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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王家新【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 题 号】J3【复印期号】2011 年 04 期【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1 年 1 期第 100118 页【英文标题】The Translation of Auden and Modern Chinese Poetry【作者简介】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100872【内容提要】 对奥登的翻译，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历程。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等诗人翻译家在不同时期对奥登的翻译，不仅深刻勾勒出奥登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扩展、刷新和深化了中国现当代诗人对诗和存在的感知，推动着新诗的艺术变革和发展。他们的这种翻译实
2、践，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追求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对奥登的翻译，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诸多的启示。【关 键 词】奥登/卞之琳/穆旦/王佐良/诗歌翻译/ 中国新诗 EE253UU8512056奥登(WHAuden，1907-1973)，自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诗人，也是一位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产生过广泛、持久影响的诗人。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奥登“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已有较为翔实的考察。不过，对奥登的翻译本身尚需要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像奥登这样一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性人物，数代中国诗人和翻译家是怎样来面对他、翻译他的？这种翻译和接受对中国现代诗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
3、等等。卞之琳等人 40 年代对奥登的译介卞之琳属最早译介奥登的译者之一，在他之前和稍后，虽然都有一些对奥登的零散译介，但卞之琳的翻译显然最有影响。40 年代初，卞之琳在昆明译出奥登战时十四行诗组中的六首，这些译作当时曾在昆明、桂林发表，抗战结束后也在上海被转载过；抗战结束前后，他还译出奥登一首十四行诗小说家。1979 年，诗人撰写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一文，选出战时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器具”小说家及新译出的名人志一起发表。今天我们在卞译英国诗选中看到的，就是这四首诗。卞之琳之所以在 40 年代前后将目光投向奥登，不仅因为奥登代表着艾略特之后英国现代诗歌一个新锐
4、时代，而且奥登在1938 年来过中国抗日战场三个月，写下了令他和同时代其他中国诗人“心折”的战时十四行诗组(该诗组 27 首，大部分写于中国)。另外，这也和卞先生本人在那时的诗风转变有内在关联，30 年代末期他写下的慰劳信集，即显示了所谓“介入”的倾向，因而(早期的)奥登会成为他心仪的诗歌英雄和典范。卞译战时十四行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像第一束投向翻译对象的探照灯，它奠定了人们对奥登最初、也是最基本的认识。纵然这两首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的翻译在今天看来还有些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可以说，同冯至、穆旦等人在那时的诗一样，它们构成了 40 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最精华的一部
5、分。在卞译奥登诗中，“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译得最为完美。奥登写这首诗时，正是每一个人“悔不该出生于此世”之日：战局急剧恶化，“暴行”和“邪恶”如疫疠一样风靡然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奥登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山谷里的缪佐城堡，正是在那里，诗人里尔克经过多年的沉默和危机，一举完成了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正如有人所说，“他成了百里挑一的人，将用德语完成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作品的人。他担负起了一部作品的命运”。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且记起
6、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显示出了全部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待：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那个小古堡，像一个庞然大物。奥登在中国战场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里尔克。在战时第 21 首中他这样感叹：“人的一生从没有彻底完成过”，里尔克的出现，则使他意识到生命被赋予必须完成，即使在最恶劣的时代条件下，一个诗人也必须担当起他的“天职”。在一个沮丧的年代，一首诗就这样迸发出了它真实的力量和光辉。可以想见，这样的诗及译文的出现，会对 40 年代的中国诗人产生怎样的激励！且不说它对穆旦等年轻诗人的影响，这里我想起冯至先
7、生 1941 年间写下的那一批十四行诗。(它正好也是 27 首！)评论界已习惯于把冯至的十四行诗与里尔克、歌德的影响联系起来考察，但那里面有没有奥登的影子呢？我想人们应该看看冯先生 1943 年所写的工作而等待一文，该文的题目不仅直接取自卞先生的译文，它开篇就谈到奥登对中国的访问，并全文引用了卞先生这首诗的译文。我想，正是奥登的诗和卞先生杰出的翻译，促使冯至重新发现了他所熟悉的里尔克：“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这是一个诗人经过长久的努力后的成功，也就是奥登对于中国的希望。”奥登这首诗
8、，其意义就在于重建了一个诗的神话，那就是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来对抗历史的残暴力量。这对 40 年代的中国诗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重要的鼓舞。同样，他的另一首战时十四行，其意义也不同寻常。在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中，卞先生特意提到了该诗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抛弃”，说奥登当年在武汉朗诵时，在场的翻译不敢直接译出这句诗，而是把它变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这虽然可笑，但也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意识形态话语与诗歌的区别，它给我们的“启发”，可用深受奥登影响的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句诗来表示，那就是：“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现在来看，一个“虱子”的运用，是多么有勇气！即使从诗艺
