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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仲相齐与梭伦立法中国与西欧在环境、气候上有相当差异，而在这大的差异下，如果对某写较小的区域来进行探索、研究，也会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状况。然而，在相近的环境、历史状况下，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有相似性，但人们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却会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寻求有异又有相同的模式来解决具有相似性的问题时，所得出的社会效果及历史影响也必然会既有相近又有相异的。在公元前 7世纪到公元前6 世纪之间，在东方东海之滨的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继出现了俩个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家-管仲、梭伦。它们通过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国日渐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
2、全球环境、政治秩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个人经历之异同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
3、国之相位上辞世。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 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
4、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
5、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
6、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略有所不同。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
7、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中国却是一个广域的陆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齐国有没有港口无资料可查，即使有也无贸易之外在对象。管子所处的实际环境是齐国经历了几代之
8、后，至襄公时期，襄公弊政而使齐衰，乃至自己遭弑，终形成诸子争君。贵族及士各有所投，齐国呈乱局，及桓公立乃使齐国复定，管子经举荐从囚徒变为相国。在春秋之时由于周王室渐衰，而诸侯渐强，形成各诸侯逐渐作大而有争势之趋。梭伦所处的希腊则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组成，城邦之间相互独立，自身谋求发展，各城邦之间也有争强之纷纠，乃至战争（如萨拉米斯之战）。雅典则处于如此状况：但公元前 7世纪将要结束的时期，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护下所积极的财富尖锐对照，已将雅典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无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
9、平等并非伙伴，而系仇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命定要失败的。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政府和军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做一个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忿怒对于他们的积蓄和财产的挑战，于是即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威胁故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齐国与梭伦所执之雅典，在地理状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们所处的政局
10、也颇有类同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显然的。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
11、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所采策略的比较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
12、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
13、“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等，以达“礼以导民”，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