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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鲁迅的立人思想之感受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新文化、新价值观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的人学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个性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为追求人的解放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又终其一生都努力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鲁迅的人学思想及个性主义，体现于他自觉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要追求人、知识者、自身的解放，就意味着要打破一切束缚人的既定的陈旧规则和观念，打破一切的封建主义；也意味着个性的张扬，人格的独立，使人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人”。
2、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探索强国之道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探索人的问题，并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说，1902 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这些问题是本世纪初鲁迅他们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鲁迅终生奋斗的出发点。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鲁迅愈来愈敏感地发现当时先进中国人到日本学习“脱亚入欧”的偏颇，并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康梁维新思想以及孕育中的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救国”、“
3、实业救国”思想产生怀疑与否定：“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 , 为国家首事”，指出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之流于物质与制度这些表层的东西而不知西方精神之所在；他又说：“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虽然“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如果任物质主义发展到极端，“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就会产生严重的弊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2 舍之不置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起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
4、，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在怀疑和否定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立人思想，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他在1907 年写的文化偏至论里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立人的主张：“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 ,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然而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拿去向弱者示威；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原来的瓦砾场上修补老例。因此，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变法
5、维新或者暴力革命，而在于启蒙立人。因此，他主张解放人的思想， 张扬人的个性， 并且反对“庸众”对先觉者的压制，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而“庸众”“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因此，只有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解放了，成为“世界人”、现代人，国家才能逐渐强大起来。鲁迅的这种思想，显然是相当超前而独异于主流思想的，因而也就从“大群”中分离出来，将自己边缘化了。循着这“立人”的方向，鲁迅不断地指出中国的“非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
6、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又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只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中国人互相奴役，互相“吃”：中国的古圣们“早以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而且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下，人的精神个性被严重地压抑着，一3 切都要服从于封建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在封建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
7、，其社会秩序就是“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而这种“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的封建专职主义与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鲁迅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并且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提出“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 从解放儿童和青少年等新一代人入手，提出“救救孩子！ ”；而要解放新一代人，就要先改革家庭：“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此外，鲁迅在其许多
8、文章中也从各个方面阐述其“立人”的理想，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或变相的封建主义对人的压迫进行了绝不妥协的斗争。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性解读1907 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后抛出人之历史、 摩罗诗力说、 科学史教篇、 文
9、化偏至论 以及破恶声论 （1908）等文章，一举确立了“立人”思想，并明确给出其“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1 （ 90） ，也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1 （82）笔者以为，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无论是其“五四”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还是 1930 年代接受阶级论思想， 都是“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4 而不是一种否定的结果或新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鲁迅早期的思想再次给予关注 1 ，而且所论基本没有偏离“正常的轨道”，应该不在张梦阳先生的“95% ”2 之内，这一点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但遗憾的是，多数论者仍缺乏一种整体意识，
10、常常偏于一端，造成片面的深刻，甚至自说自话，结果在强调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和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只要考察“立人”思想形成的背景，便可清晰地发现，日本明治以来形成的国民性讨论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俄日战争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潮，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赫胥黎、尼采、拜伦，以及儒、道、墨、法、道教、佛教、基督教等，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影响了青年鲁迅。对这些复杂的思想资源如何进行筛选、整合和运用，对于涉世不深的鲁迅来说，显然是个不可回避的难题。还有，特殊的人生阅历及批判性反思的个性也决定其思想必然是深刻而复杂的。因此，青年鲁迅“立人”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包含多种层面的意义，只有
11、对其进行整体性关照并予以多义性解读，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接近其思想本质。本文将选取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一、是非论：“科学”与“救国”青年鲁迅对发端于西方的科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在此前的中国地质略论 、 说鈤等文已有所体现。他认为，科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 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1 （72）“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1 （77）“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1 （72）因此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动感。”1 （79）他还指出，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知
12、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1 （77）而不是为了追求实利，所以他们“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1 （75）在此意义上，科学成为人的精神、 智慧和道德的统一体， 也便具有了“人性之光” 1 （79） 。同时，青年鲁讯并不迷信国人所热衷的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审慎地指出：那些“抱残守阙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1 （38）而“借口科学，怀疑中5 国古然之神龙” 1 （97）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 1 （94）其真实的心理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 1
13、 （97）对于“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论调，鲁迅将其斥之为“伪士”的“恶声”。1 （94）而对那些“取经”的留学生，鲁迅讥讽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对那些“竞言武事”和“辁才小慧之徒”，鲁迅形象地描绘为：“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 1 （81）对那些倡导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的人，鲁迅批判他们“多数常为盲子， 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1 （82）为此鲁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夫安弱
14、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 1 （89）可见，青年鲁迅在科学与救国的态度上，是非立场是鲜明的。在中国“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1 （ 89）之时，青年鲁迅也不辱使命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他在不断接受新知的基础上批判地指出，欧美强盛是科学昭示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必须依靠科学来实现，但要提防假科学、伪科学和借救国和科学的招牌谋私利的“阳谋”，同时还要避免“术”的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才是救国、强国的“根柢”，而决定这个“根柢”的关键还在于“真正的科学者”“个的自觉”的人。这里，青年鲁
15、迅将科学看作“人”的自由精神的产物，将科学者的精神与民族独立的精神统一为具有主体性“人”的自立精神。因此他说，当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 （90）可见，在科学与救国的问题上，青年鲁迅的思考可谓精辟、独到、超乎常人，瞿秋白为此赞叹说：“辛亥革命之前，譬如1907 年的时候，除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 还有什么理想呢 ? 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3 （ 7）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明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尽管声势浩大，但主题和思想并没有超越鲁迅，这或许是他后来为什么没有参与论战的原因之一。至于清6 末以来的种种政治纷乱，个
16、中原因不言而喻：一是国人对西方科学的一知半解、误读误用；二是固守伪科学而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以致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可见鲁迅的思想资源应该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和审视。巧合的是，鲁迅也在不经意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演绎着科学的救国之道：从绍兴到南京到东京到仙台再回到东京，从学军事到学矿路到学医学再到改学文学，从救治中国的军事到救治矿业到救治人的肉体再到救治人的精神。需要说明的是，在青年鲁迅那里，文学与医学决不是对立的，他弃医从文的行为并不是否定医学（科学），而是寻找到了“一味”更适用于救治愚弱国民“思想上的病”的“七百零七的药”，1 （212）即以科学为医、文学为药。可见，其行为本身就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纵观鲁迅的一生，他的最爱虽然在文学，但并没有偏废科学，他此后撰写的大量科学小品文便是明证。二、取舍论：“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在对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态度上，青年鲁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追溯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脉络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