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ONAL——代表人物、争论和战略的分析( Dr. Shen Yifei )——代表人物、争论和战略的分析( Shen Yifei )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主要是由男性提倡，并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像西方国 家那样独立存在并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女性作为一个独 立群体的属性和利益虽然一直有女性女权主义者积极呼吁和倡导，并形成了和 男性倡导者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因为受到压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运动而女性 与母职、与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都是性别议题的核心话题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通过法律规定了妇女在政治、劳动、教育等领域与男 子同等的权利，因此，自上而下的主导，使得女性的机会平等无需再通过运动 来争取同时，由于劳动力的需求，女性被动员参与劳动超高的女性劳动就 业率和女性的经济独立，使得中国的性别平等很快有了新的局面然而，男女 平等虽然在工作领域得到了大力提倡，家庭领域的传统性别分工却继续存在， 造成了情景并不平等，从而在结果上没有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原先遭到摈弃的性别观念出现了回潮，社 会开始倡导“女人味”，同时“妇女回家论”也多次被提出来1990年以后， 女性的就业参与率相较于男性快速下降，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名也逐年下 降，但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概念 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三种性别理论的代表人物也交错登场近 年来，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运用行为艺术和新媒体，以与老一辈依靠妇联、 依靠体制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倡导女性的权利限于篇幅，有关性少数群体LGBT的论述本文涉及不多，主要着重于两性关系阐 述REGIONAL“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在中国直至今日仍然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毋庸置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体制倡导女性权利，的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女性在各领域的参与程度和性别平等然而在中国，和几乎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工作、时间、金钱和权力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仍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推进，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和个人发展潜力然而，（就业）市场的自由化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性别歧视，例如男女就业率和工资差距日渐扩大中国把男女平等定为基本国策，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也认为，社会性别平等是建设公正与美好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已与中国的同仁就此课题开展了30多年的合作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性别合作项目较多地围绕社会性别预算展开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以技术手段保障性别权利的方法需要与社会性别话语同步进行社会性别话语以辩证的方式深入分析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障碍，找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所在，并在对问题结构完成界定之外，试图找到替代结构来改变现状此外，社会性别话语还包括众多的行动主体和潜在的变革推动者，例如妇联、非政府妇女组织、女权活动家、学术界、私营部门、工会成员和决策者等本研究是此类分析的一个起点，旨在概述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各类主体、相关争论和战略，并描述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根源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的长期合作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的出色研究，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热望此外，本研究也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亚洲女性与发展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于2015年启动，希望推动亚洲形成新的、更进步的社会性别话语其它正在开展或已完成研究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我们希望能从本文开始，推动中国和亚洲以及其它各大洲女性主义者广泛深入的讨论潘启泰（Stefan Pantekoek） 主任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 张玉笛（Judith Christ） 项目主管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6年11月i1讨论今天中国性别平等的状况，总是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依据联合国性别平等数据、各种两性比较数据，证明近年来中国的两性平等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另一种根据实证证据、典型的个案等证明女权在中国已经是主流，性别平等已经实现。
这两种观点各自有辩护者，也总是能拿出各自的证据在这种争论的背后，除了所选证据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派所定义的性别平等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两派所持的女权立场是不同的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和访谈法，力图从女权在中国的破土、萌芽、发展的过程中，梳理中国的女性主义在不同时代的概念和重点，描述中国妇女运动的源起和发展，分析其发展的逻辑和与所处时代的互动，阐述不同时代的女权争论和战略本文主要从纵向的男女不同、男女一样和社会性别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同时探讨在横向上究竟性别平等为国家还是为个体的取向本文分不同时期探讨了上述问题从总体来说，从晚清（1890-1911）到民国（1911-1949），强调男女不同，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追求性别平等，并且当时主流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建设而并非个体平等；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男女一样，忽视性别差异，把女性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纳入到国家生产和建设中去；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性别平等则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对女权的认识分歧很大，在具体性别平等的领域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或回溯本文从20世纪初中国女权的起源说起，力图把中国女权一开始就具有男性引导和与国家复兴紧密结合的特征阐述清楚，之后重点阐述在新中国时期中国的女权主义发展从意识、政策到具体领域的发展，展现纷繁复杂的女权发展现状。
