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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析我国产业升级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 年 GDP 达 39 万亿人民币，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受各方面的约束，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下降，新的竞争优势产业又还未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一、产业升级的必要性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离不开国际分工角色的转变。国际分工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国际科技创新的源泉和产品及服务的消费中心；二是人口众多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产品加工；三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矿产资源。而中国基本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上游，靠资源耗费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
2、到国际生产中。这样的一种生产模式如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首先，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资源约束：一方面，低端工业巨大的资源需求和我国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了资源供需矛盾尖锐：中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全线逼近 18 亿亩的红线；仅正常年份中国的缺水量就已经达到 400 亿立方米；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2010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 54 8%，铁、铜、铝等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 70%。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工业生产模式无疑加速了资源约束的到来，中国万元产值能耗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甚至数倍于巴西、墨西哥这类新型发展中国家，单位资源产出效率仅为日本的 1 /20，美国的 1 /10
3、，德国的 1 /6。其次，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大幅减缓，2004-2011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 13.6%的速度减少， 2015 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主要靠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是“未富先老”的状况。刘易斯拐点临近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势逐渐下降，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劳动力工资、用工企业成本上涨，以低廉劳动力为立身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无法与越南、印度等新兴世界工厂竞争。最后，人民币升值
4、带来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在2005 年 7 月 21 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8.2765，而 2014 年 1 月 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0990。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阻碍我国出口增长。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属于加工出口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完全依靠低廉的价格优势占据市场，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出口商品在国外的价格将要提高，对其国际竞争力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都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甚至是难以维系。唯有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带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
5、产业升级在于国际分工层次的升级沿着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 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部门升级(Inter- sector Upgrading)的路径进行（Hum- phrey，Schmitz，2000） ，即依赖包括技术、信息在内的高级要素使产业附加值由低向高演进，使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移动。而中国目前在面临重重变革压力的同时，亦出现了产业升级的储备要素：首先，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提升了基础劳动力的素质水平；高等教育的连年扩招为产业升级储备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其次人民币升值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口外
6、国资源、技术的成本，为我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中国的内需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需求大幅增加，而且正朝着追求高档次、新品种、宽领域方面演进，消费结构明显处在升级转化中。由此可见，中国目前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也具备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中国唯有面对挑战，抓住契机，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分析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产业升级依赖于产业环境升级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当一国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与行业竞争、支持性与相关产业这四类要素构成的产业环境升级后，产业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变，该国才能完成产业升
7、级的过程。产业环境升级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升级，一个国家具备了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就变得自然而然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为天赋的资源（如未接受太多教育的劳动力） ，适用于低级产品的生产，如初加工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级生产要素则是经过时间和资本投入后形成的（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 ，适用于较高级产品的生产，如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要素还有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之分，一般性要素又称通用型要素适用于所有产业的生产，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产业，专业化要素的提升和积累往往支撑着一国竞争优势产业、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由此可知，一
8、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必得实现初级要素向高级要素、通用要素向专用要素的生产要素升级，通过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来支撑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而生产要素的升级除了受初级要素、一般性要素本身形态的影响外，是可以通过企业战略选择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政府引导等外力来促进的。企业的战略性选择构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其升级往往形成对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的需求、形成要素升级的压力，是促进要素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最直接的市场动力。而企业的战略性选择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需求条件、行业竞争情况、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还包括外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企业的产品、服务实现价值
