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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可惺“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单边叙事” 发布日期：2011-10-17 作者：欧阳可惺 【背景色 】 【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内容提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单边叙事的存在，使民族文学呈现出意识形态话语的张力性姿态，这可能会在文化意义上形成与他者文化有意无意的疏离和与主流文化的自我边缘化。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构建力量，要求文学叙事具有社会公共性因素的存在是批评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关 键 词】少数民族文学/单边叙事/文化歧异/多边叙事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仅是语言(母语)表述的多样性，还需要看某
2、个民族作家怎样用母语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包含着怎样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对构建社会的整体文化有何种价值导引。现在，单边叙事开始引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一关于单边叙事，就其理念来说，已有诸多大家的阐释。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把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整体丰富、随意多样的现实，或简约或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叙事。对不同的叙事者而言，采用什么叙事策略，即采用或不采用单边叙事都是非常自然而便捷的。一般地讲，汉族作家可以写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有不同民族的文学人物和叙事。可由于特定的区域、民族文学传统、宗教背景等的原因，当代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叙事中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
3、述，或是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事。而是着重写本族群、本民族的叙事：想象虚构的都是单一的本民族的故事，其中出现的是纯粹本民族的事件、场景、人物、观念和理想。就文学写作和批评本身而言，这是没有什么可置疑的。但是，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面对这样的单边叙述文本却需要进行多方位的价值判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中的“单边叙述” ，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现公共性时不可回避的话题。虽然，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是相互影响、学习的产物，但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特别是进入到 20 世纪末和新世纪后，单边叙述作为一种书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增加之势。因为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网络文学，读者都清楚地知道，阅读“不
4、只是把一本书当作一本书来阅读，而是把它放入脉络，以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任何书是凭空进出来的。写作是一种选择行为，其中牵涉一系列的选择，由作者与社会互动而形成”。在笔者的记忆里，当代文学中，汉族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和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容，在叙事作品中有许多主人公是少数民族。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结束后，有一批汉族作家的主要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这个被称之为“民化”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汉族作家想从异文化中获得补充和丰富;一方面与主流的文化政策有关系：在边疆地区的文学工作者必须要表现边疆的生活，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所以，许多汉族作家都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少数民族题材、主人公作
5、为重点来叙述、描写。显然，这有概念化、肤浅化的痕迹，但这些作品的读者基本上是汉族读者，他们可能是在一种好奇、新鲜的心态下阅读的，可这并不排除对一个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心理的了解和认识。但少数民族读者和批评者一般很少会接受这样的本民族的文学形象，认为那是非真实的，是不完整的少数民族生活表现，是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非现实主义的叙述。而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以汉族群众的生活和以汉族为主人公作为叙述对象的内容却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当然，这些作品可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语境有关。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丰富发展，20 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单边叙述的作品比
6、过去不是减少而是增多;除一部分反映在内地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外，相当部分作品中少见“他者”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他族的人物形象。这在当代多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是难以理解的，一个民族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的同事、职业者、邻居发生各种自在性的联系，而这种自在性的联系本身是我们每个民族日常生活内容。如果说是现实主义叙述的话，这种少数民族日常性的生活表达中应该是有他民族存在的。从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看，虽然，叙事不同于日常生活，指称的是有顺序的虚构作品，叙事比日常生活要集中、概括，叙事要突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事
7、物;而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真实的、自在性的、相对平凡的。但在伯格看来，日常生活仍然构成了闭合的虚构叙事结构“开头、中间、结尾”中的“中间”部分，在叙事结构中，叙述的各种纠葛可以在“结尾”里得到了一次性的解决，可是作为“中间”部分的日常生活却被长时间的反复“重演” 。 “因此，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叙事特性，社会科学家现在开始承认并研究叙事在人们的生活中和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阅读叙事，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叙事，看到叙事中与我们生活中诸方面的类似之处，看叙事中的男女主人公象征了什么，以及他们反映并影响我们关于权力、性、道德、美好生活等等的观点的方式” 。正是在这惯常、微不足道、琐碎的一