2中国封建社会在将自然界的“阴阳”现象推及人的性别领域时，便将自然界的对应现象置换为两性之间的男主女从的权力关系，女性在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屈从于父权文化权威，并被束缚于“内”和“私”的领域，除少部分女性群体，大部分女性不参与公共事务由于中国的家庭长期以来信奉“家庭主义”，即把家庭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需要服从家庭整体的分配（沈奕斐，2013），而掌握这种分配权的，一般是代表家庭的父亲或丈夫——即男性，因此，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权力也是极为有限的在阶级等级分明的儒家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根深蒂固在这样武断的父权话语背景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她们的自主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被重视，全无贝尔·胡克斯等西方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人权”因此，“女权”这个概念完全是个舶来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讲究男尊女卑，长幼有序，不要说女权，连权利这个词都是含糊不清的据须藤瑞代考证，“女权在中国的初出，……是1900年《清议报》上登载的《男女交际论》，其序言里就已提到‘（福泽）先生喜言女权’”（须藤瑞代，2010：18）所以，讨论中国女权运动的开始，一般从20世纪开始，这一时间节点也是中国在西方与日本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入侵时，不得不改变闭关锁国政策，逐渐开放的重要节点。
因此，从一开始，女权的运动就纳入到民族解放、国家崛起的大事业中，最早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和发起的，这是和其他国家的女权都不同的地方虽然梁启超1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用过女权这个词汇，但是他的女性论影响很大，因为他提出的不缠足和女子教育的议题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须藤瑞代，2010）梁启超批判缠足的理由是，缠足会妨碍女性能力发展，“女性在开始学习时期”，就不得不开始缠足，这样势必造成女性的“衰弱”2 而之所以女性应该受教育，是因为要改变女性“分利者”的身份1902年梁启超就中国经济落后问题，提出了“生利分利”的说法，认为国力的兴衰，取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多寡，“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可至国富民强；反之，则难逃贫弱的命运为了进一步引申他的观点，梁启超举出十三类“不劳力而分利者”，其中包括“妇女之一大半”按照梁启超的逻辑，如果一大半的人口都不生利，而只是“分利”，那国家怎么可能强大呢？为了国家强大，就要改变女性的状况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了《论女学》，3 其中他强调，为了富强国家，有必要打破几个人依赖一人生活的状况，不要增加“分利”之人，而要增加‘生利’之人女性的“无才”不是德，反过来，女性应开阔视野，不依赖别人生活，因而有受教育的必要。
此外，母教（母亲给孩子幼儿教育）很重要，应该提供胎教梁启超的“妇女分利”论述，不但简化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抹煞了传统妇女的经济角色；不过，他的观点对1915-1923年间鼓吹妇女职业的运动产生重大影响，4 倡议家庭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大关键（连玲玲，2011）因此，梁启超的女性论对中国女性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梁启超的女性论的两个特点：第一，他认为女性的资质不是生来就落后的，是能改良的；第二，国家强弱与女性强弱成正比（须藤瑞代，2010：33－35）第一点改变了女性“天生弱”的思维定式，使得女性的改变有了可能性，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在考虑女性议题时的分析框架：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把经济独立看作是重要的女性解放特征进行阐述女权这个词从1902－1903年左右开始在中国言3论界普及，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君武和金天翮5 马君武在1902年发表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以下简称《女权篇》）第16章“女性之权利”的中文翻译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的中文翻译合编起来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认同梁启超的女性论的两个特点：一是不认为女性生来就落后，二是以为女性所处的状况与国家的文明程度成正比。
但两者也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在马君武的翻译中，女性被定位为权利主体，主张夫妻之间的平等，主张女性参与政治更大的不同在于两人的最终目的指向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女性论的最终目标是国家富强；马君武在《女权说》里主张为了男女都拥有同等公权而进行社会革命1903年，对当时女性论很有影响的另一部著作也出版了，这就是金天翮的《女界钟》该书的特征有三：一是其目标是民权革命与女权革命同时进行；二是女性必为“国民之母”；三是人生来就有的“天赋人权”金天翮所主张的“女权”的着力点在于女性能贡献于国家的力量本身，其理想聚焦在“国民之母”上在金天翮心目中，拥有进步思想、从事家政、生育后代的注重“母亲”功能的女性形象是其理想，比梁启超的主张更为具体金天翮的“国民之母”概念获得了广泛赞同虽然后文会提到女性女权主义者对“国民之母”的否定和不认同，但在整体上看，金天翮的女权论对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须藤瑞代，2010：33ff）至此，中国的女权运动似乎是由男人发起和推动的，那么为什么男性会去推动女权呢？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局限性又是什么呢？几位男性的女性论或女权论都承认了女性并非是天生就弱的，完全是有可能改变的，而要改变，就要废除缠足，给予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给予女性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使得女性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权利，或者能成为国民之母，更好地贡献国家。
2005年，在“百年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前，王政、高彦颐、刘禾三位学者深入解读了以《女界钟》为代表的20世纪初的女权发展，对于男性为什么要推动女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位学者都认为男性提倡的女权主义是国族主义之下的女权主义，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理想形象高彦颐（2005）认为《女界钟》是男性本位的女权思想金天翮把妇女一分为二：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和落后妇女，“在‘传统’与‘现代’的大河两岸对立，甚至对骂于是我们的现代史，甚至妇女史，是没有旧时代缠足妇女登场的份的，更不用说有他们的声音、立场她们的生活、意志、欲望、念头，都被金天翮和他的女同志所代表、淹没、抹杀了这样的反思是非常有意义的直到今天，这种男性立场的女性论依然是中国的主导，精英女性代表了所有女性，底层女性利益和现实性需求被忽视的情况依然在上演由于本质身份不同导致个体经验的差异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在同时代的很多女性女权主义者虽然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但是她们与男性知识分子所持的女权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梁启超和金天翮等在讨论女权时，都有一种建构未来理想女性形象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