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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成功与失败“洋务运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包括它的尾声在内，共经历了 40 年之久。18*95 年到 1901年应是洋务运动的尾声。”为什么我认为 18*95 年到 1901 年是洋务运动的尾声呢？多年来学术界谈起洋务运动，总是习惯他说它“失败”，或者说是“破产”、“彻底破产”等等。他们以什么作根据这样说的？无非是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但甲午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这不是洋务运动失败或彻底破产的标志吗？！诚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但二者不能划等号，即不能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即等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或彻底破产。因为如果那样认识的话，那就是洋务运动没有“成
2、功”之处可言了。事实上，按照本书各章节所述，洋务运动成功之处是很多的，从全局看，甚至可以说“成功”多于“失败”。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不断有成功也随时有失败，这无论从具体某一企业、事件或从带总体性的方针路线看均是如此。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事件或者是战争，说它们胜利与失败、成功与破产，是从政治路线和目的等方面说的，是将事件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考虑的，离开“目的”、离开“规律”来谈成功、失败就没有准则了。现从这两个方面对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考察。先从洋务运动的目的方面论述。洋务派官僚兴办洋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已为学术界的人们所熟知，那就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
3、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很明显，目的是富强起来，既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又战胜侵略者，以拯救清朝统治；其手段是使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武装并发展近代工商业。除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之外，其他一些目的不为不善。问题是这些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多少？答复是肯定与否定参半。清政府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新式枪炮将太平军、捻军和回民等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维护和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史称“同治中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说它的这一目的达到了。在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者当推列强的侵略了，这种威胁虽被清政府称为“肢体之
4、患”，这是相对于人民革命说的，一旦人民革命这一“心腹之害”被消除，“肢体之患”未尝不可转化为“心腹之害”，清统治者也未尝不视为“心腹之害”。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海陆军建设，就是为抵御外敌而进行的，其规模远远大于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又由于认识到要真正地强，必须富，于是大办近代工商业，这就是所谓“强与富相因”。这种主要意在抵御外侮的活动奏效如何？伊黎收复了；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了；中法战争做到“不败”或“稍胜一筹”了；殖民地化彼阻止住了，半殖民地化披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虽没有他们预期强盛，但也未被淹没掉。这些表明，洋务运动
5、在抵御外敌上也已部分的达到了目的。可能有人要说，清王朝之所以不被列强所淹没，主要是由于妥协退让牺牲民族权利的结果，不是因为洋务运动使国力有所加强的缘故。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在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阶级间的关系一样。在阶级斗争中，敌方如果力量强大到占压倒优势，是一定要吃掉对方的；同样，这个“对方”如果力量允许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人类社会阶级间、敌国间的较量，实际是力量对比的较量，没有什么仁慈可言的。列强之所以没有“吃掉”清王朝，是因为清王朝还有不被“吃掉”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广大人民的自发斗争实际上对清王朝起了支持作用之外，洋务运动使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力量得到加强，是
6、一个重要原因。老实说，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装备较为先进的海陆军在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列强对阵和较量，虽有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具有“第一流”“外交术”的李鸿章，也不能在谈判桌上谈斤论两、讨价还价的。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结果未能做到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收回被侵占的利权，这是失败之处；但在洋务运动中增强了军事经济力量，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洋务运动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不能不认为它的成功之处。向之论者常常有下列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被列强所瓜分和殖民地化，都是义和团等人民革命的力量，洋务派洋务运动在对外敌斗争中起了相反的破坏作用。按照这个逻辑，仿佛是说
7、，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建设新式海陆军和新式工业企业，列强早就被赶跑了，中国早就独立富强了。这无论从史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现在再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问题。我曾说过：“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虽有反动性，但却符合客观历史发展和人们正确反映客观的主观认识两方商要求的。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是恰当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在洋务运
8、动之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己有人在航运、金融等领域进行过投资的试探，尽管没有洋务运动中国社会也会发展资本主义，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是洋务运动缩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不够理想，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扼杀的缘故，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这些阻力。从这一意义说也可认为是成功中的失败。学术界有一些人这样说，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确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但这不是洋务官僚的目的，他们的
