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歌伦理_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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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 o u t h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民歌不就是底层人民的心声吗?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 本身就是农奴, 但他同时也是诗人。更何况今天, 即使是在底层, 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 也是越来越少的了。这些年来, 从打工阶层中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这样有影响的打工诗人, 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当然, 作为诗歌, 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 它首先还应该是诗。 也就是说, 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 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 去言说世界。 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 更要警惕 “题材决定论” 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 但同情的

2、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 在心中潜沉、 发酵, 通过炼意、 取象、 结构、 完形等一系列环节, 调动一切艺术手段, 用美的规律去造型, 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 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注释】红松:诗歌应关注社会底层 ,见 网络观点 ,2 0 0 1年中国新诗年鉴 ,6 0页, 海风出版社,2 0 0 2。牛庆国:诗观 , 见 诗刊2 0 0 4年第5期下半月刊。卢卫平:向下的诗歌 , 见 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 ,3 3页, 漓江出版社,2 0 0 6。田禾:我永远写我的乡村 , 见 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 ,7 07 1页,

3、 漓江出版社,2 0 0 6。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 ,见 2 1世纪诗歌精选 第一辑,2 9 1页, 长江文艺出版社,2 0 0 6。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 的白皮书 , 见 文艺争鸣2 0 0 5年第3期。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 见文艺争鸣2 0 0 5年第3期。夏济安:评彭歌的 落月 兼论现代小说 , 见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 ,7 9页, 联经出版社公司,1 9 7 7。近来, 关于 “打工诗歌” , 评论界有 “伦理与诗歌伦理” 之辩。有些评论者指出,“打工诗歌” 是一种 “生存中写作” , 更具 “现实精神” 、“民间因素” 。这种

4、建立在 “我手写我口” 式的内在基础上的写作, 是对 “技术主义” 的反驳, 也 “勇敢地表现出道德上的勇气” , 并彰显了 “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针对于这些评论, 钱文亮认为, 这只是 “诗歌界人士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矛盾与思想文化分歧的顺势选择” , 并动用了 “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概念” , 因此提出,认为诗歌应遵循其自身的写作伦理法则, 即 “一种审美的角度, 一种沉着的专业的态度” , 通过 “技巧” 和诗歌形式, 成就 “能够保持苦难的重要与质感的、 具体的诗歌文本”。这种话题的产生, 与全球语境中伦理学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增长点不无关系, 同时也与时下文学圈内关于“底

5、层” 、“草根性” 的讨论相关。 但在我看来, 它更主要还是现代汉诗写作中关于语言/诗艺与生存/现实之间的纷争的 “变奏” 。 纵览中国新诗史, 我们可以发现, 除却政治诗歌 (文学) 高度一体化的时期, 语言/诗艺与生存/现实之间的纷争仿佛是一道绝佳的辩题,“正方” 和 “反方”从未停止过他们针锋相对的辩论, 并往往因此形成创造力形态不同的创作社群2 0世纪2 0年代的倡导“为人生” 的文学研究会与主张 “为艺术” 的前期创造社;3 0年代的 “诚心诚意试验做新诗” 的新月派与标举 “捉住现实” 的中国诗歌会;4 0年代 诗创造 的内部分裂也是由于九叶派的主张与 “现实主义” 倡导者的意见不

6、能统一而致;而新时期作为 “新的美学原则” 的朦胧诗也是在 “没能反映四化建设的现实” 的批判声中崛起的。9 0年代,“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 构成了不少诗人和诗论家的噬心命题。因此语言/诗艺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公案” 构成了现代汉诗写作的 “不断重临的起点” 。在这次理论争辩中, 高度赞誉 “生存中写作” 的评论者认为, 我们的文学和文坛多年来对打工诗歌/诗人有“很大的忽略” , 论者指斥了 “纯文学、 高审美的眼光” , 并进而分析到,“专业或业余的区隔显然有着现代性职业“诗歌伦理” : 语言与 生存之间的张力王!永南方文坛2 0 01批评论坛2 0 0 652 2S o u t h

7、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王永,1 9 7 6年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有诗歌作品、 诗学论文分别在 飞天 、解放军文艺 、诗刊 、诗林 、诗探索 等刊物发表。分工的陋见,也不无歧视性的意涵”。钱文亮在 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中则认为, 类似论述 “以二极对立的方式, 通过对诗歌技术主义倾向的伦理化贬抑, 来伸张打工诗歌、 底层生存写作的价值优越性” 。与钱文亮的观点不同,依笔者看来, 评论者对诗歌技术主义的贬抑及对文化精英意识和趣味的批评另有其更深层的目的和文化根由。这种论述可视为一种“文学的祛魅” 思想的表达。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是通过两个亚

8、场域的对立结构得到分化的, 它们分别是 “有限生产的场域” 与 “大规模生产的场域” ,前者生产的被视为“高级艺术” 。而 “高级艺术”( “纯文学” ) 通过一系列的排除和划界行为维持自己的自主性、 稀有性和神圣性, 这种稀有性、 自主性、 神秘性与神圣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文学之 “魅”。对 “专业” 的不屑和精英意识的批评, 也正是为了 “祛魅” 。而 “祛魅” 的目的在于论述诗歌不只是属于强调精英趣味的 “学院派” 的专利,“底层” 也是可以 “文学” 的。同时, 这种论述也暗暗确立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强调审美想象力的诗歌评判标准。这种 “在生存中写作” 的论述认为, 它丢弃了 “审美的

