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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论城市历史：从戴奥斯、考斯多夫到 柯司特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由建筑史学界讨论都市史的知识脉络，来重新思考所谓的“中国建筑史”究应如何看待都市史研究？建筑史如何能在理论层次接合上都市史之发问角度？以及在面对现实政经变局的要求时，都市史能提供何种知识贡献？提供何种设计与规划实践贡献？首先，本论文就 1980 年代之都市史活力，所形成的建筑史论述的紧张关系，并交待传统常规式建筑史论述之危机，与史毕罗“考斯多夫的回应。 接著，作者分别就都市过程与主体性建构二者，就理论层次讨论空间之特殊性，并将都市史发展接合上政治经济学空间论战的成果。最後的理论对话，进一步扣合上全球经济形构下的东亚地区空间重构。作者
2、就多重学科间的理论发问、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个案研究的基础工作、流动空间与都市主体性建构等，提出都市史研究的知识准备工作方向。 本文试由 1980 年代之後国际建筑史学术界之讨论都市史的知识脉络，来重新思考所谓的“中国建筑史”究应如何看待都市史研究？当建筑史论述本身都逐渐放弃了形式主义取向的传统常规式建筑史时，更不宜视都市史为放大了的建筑史。那么，面对都市史之浮现，建筑史如何仍能保有影响都市史的一席之地呢？如何由都市史论述所重视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脉络，来考量城市之发展？意即，建筑史如何能在理论层次接合上都市史的发问角度呢？同时，在面对现实的政经变局时，建筑史与都市史新的研究议程可能为何？作者尤其
3、关心，在当前全球经济变化下，进行东亚地区区域与城际比较研究时，都市史能否提供理论、都市设计与规划等专业实践的知识贡献？ 21.1980 年代都市史之活力对建筑史论述之挑战 相较於第一次大战後刚浮现之都市史，1960 年代的都市史研究，则表现出英雄式的乐观与意图界定学域的自信。我们以英国都市史发展为例 1，第一次大战後的都市史是与经济史研究分离而浮现出来，并在二次大战後快速发展（FraserandSutcliffe,1983:xi）。吉姆“戴奥斯（JimH.Dyos）所领导的雷斯特大学（UniversityofLeicester）都市史研究群（UrbanHistoryGroup），以及 1966
4、 年夏天所举办的国际都市史会议，都是重要的里程碑。戴奥斯编辑的大会论文集都市史研究（TheStudyofUrbanHistory）（1968）表现了他对都市史的展望。这次会议视都市史为历史科学的公共空间，让不同领域、兴趣与倾向的学者首次汇集在一处交换想法与资讯。基於都市问题之复杂性与急迫性，史家本身需提出历史的认识角度，并欲对都市化过程的经济与文化变迁，寻求解释之道，因此而推动都市史研究（Dyos,1968）。1960 年代的都市史可以说是对都市化过程的历史研究，这是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互动，也充满了欲“定义都市”与划分学域边界的自信。 到了 1980 年代，都市史研究可以说到达了“百花齐放”的
5、丰盛局面。都市史的百花齐放，表现在作品形式、内容与研究取向的多样化上。在 1980 年雷斯特大学纪念戴奥斯的都市史会议，会议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追寻都市史（ThePursuitofUrbanHistory）（1983）(1)一书，此时的都市史已不再承担改变传统历史研究焦点之伟大任务，离建构分离新学域的企图更远，反而较接近戴奥斯以前的主张的：都市史不是一分离的新学科，而是一种特别适合现代复杂社会并用以阐明历史的策略，因为它特别适合科际间的综合性分析（FraserandSutcliffe,1983:xi,xxiii）。有意思的是，80 年代的都市史只是一种聚合许3多学科且方便应用的知识领域，因此它很难
6、再像过去学院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企图寻求形式化制度的定义，或寻求与学院内部的整合。戴安妮“法芙罗（DianeFavro）与查莉普“史丽克（ZeynepCelik）回顾 80 年代丰盛的都市史期刊论文时，引用史毕罗“考斯多夫（SpiroKostof）的话称为“都市史之大好时光”（Kostof,1986:35），更引用马文“柴契伯格（MarvinTrachtenberg）的话，将之称为“建筑研究中最丰富也最具挑战性的领域”（Trachtenberg,1988:231），来强调此学院知识活动盛况空前（FavroandCelik,1989:40）。其实，除了期刊众多之外，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专家、学术
7、会议的举办、专论与系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等，均大量涌现，且令人目不暇给。 * * 注 1 都市史在美国的平行发展，可以参考雷蒙“莫何（RaymondA.Mohl）的描述性介绍，见Mohl,RaymondA.,1983,TheNewUrbanHistoryandItsAltenatives：SomeReflectionsonR ecentU.S.ScholarshipontheTwentieth- CenturyCity“,UrbanHistoryYearbook1983,Leicester:LeicesterUniversityPress,pp.19- 28. 由於英国知识界一直具备的批判传统，
8、以及，吉姆“戴奥斯对都市史研究的特殊贡献，本文选择英国雷斯特大学的成果做为讨论起点。 * * 1980 年代都市史百花齐放的原因，主因在於学院既有支配性论述的瓦解。1970 年代时，新马克斯主义(2)与新韦伯主义(3)对既有范型之批判，解放了都市社会学，社会史(4)的理论思考角度，也提供了研究活力。同时，60 及 70 年代的都市运动，以至於 1973 年之後的经济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城市现实的都市危机，都是论述转变的社会根源4（Scott,1981;FraserandSutcliffe,1983:xxii;Sutcliffe,1983:235 236;King,1983）。 * * 2 如亨利
