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其对于西方主流文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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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其对于西方主流文化的优势 郑楚宣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作者简介:郑楚宣,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孕育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目前世界文化激荡, 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阐发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其突出优势, 显得特别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中国古代社

2、会漫长的历史中, 国家是在治理与内乱、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中前行的。治理、统一的时间大大长于内乱、分裂的时间;治理、统一大多与兴盛相伴随, 内乱、分裂则基本与衰落同步。夏商周时代, 尤其是西周, 国家兴盛。至春秋战国, 礼乐崩坏, 诸侯坐大, 内乱不已, 国家衰落。秦朝首创了大一统, 国家朝气蓬勃, 后又经历内乱、衰落。汉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 国家昌盛繁荣。汉朝后期又经历了内乱、战争、衰落, 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清朝的康乾盛世及晚清的内乱、外侵、消亡。回顾历史, 中国之所以能不断从分裂、衰落走向统一、兴盛, 正是中华民族一代代先贤和民众, 为了国家的统一、兴盛,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

3、息、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思奋不顾身, 以殉国家之急”, 不懈奋斗, 呕心沥血, 甚至付出身家性命, 促成了国家在迂回曲折中不断前行, 创造了一代代的辉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外患内忧不断, 国家贫弱不堪, 西方文化乘虚而入。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 引导、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和民众奋起救国图存图强, 推动中国在近代社会中跌撞前行。这突出表现于康有为、孙中山领导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和实践中。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 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宣传和践行儒家“不忍人之心”的博爱

4、观。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他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 致力于变法维新图强, 赢得了“百日维新”, 震动了清。在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曾试图引进英国君主立宪制思想和制度, 但很快就发觉那不适合中国国情而转向全心全意从儒家思想中寻求治理和改造国家方案。变法维新失败后, 他更致力于研究和阐发儒家思想中的治国理政之道, 任中华孔学会会长, 著大同书, 以儒家“仁”的学说为基础, 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 仁也”, “舍仁不得为人”, 主张去除国家, 走向“去国家合大地”的盛世。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 9 岁开始接受私塾传统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青年时期就以复兴民族

5、和服务国家为己任, 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 并奋不顾身、百折不挠地在国内外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 最终推翻了清的统治。虽然他曾经试图用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来改造中国, 但那更多地是他复兴民族、服务国家的思想和志向的一种“借来方案”。影响他一生, 促使他为改造和复兴中华民族而耗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的人生格言“顺天意, 应潮流, 合人情”;“努力向学, 尉为国用”;“事功者一时之荣, 志节者万世之业”;“修身岂为名传世, 做事惟思利及人”;“吾志所向, 一往无前, 百折不挠, 愈挫愈奋”等, 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

6、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 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使国家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这尤其表现于中国共产党几代核心领导人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自幼饱读“四书五经”, 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少年时就认识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立志要为救国图存图强而奋斗终生。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倍加爱惜, 他曾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关的东西, 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在毛泽东看来, 不了解中华

7、传统文化, 就很难认识中国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便谈不上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尤其是,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是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孔子“中庸”学说等中国古代辩证法思维的继承和发展。他关于进与退、成与败、得与失、强与弱、真与假、虚与实、安与危等辩证法思想的精辟论述和灵活运用, 对其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之命运, 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 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终推翻统治,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幼年入读私塾, 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是吮吸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他坚守中华文化忠孝之道, 说“我是

8、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青年时期就投身于为民族求解放, 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 忍辱负重, “三上三下”, 坚持“三个有利于”, 设计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坚持中华“和而不同”思想, 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 为国家的兴盛统一、人民的幸福安康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几代核心领导人, 紧密结合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所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整体思想、仁爱思想与和谐观, 有力

9、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有效治理。习近平同志非常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 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培育民族精神、奋发图存图强、抵抗外来侵略、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并且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他还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他指

10、出, 中国人自古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亲邻善邻”等思想, 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更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 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不同文明之间要对话, 不要对抗。他还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 欢迎并鼓励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和谐共赢, 一起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笔巨大精神财富, 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撑。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我们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 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11、兴大业的“中国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西方主流文化的优势西方主流文化即根源于古希腊自由主义思想, 在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中得到长足发展、影响着西方大多数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民主文化, 其核心思想是从个体出发, 以个人为本, 强调个人对群体、社会的优先地位。从理论上分析, 与西方主流文化相比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和人类社会发展总体性目的相一致, 更具有人类社会总体目的性意义。如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天生善良、利他, 要求人们时刻将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孔子说“君子言义不言利”, 要求仁人志士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12、颠沛必于是”;“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里仁、论语卫灵公) 。孟子将仁义与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他说“欲知舜与蹠之分, 无他, 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尽心上) 。这种思想和行为无疑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西方主流文化则认为, 人天生自由、独立、自私, 毫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社会、国家和法律绝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公共利益”或“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 而只是人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英国的霍布斯认为, 社会、国家和法律的形成绝不是因为存在着“一般的善”和“社会福祉”, 而是人从“本能的自我保

13、护”向“合理的自我保护”过渡的结果, 它们都是以个人对自我利益的精明计算为基础的。英国的边沁认为, 国家和法律就其本质来说并不体现所谓的“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 而只需根据以个人利益得失为基础的“最大幸福原则”来分析和检验等。大喊“美国优先”的美国富豪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充分说明以个人优先于群体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主流文化确实影响着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问题是, 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于鼓励个人无节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危及群体的利益, 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不利。就如最近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谈及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所说的, 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 这“非常、非常奇怪”

14、。这一决定置美国于首位而把“我们美丽的地球”放在末位, “显得异常可悲”。又如, 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向于把政治和道德等同起来, 如提倡仁政、德治和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行为等, 从而将政治道德化。如孔子关于如何为政有三个方面的论述:其一, 为政是个道德感化过程。孔子说:“政者, 正也, 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 焉用杀?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必偃。” (论语颜渊) 其二, 君臣之间并非权力制约关系, 而是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与规范, 即“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其三, 统治者要对老百姓进

15、行道德教育, 使他们人人从善。即“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论语为政) , 则能治理好天下。孟子继承了孔子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如他认为, 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道”, 即要有良好的治国之道, 而“王道”就是良好的治国之道。“王道”即“以德行仁”, 所谓“以德服人者, 心中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 只有实行王道和仁政, 才能统一天下。他说:“当今之时, 万乘之国, 行仁政, 民悦之, 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 惟此时为然”。 (孟子公孙丑上) 这实际上就是说, 只要推行王道和仁政, 便能解决世间纷争, 达到统一天下之目的, 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最佳治国之道。对于西

16、方主流文化, 政治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只是因为法律包含着理性、正义等道德成分或理性、正义等道德目标要通过法律的保障才能实现。如法国的爱尔维修认为, 一个人总是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来判断事物的真善, 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此, 道德是立法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立法者必须首先传播知识, 使人们懂得公共利益包含着自己的利益从而使个人自觉同他人和社会保持一致。立法者同时必须制订法律惩恶奖善, 迫使人们从善。所以, “良法是使人们从善的唯一手段, 立法者的全部艺术在于, 根据人的爱己之心促使他们经常对人公正”。 (爱尔维修论精神演讲 2, 第 24 节) 法国的卢梭认为, 仅仅是种属的相同并不能使人们组成社会, 唯有道德纽带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才能使他们组成社会。因此, 社会是一个具有“总意志”的道德存在, “这一总意志总是倾向于维护总体及其每一局部的生存和幸福”, 并“构成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不公正的准则”。然而, 卢梭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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