9、精神幻觉” , 它的价值在于直面了 “粗硬的、 艰辛的生存现实” ,“天生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具有人道主义倾向”。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 “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其实,“生存中写作” 可视为对 “9 0年代诗歌” 介入精神的赓续。在 “9 0年代诗歌” 中, 诗人已经反思了追求唯美和形式主义的 “先锋情结” , 提出 “绝不站在天使一边”(欧阳江河语) , 为了诗歌的 “有效性” ,“深入当代” 和“介入历史” 已成为多数诗人们的共识。一个例证就是,在 “9 0年代诗歌” 中, 很多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杜甫,而杜甫代表了汉语诗歌中的 “现实介入性” 的传统。

10、“向杜甫致敬”(萧开愚的诗名) ,就表明了一种对诗人自身的现实职责呼吁和对诗歌话语的道德承诺。 只不过,“生存中写作” 更强调了 “底层经验” 。 而包括了 “三农” 问题、“弱势群体” 这样的 “底层经验” , 不仅是社会伦理问题,也是经由官方政策的关注而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聚焦的社会问题。那么, 诗歌能不能介入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这里涉及了西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的纠正效应” 。在 诗歌的纠正 一文开头, 希尼写道: 在诗歌这个行当中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个问题的诱惑被要求去说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我们作为社会公民的存在之间, 其关系到底怎样。 它 在场的功用 到底如何” 。 他引用法

11、国西蒙娜薇依的话来进行解释: 如果社会在某个时期内于一种强势话语中失去平衡, 那么诗歌的政治意义便在于作出一种抗衡,朝事情被遗忘、 遭忽视的一头添加力量, 以保持天平的平衡。萨特在为何写作 中也写道,“尽管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 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所以, 诗歌介入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是诗歌的正当职责。特别是, 当民族的生存苦难形成一种阿格尼丝赫勒 (A g n e s H e l l e r) 所说的 “强伦理”(d e n s ee t h o s) 时, 诗歌这个行当内部的写作规范就变成了 “弱伦理”(w e a ke t h o s) , 它必然地,

12、也不得不受到前者的影响。诗人W. H .奥登写了 1 9 3 9年9月1日 , 叶芝写了 1 9 1 6年复活节 , 希尼写了 1 9 6 9年夏天 , 这些诗歌都介入了具体的政治事件。 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的写作轨迹的转变也说明了这一点。由是看来, 当 “底层问题” 构成了中国的突出社会问题时,“底层生存写作”是无可厚非的。需要说明的是, 题材不能为诗歌预先注入价值。我们不能说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就比李煜 虞美人 优秀, 同样, 也不能说 老马 就比 雨巷 深刻。诗歌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诗歌对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的 “如何介入” 。在 为何写作 的结尾, 萨特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 然而

13、这与另一个 “看似简单却没有人问过自己的问题” 相关联, 即 “你为谁写作” ? 在这个 “诸神纷争” 的多元价值时代里, 通过吹集合号进行集体写作是不可能的, 以代言人身份的写作也是可疑的。 闻一多在为臧克家的烙印所作的序中写道,“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 的经验, 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 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 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 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 热气 , 一种浪漫的姿势, 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 若更往坏处推测, 便不免有失厚道了”!“#。 独有垂直于个人内心需求的 “个人写作” 才具有价值。正如希尼所说,“诗歌来自第一人称单数, 而不是复数” 。 “个人写作” 并无题材上

14、的限制, 更不意味着对当下语境的傲视。它不是个题材概念, 而是个个人处理的 “主题” 概念。它具体所指从个体主体性出发, 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判断力去处理生存和生命中的问题。上面提到的希尼 1 9 6 9南方文坛2 0 01批评论坛2 0 0 652 3S o u t h e r n C u l t u r a lF o r u m年夏天 等作品, 虽是以具体的政治事件为题材, 但仍是一种 “个人写作” , 它不是哪个政治集团的喉舌。 “底层生存写作” 也只有通过本真的底层体验, 而不是迎合公共想象的 “底层生存” , 才不会有趋从风尚的媚俗之嫌。在论述诗歌如何介入公共场域的时候, 除强调个体主

15、体性的重要性之外, 还不得不强调语言对诗歌的本体价值。 这里, 有一点需要辨析,“祛魅” 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现了一种 “诗歌民主” , 然而, 诗歌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如果单纯地否定了诗歌的技艺探索, 那只会导致虚无主义和 “怎么都行” 的后现代逻辑。 “不学诗, 无以言” ,语言的探索的终极旨归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人繁杂的生存经验和细腻的变动不居的现代情感。 现代诗歌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诗歌史上许多所谓的“晦涩”“朦胧” 的指斥都是天真的。 这种 “祛魅” 说还常常把诗歌的技艺探索, 指斥为 “纯诗” , 认为它是对生存现场的逃避。 其实, 瓦雷里提出的 “纯诗” , 其所指并非题材上的

16、禁忌, 而是从语言角度提出的, 是对 “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 。 西默斯 希尼在论及诗歌的力量时, 指出:“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正的媒介, 正不断受到感召。但是诗人在释放这些功能的同时, 会有轻视另一项迫切性之虞, 这项迫切性就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 设置它自身的范畴, 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在希尼看来, 文学写作对现实的 “介入” 就是 “纠正” , 而不是逃避、 顺应等其他任何方式。另一方面, 诗歌之所以具有这种 “纠正” 的功能, 并不仅仅取决于写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和精神倾向, 而更重要的, 诗歌自身就其根本而言即具有这种 “纠正” 的力量。 因为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抵御了现实生活的简单粗暴和外部世界的压力。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