8、天又一天中包含着不同个体极具吸引力的“互动形式” ，这是赋予任何个体与他者进行交往行为的规则、结构和形式。日常生活里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大的社会系统，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行动来塑造现实，所以日常社会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或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如果缺少这种不同个体、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仅仅是单一性的族群个体叙事，那么我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公共性内涵是否就会显得有点轻了呢?维吾尔文学批评者帕尔哈提吐尔逊提出本民族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的维吾尔文学单边叙述的特征依然很强烈。在帕尔哈提吐尔逊看来，这些单边叙述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9、的文学和批评，其中体现的是本民族文学自言自语的话语姿态的惯性和强大力量。帕尔哈提吐尔逊的观点激烈犀利，虽有偏颇之处，但是却给人以非常的触动：为什么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会有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或批评者愿意单边叙述呢?单边叙述需要有相同经验和心理的观众或读者，因为就小说而言，小说的结构中存在着感情与参照体系，小说的结构是一种“情感结构” ，这种结构可以使观众、读者时刻认同、热爱自己的民族并且接近某个民族的人或某国人。所以，单边叙述文本可以使自己拥有相当的文学读者。当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单边叙述文本也会由于自己叙述的“共同视角” ，在拥有一部分读者的同时也极易疏离更多文学市场的读者。因为“文
10、学新的和扩大了的意义的生命力不能系于一种性质，或者一件事件的零散概念”。文学总是文化的反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对任何一个群体、民族而言， “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绝对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与贷的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文化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问题体现在文学上，文学自然也要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中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少数民族生活的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单边叙述倾向，是不大考虑多群体、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公共领域性问题的，表现的似乎仅仅是“自我”在“本土”上的活动。因为单边叙述当作他者不存在，他者不是参照物，表现出的只有自我的爱恋
11、和对自我的认定。由于单边叙述的过程是叙述者想淡化或忘却他者的存在，仅有民族历史的时间流动而没有空间网络联系的单向性要求的存在，所以，这样的叙事文本是缺乏历史“坐标”参照的叙事，这样的叙事其实是作为文本中虚构的“强权” ，是一个民族的自言自语。在这样的叙事言说中，包含着一种由于强烈的自我个体性自尊而对就近的“他者”自在性存在话语言说的有意识地漠然不顾。显然，这样的漠然不顾是一种担心被“他者”影响改变或遮蔽的忧患和焦虑的体现。就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这种单边叙事是在继续完成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并且是用现实主义来叙述这个进程，但这并不仅仅是在叙述民族生活的现实，也不是为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叙
12、事。而实际上，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文学叙事都是必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各有差异。所以，面对如此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叙事，我们的文学批评者要意识到这种单边叙事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凌津奇看来，对少数族裔作家而言，不管为什么原因选择了现实主义叙事，就他们在特定时期所面对的社会与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和冲突来说，这种叙事都是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批评必须要关注文本中各种意向表达之间的关系，这是少数族裔文学批评的关键。当然，产生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单边叙事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最终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这种叙事是为了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意识，是在与他者文化有意或无意的疏离和
13、与主流文学的自我边缘化过程中呈现出本民族意识形态话语的张力性姿态。这意味着通过一个族群或民族在“本土”或“文化”的自在性和想象性的生存状态文本，带出本族群或民族欲求的利益、权力以及在世俗力量之下产生的多种复杂的情感心理成分。但是，通过单边叙事而要达到的本民族或族群的意识形态意义，是否就可以在这种现实主义叙事当中全部实现呢?其实不然，因为现实主义叙事不仅是对一种现实存在的描写再现，它不仅保留了人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的经验记忆，并且通过自己的叙事行为与这个世界的规约、真理发生着联系。现实主义叙事对“他者”的叙述再现，本身是在叙述“他者”时再现出了自己，实际上叙述再现的对象就是自己。所以，要仅靠单边叙述
14、是无法完成所有本民族或族群的意识形态话语意义的表达，要完成这样的表达还需要多边的叙述，还需要多种他者群体或民族景观、事件等的共同被叙述。这是因为“我们对真实的感知，不仅依赖我们为自身塑造的诠释与意义，还依赖我们接收的诠释与意义。因为接收的诠释是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11)为此，萨义德借用了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了解人类处境开宗明义的规则就是，人生活在第二手的世界。他们觉察到的经验还多于亲身体验，他们自己的经验又总是间接的。他们生活的品质决定于他们从别人那里接收的意义。每个人都活在这种意义的世界中。没有人会单独正面遭遇千真万确的世界。人们的
15、意识无法决定他们的实际存在，而他们的实际存在也无法决定他们的意识。在意识与存在之间，矗立着其他人传递过来的意义、设计与沟通。 ”(12)显然，这些接收的与受到操纵的诠释，会深刻影响个体关于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识。即使是一个人或群体在进行单方面的叙述，他的叙述和诠释方式也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话语和图像被他占为己有。因为“所有的人只有在环境中才能获得自由” 。(13)所以，单边叙述也就无法摆脱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公共性因素的影响。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构建力量，必然要求诸种文学文本里要有社会公共性因素的存在。一般而言，当一个少数民族或族群的文学表达在主观设置上没有建立在社会
16、公共性的基础之上，只是为了差异性而去表达差异性，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影响自己参与这个社会公共领域活动的意志表达，并有可能限制和损耗自己的文学影响、传播。二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单边叙事作为差异性的表达是无法改变的吗?每个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都是应该如此或者必然如此?实际上，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单边叙事作为一种主体自觉的追求是现实存在，但要真正达到单边叙事又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其实对文化而言，非本质主义的做法是拒绝把文化等同于某个民族或族群自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拥有某种认同，而是要拒绝去认定自身，拒绝说到“我”或“我们”;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各个民族或族群作为文化的主体只能以不认同于自身，或者只以不同于自身的差异获得主体的形式。自现代启蒙以来，作为主体自身已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异，主体自身的断裂已使主体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呈现为一个主体的破碎和多样性形态。在这时“从启蒙中形成的我想要成为自己行动的结果，却又遭遇了不能赋形的东西：居于深处的经验图示，感情构架，还有无穷的欲望。欲望和自我塑造的碰撞不仅导致无穷的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