9、动机是要维护封建主义统治，功劳簿上不能记这笔帐。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原则。多年来对洋务运动持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某个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者的任务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加过工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而况，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和他们举办经营洋务工业企业的实践中，在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同时，不是也已有了追逐利润的资本
10、主义动机和目的了吗？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无论从洋务派的动机目的或是从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说，均可认为它有相当程度的成功。不能说完全失败了。所以我对洋务运动作了“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的提法，就是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结束”一词，实际上包含“失败”的意思但不是全失败了；而且，所谓“结束”，并不一定是指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为结束的标志。事实上，甲午战后洋务还是继续在办下去，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实行以前，还未有什么新的改革的政治势力能代替洋务派，故还不能证明洋务运动已经结束了。我称甲午战后一段时间为各种政治势
11、力交叉交替时期，也就是洋务运动尾声。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应在 1901 年总理衙门取消。二、洋务的继续举办与发展后期洋务派集团，仍是一股介于顽固派、维新派之间比较独立的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既主张采用西学策议变法，但又反对维新派那种比较全面的变；既与帝党、维新派有直接或间接的瓜葛，又与后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纷纷提出洋务复兴方案，例如 18*95 年 7 月 16 日刘坤一即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采用西法练兵、用人、理饷。其他如张之洞、袁世凯一批洋务人士均有类似意见。总括起来，就是继续办洋务以冀重新振兴起来达到富强。光绪帝于 18*95年 7 月 19
12、 日下了一道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疾，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这是对洋务派复兴洋务的一个巨大支持。于是，诸如：新建陆军、铁路、矿务、银行、教育等均较大规模地兴办了，海军重建亦在筹议之中。本节主要谈洋务工业企业继续举办情况。首先谈续办洋务的基本特征和指导思想。甲午后所办洋务工业企业，主要揽于盛宣怀一人之手，故以盛氏作为代表，适当结合其他人的意见加以叙说。盛氏在取得“专折奏事”后
13、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这里把练兵、理财、育才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是 30 余年洋务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根本精神就是发展三者结合的洋务事业来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以说甲午以后的洋务事业没有越出洋务运动范围，却有某些发展，就是所谓“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在洋务运动初期是靠官力，逐步发展官力与商力并用，这里强调藉“商力
14、”，刘坤一甚至说铁路、商务和军事工业都“必归商办方为妥善”。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办的企业以集商资为主，借洋债亦以公司名义举借，不由政府出面；而原来由官本官办的企业，多改变为商本商办，例如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于18*96 年春招商承办了。藉 “商力”必然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就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优良传统。兹以铁路、矿务、银行三者为主阐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尾声”时办工业企业的特点与作用。甲午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通过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从事工艺制造”的规定，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除
15、开设纺织、食品轻工业和船舶修造、航运等工厂企业之外，投资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银行等行业，以便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的利权。因为这些行业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列强重点投资这些部门，既是其资本输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全面控制殖民地经济的需要。然而，事物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往往是对称的。在中国方面，虽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却是进一步发展了，它对原料、燃料的需求量门益增加，开发速度加快和开发量加大，商品量及其运输量很自然地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就促使铁路加速筹建。本来就意图为建造铁路供应铁轨的汉阳铁厂，也就必然大力扩充其规模，改善其经营，从奄奄一息的官本官
16、办企业改为商资商办了；与之相联的煤铁矿业也相应发展。于是甲午战后在修建铁路之外大力经营矿务，是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所必然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清朝君臣们如张之洞、刘坤一及职位稍低的盛宣怀等辈，在经营铁厂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办工业的重点置于铁路和矿务。他们一致认识到非抓紧铁路和矿业的筹建和发展，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而办这些大型的、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的钢铁、铁路、矿务等工业企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铁路、矿务、银行三者，成了甲午战后洋务派头目们办近代企业的重点项目。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重点铁路、矿务、银行，针锋相对。其竞争性和民族性，不言而喻。现分别简述之。先谈铁路的筹建。总的说在甲午战前铁路的建设在清政府眼里还是无足轻重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则不同，清帝“下诏自强”是把修建铁路置于首要地位的。卢汉铁路倡议者张之洞立即响应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什，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刘坤一也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于是着手进行已经议定先造的卢汉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