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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枚特殊的六分校毕业纪念章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毕业证章多采用统一的制式，即一枚圆形的铜章，正面漆珐琅，蓝色的外圈中载明期别和总队，中间白底衬托校旗图案，而章的背面，多是刻有“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十二字训词和徽章的编号。由于各分校、总队的毕业章是由不同的作坊制作，其外观、材质、字体上也存在一些不同。整体来说，这种徽章样式美观，影响也非常深远，不但为同一时期很多军事院校或军事训练机构效仿，在黄埔军校迁台后也依然沿用了一段时间。因此，市面所能见者为数并不少。 笔者收藏有十余枚抗战时期的黄埔毕业章，大多数即上文所述的样式，只有一枚“别出心裁”的，最让笔者爱不释手。这是一枚长方形的铜章，尺寸
2、约 4.41.8cm，与军衔领章大小相近，其质地密实，做工精致，包浆温润，保存良好。纪念章正面有“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同学毕业纪念”字样和两个戎装士兵加瞄准镜的图案，背面则是编号，还有明确的制作地点“桂林天成造” 。通过对史料的研读，可以确定此章的制作时间是在 1939 年。然而，纪念章并没有别针的痕迹，显然当时也并不能佩戴在身上，与制式章相比，这枚无论样式还是用法都显得十分特殊，尚需加以考证。 15 期 6 总队是由第六分校训练的。说到第六分校的前身，可追溯到 1926 年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其后校名历经变迁，至 1937 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1938 年 3 月
3、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详细经过本文不再赘述） 。抗战爆发以前，该分校虽名属中央，实际上则完全由桂系主导，有自己的校歌、校训，地方色彩浓厚，截止到 1937 年 10 月，共毕业 8 期学生，毕业学生大多充任桂系部队的基层军官。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军事政治由中央统筹，南宁分校/第六分校才开始中央化，正式纳入本校编制，学生期别也与本校对应一致。这一时期分校训练的第一批学生，是原南宁分校招考的第 9 期学生，番号后由中央统一核列为第 14 期第 9 总队。而到了本文要说的第 15 期，招生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这其中有从沦陷区招考的爱国青年，有归国投身抗战的华侨，另外由于白崇禧的推动影
4、响，分校还在全国范围招收回族青年从军报国，成立了回民大队（15 期第 6 总队第 2 大队） ，这在当时全国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本期中广西籍的学生反倒是很少了。 关于 15 期 6 总队的历史，如今世人已知之甚少，官方文献中也仅有大略的记载。所幸该总队毕业生陈家懋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回忆文章，篇名投笔从戎 ，其中详细记载了他自投考军校至毕业的全过程，将这段历史鲜活地呈现出来，极具参考价值。 1937 年年底，分校在华北、华中地区发布招生启示（招收回族青年应该是由各省的宗教协会推进的，另成一个系统，归国华侨这一部分则是后来直接在柳州会合） ，并于汉口设立了招生办事处，各地投考的汉族回族青年
5、前往汉口汇集。经过入学考试后，大约在 1938 年 2 月底，被录取的同学乘火车前往衡阳，军列到达长沙时，因为调度的原因停在站台等了很长时间，焦躁的同学与车站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一言不合打将起来，结果有人开了枪，一名马姓回族青年中弹倒地，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愤怒的学生要与宪兵拼命，经长官们多方协调劝阻，才把事情平息下来。当晚，火车继续开往衡阳，翌晨到达，队伍在衡阳休整了四五天，1938 年 3 月 1 日，开始沿公路长途行军380 公里，一路走了十几天，经永州、全州后到达桂林。 由于当时南宁的校舍已毁于日机空袭，而桂林李家村的新校舍又尚未建好，队伍在桂林休息了几天，又奉命前往柳州正式编队，安
6、舜任总队长（不久之后周嘉彬接任总队长） ，3 月下旬开始入伍生教育。按照规定，军校入伍期应该是 3 个月，不知是何原因，15 期 6 总队的入伍期一直延续到年底，才接到校方通知参加升学、分科考试。这些学生因此在柳州待了近一年的时光，除了日常操课，同学们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武汉保卫战爆发后，学校组织同学成立剧团义演宣传，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不过也发生了一件?芳?生悲的事，由于柳州天气炎热，许多同学休息的时候喜欢去柳江游泳纳凉，一位回族同学不幸溺亡，经学校把事故调查清楚后，为该生举办了追悼会，并按照教规安葬在回族公墓。 1939 年春节后，总队动身前往桂林，约在 3 月初到达桂林东南的李家村新
7、校区，不久之后，炮科、工科、通信科的同学，分别前往贵州都匀的陆军炮兵学校、湖南零陵的陆军工兵学校、贵州麻江的陆军通信兵学校接受专科教育。 政治教育是军校教育的重要一环，校部设有政治部，各队配有指导员，借此加强主义的灌输，监控学生的思想。然而毕竟是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各队的图书馆中，难免有些宣传国共合作抗战和共产党理念的书籍报刊。有一次陈诚来视察，看见这些书刊就很不高兴，把全校师生痛批一顿，回去还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后来大家就学“乖”了，每次听说陈诚要来，赶紧先把书藏进山洞里。白崇禧则不同，他对此不但不予批评，反而鼓励大家多方涉猎，自由吸收，活跃思想，还把论持久战推荐给大家学习。另外，时任南岳游击
8、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也曾与汤恩伯一起来校讲话。 8 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1939 年年底，学校组织了野外实战演习和毕业考试，军训部派员陪同苏联顾问前来参观演习，他们对学生们认真的态度、英勇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 12 月底，学校公布了分配名单，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不想就在分发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第六分校的主任是黄维，他做事认真严谨，兵练得很好，但是性格严肃刻板，学生们从来就没见他笑过。黄维不但与广西地方派系相处不融洽，和分校副主任兼 15期 6 总队总队长的周嘉彬更是闹得势同水火。1939 年 12月 31 日清晨，黄维不知动了什么想法，竟派出军校练习营包围了总队部，
9、把周嘉彬控制起来，消息传来，学生们大光其火，全部站在总队长这边，纷纷拿起武器去保卫总队部，要缴练习营的械，双方对峙起来。练习营的大头兵看到学生们来真的，心里也确实虚了，毕竟人家个个是干部，谁都惹不起，僵持了一会儿就乖乖撤了。事后，学生们决定去桂林行营找白崇禧反映情况，希望调解二人的矛盾，一千多号人浩浩荡荡地跑步穿过桂林城，来到行营门外请愿。行营一位中将高参出来接待，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汇报，还招待同学们吃了午饭。果然在 15 期 6 总队毕业后不久，黄维和周嘉彬就都调离了。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 1940 年元旦，总队同学就陆续前往部队报道了，从此投入抗战的洪流。 （本文写作中承单补生先生提供宝贵资料，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