼎记为康熙朝, 书剑恩仇录、 雪山飞狐、 飞狐外传为乾隆朝, 连城诀为清末。(注:金庸小说的时代顺序(http:/www.its.caltech.edu/awong/jin/.index.

7、html).)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 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4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 射雕英雄传、 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

8、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 “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 ”(注:香祖笔记卷一。) 钱钟书引之,且曰: “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 ”(注: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五册,25 页。)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

9、“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5“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我尝言: “武侠小说上承司马迁游侠列传宗旨,向以传奇(奇人奇事)为皈依。要突出风云际会,特立独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会大变革中,尤其是暴虐肆行,民族冲突,政权易手的当口,才能充

10、分凸现社会价值系统之激烈冲撞。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正谓此也。 ”“金庸小说泰半取材于鼎革之际,把握这个关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绝续的大题目、大关节,来提调读者的关怀,并阐释他的侠义观念。 ”(注:显性与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 台北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 年出版,增订版载 http:/ 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我曾分析过民初“新派武侠小说”的选材特点,略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曾揭露

11、出洪门“反清复明”的创立本意,引发了学术界探讨“秘密社会”热,明史研究也成这一时期的“显学”,也不断有新的史料或者遗民私记、稗官野史发掘出来,遂激发一批作家以明清易代为题材,形成武侠创作高潮。事实上香港“新派武侠”的创建者梁羽生及金庸本人的首部小说,也都是由此入手的。 香港影视界长盛不衰的武侠题材如霍元甲、黄飞鸿等,也立意于清廷腐败,抵抗外侮,变法图强,仍然是在延续这个主题。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 书剑恩仇录(1955)

12、、碧血剑(1956)、 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6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 “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 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 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

13、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即是依据明人记载补叙的。 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顺便一说,此地古迹甚伙,值得一游。 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

14、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注:据 2001 年 04 月 25 日人民日报报道, “金庸将撰写一部从中华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国通史”, “采取的体裁是一篇一个一专题,或写人或写事,就像小说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一样, ”可知金庸本人对这种叙史方式满意至今。)倪匡曾谓:“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7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 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全

15、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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