9、的依托，需求条件的升级具有引导企业战略性选择升级的作用，是企业战略性选择升级的直接动力。行业竞争使企业有压低成本或者提供差异化产品、服务的动力，促使企业进行创新、关注需求变化以及实施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支持性产业为一产业的上游产业，而与某产业共享技术、零部件等环节的产业就是该产业的相关产业；支持性产业通过扩散与协同效应对下游产业予以支持，而相关产业通过提升效应对与之相关的产业予以支持。显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为企业提供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其升级为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具有部分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的行业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特定产业的倾斜，直接构
10、成企业战略选择升级的动力；政府还可以通过引导需求条件升级、维护行业竞争来间接促进企业的战略选择升级；政府引导还可直接促进要素的升级。另外生产要素升级也会促进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我国的产业升级应当通过政策引导促进需求条件升级、维护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战略选择升级以及生产要素升级，实现产业环境四大要素相互促进、共同升级。三、 中国产业升级具体政策建议从需求条件看，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国内需求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精致性角度都有了很大提升；然而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严重限制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社会保障、增加居民可支配收
11、入，同时通过立法、补贴等措施促使需求条件升级，并严格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发挥国内需求条件升级对于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还需要通过政策引导促使企业关注需求条件的变化、升级并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升级，促使国内各行业涌现一批自主品牌主导企业，从而使我国产业从以代工模式为主向以自主品牌、研发和营销为主的模式转变。从相关和支持性产业来看，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国内战略性产业生产链条的完善和共同升级，充分发挥外部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的特性，通过全球采购、全球合作的方式来获得战略性产业升级所需的上游产业或者相关产业产出的支持；政府则应当为外贸和国际合作争
12、取和平开放和有利的条件。在企业战略和同业竞争方面，除了鼓励企业关注需求条件的升级、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升级并作出反应外；还可以直接通过政策对企业战略升级进行引导，包括引导企业战略由专注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研发和营销的产业环节转型，以及促使企业从战略层面关注新的国家主导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机会；政府还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除了军事、安全、稀缺资源领域外，其他所有行业都不应该采取政策下保护措施，而应该鼓励各种类型的产业资本进入并通过法律、监督、监管和制裁来抵制垄断、保护有序竞争，以促使企业在巨大市场压力之下，在研发、创新上进行战略投入；政策还应当促使生产要素升级，使生产要素和企业战略相互促进
13、升级。从劳动力要素来看，一方面我国仍然拥有大量农民工和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等，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老一代农民工接受过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培训，相当一部分在城镇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更注重发展而不仅仅是生存；但是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和大中专教育之间配置不均衡，大中专教育投入比例不足，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培训教育有限。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我国已经储备了足以支持产业升级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但是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还有很大一部分高素质人才毕业后无法顺利就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应从两个方向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升级：一是注重大中专职业教育、注重对低技能农
14、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初级劳动力要素向高级劳动力要素的转变，为我国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提供人力支持，也为我国提升服务业比重提供人力储备政府应加大大中专教育资源的投入、实现大中专教育资源在东中西部布局的合理化、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加大宣传鼓励更多低素质人员进入到大中专学习；对于低技能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与市场共同参与的模式，政府主导既可以解决资金与培训师资问题，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战略转型进而促使市场形成对高技能操作工人与新型服务人员的需求，在市场发出明确的对高技能操作工人与新型服务人员需求信号时，企业与市场的相关机构也会积极参与对低技能
15、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的培训。二是通过国家政策、市场引导和企业战略调整等的共同作用，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新兴战略产业配置、向研发和营销两个重要的产业环节配置，实现一般性劳动力要素向专业化劳动力要素的转变，以为我国向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型、向自主品牌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人力支持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加大对教育、科研投入来促进我国高端人才队伍的培养；通过政府引导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来使得劳动力更适应市场和就业的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形成高等教育和战略产业岗位之间的挂钩和对流机制；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协同努力，使高素质人才适应劳动力市场，实现自我就业、再就业，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技术要素供给看，我国现有
16、产业环境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产、学、研之间脱节，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成果不能非常有效地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技术动力；二是产权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不利于我国技术研发革新；三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代工型产业以及资源出口为主的战略主导下，企业缺乏技术积累的动力。因此，我国应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技术要素升级：首先，通过增设科研机构、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要素由初级向高级的升级；其次，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术机构与研究机构的成果转化，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另外，通过政策引导、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战略转型，促使企业产生技术积累的内在动力，并从税收、科研经费上支持企业技术积累；最后，注重引进外国技术并研究转化、注重和外国的技术合作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为我国引进外国技术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四、 “钻石模型”产业升级的经验验证“高端制造业大国”德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德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被信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替代：传统制造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设计、产品性能和产品质量；传统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