9、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总之，奥登来到中国战场，不是为了应景，写一些“服务于抗战”之类的东西，而是坚持从一个诗人的角度看世界，坚持把“战时”的一切纳入到人类的更本质境遇和关系中来透视。我想，这就是他对中国 40 年代诗人的最重要的影响。1942 年 2 月，穆旦怀着报国的热情，从西南联大加入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但是我们看看他在同月写下的出发一诗，它一点也不“浪漫”，更没有那个时代所习见的豪言壮语：“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这是怎样的一种“出发”？！离开了奥登以及其他现代
10、主义诗人的影响和启迪，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的大合唱中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从翻译本身来看，卞先生对奥登的翻译，虽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比如他在“暴行”、“邪恶”(原文“Wrong”，卞先生的初译为“倒行”，后来定为“邪恶”)等抽象名词前加引号的译法，就很有意义。我查看了费伯版的权威版本，奥登原诗的这几个词除了第一个字母大写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标识，而卞先生特意把它们加上了引号，这不仅强化了我们对它们的注意，也把这些抽象名词人格化、隐喻化了。以那时的诗人爱用的话来说，这样的译法，顿时使抽象的东西“有了身体”！卞先生甚至有意识地强化了这一点，如“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11、“and with the gratitude of the Completed”)这一句，卞先生有意把“完成”变为“完成者”，并加上了引号。我想，这已不是一般的翻译，这已是语言的“塑造”了。卞先生的这种手法，后来直接被穆旦继承。如穆旦所译的战时第 21 首：“丧失是他们的影子和妻子，焦虑/像一个大饭店接待他们”，等等。在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中，卞先生称赞奥登“不用风花雪月也可以有诗情画意；不作豪言壮语也可以表达崇高境界；不用陈腔滥调，当然会产生清新感觉，偶尔故意用一点陈腔滥调，也可以别开生面，好比废物利用；干脆凝炼，也可以从容不迫；冷隽也可以抒发激情。”这的确道出了奥登诗的一些诗学品质和风格
12、特征。而卞先生对奥登的称赞，其实也正是他本人想到达的境界，虽然他自己在 40 年代以后并没有相应的创作实绩，但他对奥登的译介，的确促进了一个时代诗风的转变。众所周知，奥登对中国 40 年代诗歌的实质性影响在那时主要是由穆旦、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等一批新锐诗人来体现的。除了卞之琳等人的译介，这批西南联大的年轻诗人主要受益于他们的英籍老师燕卜逊。王佐良曾这样回忆：“燕氏是位奇才，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甫金斯到艾略特到奥登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更好懂，他的掺合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还来过中国
13、抗日战场，写下了若干首令我们心折的十四行诗。”(穆旦：由来与归宿)此外，杨宪益也曾出色地翻译过奥登的看异邦的人和声歌辞空袭等诗，这些译作 1943 年发表于重庆，后收入近代英国诗钞(上海中华书局，1948)。杨译空袭即选自战时，“空袭”这个诗题为译者自己所加，显然，是译者自己在重庆的战时生活使他对奥登做了这样的改写：“是的，我们将遭受苦难了，天/悸动如狂热的额。真的痛苦。/摸索着的探照灯光，忽显出/卑微的人性”这样的翻译，在日本飞机的惊扰中，不仅借一位英国诗人表达了自身，而且令人惊异地表达了自身！我们再来看穆旦，穆旦在那时虽然没有直接翻译奥登(除了他翻译的路易麦克尼斯的诗论诗的晦涩中所涉及的对
14、奥登诗的分析)，但在他身上却携带着一个潜在的译者，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敏锐的、光彩夺目的创作本身对奥登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王佐良在谈到穆旦的五月时这样说：“那概括式的谋害者，那工业比喻(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那带有嘲讽的政治笔触，几乎像是从奥登翻译过来的。然而又不是。它们是穆旦自己的诗句，写的是中国的现实”(穆旦：由来与归宿)。“几乎像是从奥登翻译过来的。然而又不是”。这就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诗人的诞生。穆旦接受奥登影响的意义在于，他通过奥登才真正找到了进入现实、进入现代诗歌的方式。当然，这种影响不仅成就了穆旦这样的诗人，它还带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探索和诗风转变。这里我想起了穆旦多年后翻译的
15、奥登那首音调激越、节奏突兀、对很多中国诗人都产生过影响的西班牙：(昨天)是在石柱中间对邪教徒的审判；昨天是在酒店里的神学争论和泉水的奇异的疗效；昨天是女巫的欢宴。但今天是斗争。昨天是对希腊文的价值的坚信不疑，是对一个英雄的死亡垂落戏幕；昨天是向落日的祈祷和对疯人的崇拜。但今天是斗争。正是在对“昨天”的告别与今天的“出发”中，中国新诗的二三十年代被超越，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在 40 年代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富有生机和创作实绩的阶段。“文革”末期穆旦对奥登的翻译作为一个诗人翻译家，穆旦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是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1973 年，他得到一本周珏良转赠的英语现代诗选，他又回到曾对他产生影响
16、的那些诗人那里了。在 1975 写给杜运燮的信中他这样说“读奥登，又有新体会”，“Auden 仍是我最喜爱的”。结合到诗人漫长一生的曲折历程来看，这真是耐人寻味。英国现代诗选共收入译作 81 首，其中奥登 55 首，可见穆旦晚年对奥登的投入；尤其是他把曾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战时十四行诗组 27 首及附属的长诗诗解释全部译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视为一种“还债”或“还愿”的行为。在今天看来，诗人于 1973-1976 年间倾心翻译的英国现代诗选，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诗歌，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不同于 50 年代对普希金、雪莱、拜伦的翻译，穆旦在翻译奥登、叶芝、艾略特这些诗人时，完全撇开了接受上的考虑。他在翻译时为我们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的本来面貌。他的这种翻译实践本身，即是一次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归(虽然不是简单的回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