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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化：一舍 二慢 三持续“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镇化。”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如此预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的17.92%，到如今超过50%，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递增，快速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伴随快速城镇化而来的，是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城市病”日益彰显。这种所谓的“城市病”，甚至蔓延到二三线城市，引起不少人的诟病。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应该优先发展小城
2、镇还是大城市，都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之路存在误区。首先，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很多城市都想做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如此一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只能不断升级提高，“城市病”也越来越严重。此外，这种定位高、功能全的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巨大，潜在的投资浪费的风险不小。其次，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太急。他表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十分惊人，许多城市只花45年，也就是一个任期之内，就能完成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然而大干快上之下，是否隐
3、藏着后遗症呢？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遭受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后，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最后，是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变化太快。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人文社会环境等都有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城市长远发展的蓝图需要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去勾勒。可是，有些城市的规划缺乏延续性、前瞻性，甚至几年内随意更改，这样难免造成城市“千城一面”，奢华却凌乱的后果。那么，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呢？他认为，首先是要舍得放，也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我们每个城市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什么也没做好，还不如集中一点，发掘这个城市自己的优势，长期做下去，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第二是慢一点。他认为，城市
4、应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的时尚和流行；但是城市又是严苛的筛子，那些禁不起风吹雨打的，耐不住改朝换代的，都逐渐被淘汰掉了；而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过得了不同朝代的金睛火眼的就随时间沉淀下来，成为城市宝贵的财富。而这个筛选积淀的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快。第三是可持续。他表示，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事情，也开始蔓延到很多中小城市。而且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环境和生态的更大挑战。因此，可持续发展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性也非常关键。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进城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肖金成主张，中国特色的城镇
5、化道路就是要走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他解释说，现在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一味发展大城市造成的，而是因为对大城市的发展限制过多，使大城市的规划远远落后于实际，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他认为，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只能顺势而为，解决大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就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规模而言，发展大城市也是城市化的主流。他回顾说，19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大战略”一直被倡导，但市场机制发生了作用，在这20多年中，大城市的工业化和人口聚集效应愈来愈明显，“小城镇，大战略”实际被放弃。然
6、而随着大城市病愈发严重，房价高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政策的天平似乎再次转向，小城镇又受到人们的青睐。可是，“新型城镇化，究竟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恐怕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他解释说，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他认为，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进城。现在农民多是一个人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这就衍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留守父母等，给城镇化蒙上阴影。推进城镇化，或者说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把这三条解决了，我国的城镇化才是实实在在地推进了。优先发展大城市符合经济规
7、律广州市金冕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熊冕认为，不管是现在“城镇化”的提法，还是以前“城市化”的说法，概念上其实是统一的，“不是说城市化，就是侧重于发展大中城市，而城镇化侧重于发展小城镇，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他认为，城镇化是近年来国家拉动内需的要求。“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成为了世界制造中心，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出口贸易遭受打击，国家亟需拉动内需，又将城镇化提上了日程，这是很自然的。”但城镇化究竟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呢？熊冕表示担忧，“广大农村虽然有刚性需求，但购买力差，若是单纯寄望于城镇化拉动内需，将十分不易。”
8、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只有在国际竞争的生态链上找到适当的位置，才能真正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城镇化的步子应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对于这个问题，熊冕表示，快慢问题不是哪一个人能决定的，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当然视野不同，诉求也不同，甚至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会有决策上的多次折返，会出现“一阵子严控规模，一阵子又大力发展”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解释说，这是多目标体系造成的。“一方面，中国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竞争，客观上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功能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病日益加重、泛滥，政府需要及时作出调整。这样两个价值取向相互撕扯着寻求平衡，所以造成了今天
9、这种局面。”熊冕告诉记者，从经济总量、商业价值等多个方面衡量，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所产生的价值，都远远大于两个500万人口的城市。他进一步解释说，经济学中有集聚效益一说，大城市具备很多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城镇化应优先考虑发展大城市。当然，他也指出，大城市不可能无限地发展下去，因此要重视发展的质量，“要解决这个矛盾，唯有依靠科学技术”，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观必不可少。城镇化应该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说了算呢？熊冕认为，应以市场为主导，但要警惕，不能走极端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场经济也确实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但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10、两条腿走路，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如此。当然，他希望政府能不断提高市场调控的水平，制定出更科学、更具有质量的政策。他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为切割城市和乡村不合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才、资金、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自然地向大中城市集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城市也要适时地反哺乡村，一起分享城镇化的胜利果实。此外，他警醒说，近年来，城市建设的高潮在全国上下方兴未艾，各地纷纷建立“融资平台”，圈了很多地，建了很多园区，但这些园区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造成了一定资源的浪费，而这，也给城镇化敲响了警钟。释放社会建设的力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城市规划系系主任王世福认为，旧城市规划法所制定的“严
11、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发展方针与近20多年快速城市化的实际结果出现了偏离，原大城市（50万人口以上）急速膨胀为特大城市，并且出现连绵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域。原中等城市（20-50万人口）也大幅度扩张，显示了高等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强的吸引力。在城镇化进程中，应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对此，他表示，在如今超过50%的统计城市化率背景下，必须将国家产业布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化紧密关联起来，强调以城市体系协同应对人口分布、就业提供和服务保障等因素。至于城镇化步子的快慢问题，他认为，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城镇化的质量评估问题，“从近20年快速城镇化来看，步子可以考虑适度慢一些。如果继续保持快
12、速的话，要高度重视就业岗位的提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需要创新能力的大力拉动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必须加大社会均衡、城乡均衡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保障社会发展质量。”他表示，城镇化质量的核心是人和社会状态的，要关注是日益加大的三大差距：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首要做的是社会创新，释放社会建设的力量，平衡经济发展中对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反哺。城镇化应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对此，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公平，过多地直接干预市场有悖于市场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更多地考虑市场发展中利益的公共还原，平衡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几大差距。同时，他认
13、为，市场的最大优势在于效率，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但是其外部性也是自身难以克服的，既要保持市场的活力，更要关注市场与政府、与社会的正向关联。“政府的精明干预和管理；市场的效率配置和发展；社会的合理发育和组织，是新型城镇化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此外，在他看来，人们所关注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普遍诉求：中国人的家乡情结能否在城镇化导致的空间大迁徙中得到寄托和满足，而这，也许也是城镇化“中国梦”的精神核心，其中，能否在就业地形成“家园城市”，是关键。他山之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革，一开始它是资源型的产煤城市，到后来成为钢铁制造业的中心，现在则
14、是以信息和医疗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中心。匹兹堡市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1970年代由于炼钢技术变革的冲击，钢铁工业在短短几年内垮下来的惨痛经历。十几万钢铁工人失业，背井离乡，整个城市的房地产业至今尚未恢复。但尽管其支柱产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个城市的创新精神没有改变，从而使得其能够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的支撑下，匹兹堡努力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突出城市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功能，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城市的转型与复兴，使其成为全世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焕发青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范。权威发声城镇化需解决效率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在城市化的问题上，一
15、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另一方面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是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他说，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其次，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从世界各国的
16、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只在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交给市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在有了农业剩余后，人们拿出部分产品到市场交易，随着市场交易的繁荣，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业等。他们选择有利于交易的地方集中居住，就有了早期的“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之所以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国际平均水平，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市场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