9、“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Harvey）与曼威“柯司特（ManuelCastells）早年的著作。 3 以菲利普“亚伯拉罕（PhilipAbrams）与雷“帕尔（RayPahl）为代表。 4 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J.Hobsbawm）为例。 * * 都市史在 1980 年後崛起的知识土壤，不同於过去建筑史形成时与艺术史共享的美学基础，美学不再是具有支配权力的制度性诠释系统，这趋势到了後结构主义当道的 90 年代可谓尤烈。任何对城市的一般性理论，都很难再对都市史之写作有所助益，静态与形式化的都市定义，已不合时宜， “城镇”（town）与“城市”（ci
10、ty）做为一社会范畴，它们的历史意涵已遭质疑，在经验上划分“都市”（urban）与“乡村”（rural）的空间区分，也更困难与模糊了（FraserandSutcliffe,1986:xxii xxiii）。简言之，80 年代不同取向的都市史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一套学科间共同而整体的、界定清楚的都市史研究方法（FavroandCelik，1989:43）。这现象到了 90 年代，在後结构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概念与方法的分歧只有变本加厉，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已经不需要什么大尺度且清晰的诠释架构来支配都市史这个学术领域了 （Rodger,1992:16;Lees,1994:8）。 都市史研究的多元
11、丰盛局面所产生的生产力与活力，已给予建筑史论述巨大的挑战，然而，建筑史学者竟大多仍然只关心实质形式。研究焦点置於实质形式并不为过，问题在於研究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取向，此种取向成为知识抽象化与一般性建构的障碍，不同的学者已用各种方式指出，这种取向的理论与论述限制是常规式建筑史论述最大危机之所在5（FraserandSutcliffe,1983:xxvii;Kostof,1986:37;FavroandCelik,1989:40）。 传统常规式建筑史将发现，自己与不同取向的都市史研究之间的对话，已日渐困难。对於义大利的建筑与都市计划（urbanistica）传统史家谬拉多“班尼弗洛（Leonardo
12、Benevolo）的欧洲城市（TheEuropeanCity）（1993），雷斯特大学彼德“克拉克（PeterClark）所下的批评，就是呈现不同论述间差异的例子。克拉克认为班尼弗洛的欧洲城市一书鲜少顾及城市的经济与人口发展，也绝少讨论不同类型的社区、都市网络与小城镇。他认为“班尼弗洛的城市实际上缺少了人那些在作坊中劳动，在客栈与酒店中狂欢的移民、穷人、手工艺匠、少数民族与商人群众”。结果，欧洲城市的故事演员就只有“王公贵族和城镇规划师、建筑师与民政长官了”。至於传统习见的建筑史式的编年叙事，被克拉克直截了当地批评为“无视於近年欧洲都市史写作的巨大改变，是种单调而无价值的常规性建筑与规划史”（
13、Clark,1994:285）。 克拉克坦率的书评，只是都市史活力挑战常规建筑史论述保守不前的代表之一。这不仅仅是不同知识传统的语言差异而已，还更关系著建筑史论述在都市史新兴领域的影响力，这种对话其实意谓著权力所及与势力范围之消长。德瑞克“弗雷塞（DerekFraser）与安东尼“沙克利夫（AnthonySutcliffe）在 1983 年追寻都市史中对建筑史取向的质疑，史毕罗“考斯多夫早就有所回应。首先，考斯多夫对常规式建筑史论述中的形式主义，深表不满，然後，他指出将城市视为实质造物（physicalartifacts），以及都市设计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筑史早就关心的题材。他指出约瑟夫“司徒本
14、（JosephStubben）的都市计划（DerStadtebau）早在 1890 年即已出版，甚至比班尼斯特“弗雷契（BanisterFletcher）那本人尽皆知的英国建筑史古典课本比较建筑史（HistoryofArchitectureonComparativeMethod），还要早六年（Kostof,1986:36）。考斯多夫除了暗示英国都市学者仍不免有英国中心论，并对德6意志古典建筑史传统有所忽视外，他更以“城市与草皮”（CitiesandTurfs）为名，用“草皮”即“势力范围”（地盘）的双关语，来提醒建筑史学者不能天真地以为人们当然知道城市是什 ，或自私於自己的眼前研究小利，或者仅
15、仅文雅地追逐自己的研究主题，而必需对理论耕耘，这是建筑史研究的共同领地，也是与不同知识传统、不同学域间对话、论述与表徵层次的公共空间。对都市史而言，即使不追求内部一致的支配性诠释架构，为了避免知识的片断化，以及为了资讯交换与论辩，仍然有必要在理论层次对话。 在写作策略上，考斯多夫由都市史中区分出规划史与都市设计史。一方面，这是建筑史、规划史和空间专业实务界沟通的共同关心焦点，可以回应专业界对历史研究“用处”之期待；另一方面，他由亚瑟“史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美国史中的城市（TheCityinAmericanHistory）（1940）起始，将建筑史的都市史连结上刘易士“孟福（LewisMumford）与皮尔“拉未丹（PierreLavedan），企图勾连上英语与法语世界之人文主义长流。再来，又将建筑史一向拿手而多产的都市专论式写作，连结上将实质形式与政治、社会、经济脉络共冶於一炉的义大利与法国建筑史家之转变。这些建筑史家皆越过了都市形式，企图迎接塑造都市形状的社会与权力结构，并引介空间的解剖学来探测其意义。因此，法朗索瓦兹“萧伊（Francoi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