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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代江西农史要略（2） 二、人民公社体制时期1958 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动下，农村相继出现“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农村基本的管理制度，影响农村社会 20 多年。这是建国后江西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最为曲折和艰难的时期。一、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全省农业大跃进运动江西各行业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大跃进首开其端的。大跃进是一场主观上期望在土改和农业合作化的生产关系变革之后，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运动。对于刚从土改与合作化中获得利益，并且急欲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贫穷面貌的农村干部群众而言，“大跃进“
2、也是一个十分新鲜的字眼。它们构成了大跃进出现的最初基础。1958 年 1 月下旬，江西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在全国出现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了江西“农业大跃进“的高指标，要求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75 亿斤，比上年增长 25%，棉花总产量 62 万担，比上年增长 46%。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争取跃进再跃进，被认为是当时全省生产战线大跃进的“关键“。因此，农业发展指标并未到此封顶，而是节节攀升。会议刚结束，江西即提出“快马加鞭，全面跃进，十年规划，争取五年完成“的农业大跃进口号，并将 1958 年粮食总产量指标提高到 200 亿斤；23 月，又提出增至 288-300 亿斤；7 月，在中南区农业
3、协作会议上，则提出到 1962年，江西粮食产量达到 648-720 亿斤，“成为中南乃至全国带头跃进省份“(1)。显然，这些指标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相距甚远，超越了那时尚处“靠天为农“为主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实际限度，是不可能实现的。江西广大农村的“农业大跃进“迅速展开。当时由上而下以整风整社为中心，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开路，在干群中组织两条道路斗争的辩论，针对农业增产问题上的一些正确观点，诸如“农业生产只能逐步发展，不可太大地打破常规“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将其列为“促退派“论调，上升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纲，在广大干群中造成“一切唯上“、“一切唯想“的极为
4、激进的浓厚政治思想氛围。由于由上而下的一级一级压指标，压到基层，便出现由下而上的层层虚报跃进成绩，浮夸风于是在各地盛行。最为典型者，如同年 7 月，波阳县两个社虚报早稻亩产近 4000 斤，并被当作所谓“发射了两个大卫星“予以报道(2)。引起全省各地竞相仿效。不到三个月，波阳再次出现亩产达 22.8 万斤的“巨星“(3)，荒唐的浮夸风臻于极点。直到这年年底，省委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急阻止浮夸风和“共产风“，高指标的“跃进“和浮夸才停顿下来。这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662.4 万吨（132.48 亿斤），仅比 1957 年增长 1.11%，而农业总产值则减少了 1.7%。“大跃进“的期望
5、未能成为现实。2、全省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浮夸风正猛之时，1958 年 8 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冀、豫、鲁等农村、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誉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即遍及全国农村。31958 年 8 月 15 日，江西省修水县成立太阳升人民公社。这是江西出现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修水县位于赣西北与湘鄂两省交界，是群山遍布的边远山区。该公社则由分布在沟沟壑壑、山相接村不连、彼此相隔甚远的 14 个高级合作社合并而成，是一个包括 4045 户、19672 人，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大公社。在这样一个农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与便利和促进生产的要求以及当时生产力的实际不相适应的。太
6、阳升公社的成立，在全省引起广泛反响，拉开了江西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序幕。9 月 6-12 日，省委召开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 8 月底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规定在全省分“三步走“建立人民公社：第一步叫“搭架子“，就是“串连起来，小社变大社“，要求“可以快些，在秋收以前结束“；第二步叫处理矛盾，要求对并转中出现的各项经济政策问题予以解决，“可以在秋收以前完成，也可以在冬季生产中结合完成“，第三步叫建立制度，就是要建立公社各种内部制度，要求“经过试点阶段，时间可以放长些“。三步走的规定，比较平稳，但在实际中并未得到贯彻。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
7、民公社是桥梁“的美好口号鼓舞下，各地争先恐后、一哄而起，会后仅 20 多天，即有占总县数 42%的 34 个县、市完成了人民公社化的任务；一个月之后即到 10月底，全省 80 多个县，已县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前后不到一个半月间，全省原有的 23000 多个高级社，合并转成为 1191 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数达 402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近于百分之百；公社的规模大多数保持在“太阳升人民公社“的水平，也有略小一些的，平均近 20 个高级社合为一个公社，社均约 3380 多户。4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不顾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超越现实地人为地急速改变所有制、改变生产关系，剥夺农民本来具有的生产资料
8、所有权的运动。运动及公社体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它在理论上以尽快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在实际操作上以传统的一口气“均贫富“为手段，“大“由“拼“而形成，“公“由“平调“而聚集，大中出公，公中出共，大公相济，共产风盛。在拼“大“过程中，“原来小社所有的一切公共财产，应该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多的不退，少的不补，不得分散、隐瞒和浪费掉“(4)，实行贫困社与富裕社“一气合成“，不论大社小社、不论财产多寡，贫富与共，贫富无异。这就抹煞了原高级社时期各社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差异，改变了各社一切公共财产的所有制，加之在急迫、粗糙运作中的无限扩大化，以致推到不允许私有、乃至消灭私有的极度，把原来允许社员保留
9、一些的家畜、家禽和屋后房前的零星树木一类也列归公社所有，甚至把社员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一类的锅盆碗盏、板凳桌椅，所谓“除了老婆和个人身上衣物外，其他一切都要归公“。“共产风“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侵犯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势必引起农民的恐慌，造成农村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的混乱。“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作风上简单粗暴的瞎指挥与强迫命令风等农村“五风“，加剧了“农业大跃进“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农村的混乱。公社化后，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曾一度抑制了农村中恐慌与混乱的情绪，但同时又把“共产风“刮得更加持久。供给制集中体现在与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并行的“生活集
10、体化“上-建立“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农村公共食堂。据 1958 年 11 月的统计，全省办起 18 万多个农村公共食堂，把占总户数 93%的农户人口的吃饭安排进去，成为供给制的主要渠道。多少年来，农民一直为养家糊口的吃饭问题所累，如今一下子得到解决了，因此开办之初，贫苦5农民大都持拥护态度，恐慌情绪暂时得到平息或抑制。但是，时隔不久，虚不抵实，建立在浮夸增产基础上的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就难以继续，寅吃卯粮的现象突出，各地农村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暴露，不仅粮食浪费很大，农民生活很不便利，劳动生产积极性开始低落，公共食堂也迅速自行萎缩。1959 年，江西农村公共食堂减至 10.8
11、万个，比上年减少近 8 万个。群众要求停办的呼声不断，引起省委领导重视。邵式平、刘俊秀等省领导亲自调查，决定停办。1961 年 8 月，省委向中央要求全面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得到赞同。同年下半年，全省农村食堂尽数解散。(5)3、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江西农业江西三年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实现预想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是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使江西农业生产普遍受挫。1958 年，江西全省风调雨顺，农作物生长茂盛，本是个可望有成的丰收年，但是，由于生产关系急速变革所带来的诸多影响，结果不彰，只是略有增产而已。1959 年初，曾出现对农业生产发展有利的气氛。当时上下对“农业大跃进
12、“和公社化中的问题有所觉察，1958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后，江西着手纠正那些失误。当年 12 月，省委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农村，紧急制止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的蔓延；1959 年 1 月召开的五届三次会议，省委在分析全省各行各业“大跃进“形势时，检讨与批评了“农业大跃进“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改进的要求；三四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后，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常委会纪要，布置进一步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虽然当时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根本认识和改正失误，但是毕竟使当时存在的一些尖锐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抑制
13、，对当年上半年农业生6产的开展有益。惜于下半年形势逆转、重复出现上年大跃进中的错误。那年七八月间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右倾问题后，江西以“近山脚下早得荫“的超前速度，继续掀起大跃进的浪潮。省委在庐山召开近一个月的会议，肯定 1958 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而且认为 1959 年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进而提出 1960 年“不仅是跃进而且是特大跃进“的一年。同年 12 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 1960 年的经济指标要在 1959 年的基础上有大幅度提高，要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1.7%，工业增长42%，农业增长 21.4%，即农业产值达到 34 亿元，其中把粮食总产量提到 235-240亿斤，棉花为
14、 90-100 万担(6)。这种“农业大跃进“的实施，同公社化时“一平二调“等“共产风“再度泛滥结合在一起，造成 1959、1960 年的农业生产的状况更糟，两年相继以较大幅度减产。仅以 1958-1960 年三年合计的农业产量产值与年均量同 1957 年比，农业总产值减少 1.26 亿元，年均下降 3.4%，其中粮食总产量减少 38 亿斤，年均下降 2.5%；棉花总产量减少 656.2 万担，年均下降 4.6%；油料总产量减少了 4000 万斤，年均下降 14.3%，生猪存栏数减少 100 万头，猪肉总产量年均下降 16.5%。这种情况，导致了国计民生的一度艰难。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和
15、江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从 1961 年至 1965 年，江西农村人民公社进入整顿与建立各项管理体制的阶段。这同样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江西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上下结合摸索与创制一种旨在能够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人民公社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走出来，步入人民公社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较为稳定的较好发展阶段。1、全省人民公社的规模与权限7中共中央 1960 年 11 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江西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开始整风整社，集中力量纠正“五风“，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建立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把人民公社导入稍具正
16、常的运行，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前提条件。整社从缩小人民公社内部各级集体规模和明确权限开始。建立公社初期，江西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普遍过大，有 40%的公社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60%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 年春，江西按照 1959 年中央郑州会议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结合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人民公社，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的问题。首先在生产大队内部推行“四定三包一奖励“的制度，把原来由生产大队负责具体组织农业生产、统一分配的做法，改为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四固定“，由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额完成“三包“任务的受奖。这样做，改变了原先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和分配单位的做法，生产队基本上成为社员群众劳动与分配的单位。至 1962 年春耕前，占全省 81.6%的生产大队实现了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同时缩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规模。至 1963年，公社由 1958 年的 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