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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裂缝同样是教育，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 ，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很奇怪，课绝少被追问。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的导师是杨振声；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导师王瑶先生，他的老师是朱自清。杨、朱二位主要活跃
2、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语文教育；吴、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2） ，辞职后，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19331936 ） ，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杨先生主持编写“大一国文”教材，同样全力以赴。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19241925） ，撰写了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 教育的信仰等，对中学教育很失望，希望转到大学教书。可日后再三回顾，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1942 年，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 年，二人又合著了国
3、文教学一书。另外，朱自清撰写的经典常谈以及标准与尺度 语文拾零 论雅俗共赏等，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往往悬的很高，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可我猜想，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其“屡败屡战”的自我陈述中，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人的精力有限，大方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可放眼整个社会，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主编新语文读本等，虽然被打压，但越战越勇。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
4、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但有一点，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包括大学史、大学的国文教育、文学史书写等。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像我这样半心半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做不好的。对此话题，我只能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二、语文教材的编写与逃离2015 年 7 月
5、11 日，我应邀参加 新京报主办的“语文教育高层论坛” 。主办方说“随便谈谈” ，可我还是准备了讲稿，题为大学教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的途径及边界 ，而且就从我为何撤出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说起。十年前，也就是 2005 年，我与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华书局版初中及小学语文课本。章先生管小学部分，我管中学部分，但主要工作是编写组做，我们只是帮助出主意，把把关。此前参加过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只负责其中一册，加上专题课教材中国小说欣赏 ，别的事不太管。这回是主编，被要求参与宣传推广，我拒绝了。教材编得好不好另说，单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我，都谢绝了，原
6、因是教材编写的复杂性超出我的想象与掌控能力。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介入中小学教育，须多与中小学老师交流，了解中小学的教学规律；切记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真正让我警觉，赶紧“金盆洗手”的，是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编中小学教材，兹事体大，不同于个人著述。写文章，你说不行，我可以改；编教材可不一样，不能拿百十万儿童当白老鼠。第二，凡编写教材的，都希望发行量大，面向全国；可中国太复杂了，东西南北、沿海内陆、城市乡村，你越深入调查越心虚。第三，编教材，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受商业利益牵扯，其中的错综复杂，非我等书生所能把握。说白点，为中小学编教材，这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随
7、便进来插一脚。既然我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好赶紧撤退。三、语文教师的影响力2015 年 7 月的某一天，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 “奔走相告”那天的新京报报道我在“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上的演讲：“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 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 陈平原讲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他说：十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她学得不错，我劝她考博士班，她说不考，她就想当中学老师。她今天在清华附中教书，教得很好，而且她一直对我说，虽然我做专业也能做好，但我更愿意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她的
8、中学老师给她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作为研究生导师给她的影响。 所以，陈平原认为，培养学生人格，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学生们都知道，这里说的清华附中教书的“她”是谁，纷纷向她祝贺，她本人也很激动。因为，演讲现场，就有那位给她很大影响，促使她选择中学教职的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我向王栋生道谢，没想到，接着我演讲的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又向我道谢。她早年有位出色的学生，跟她有很好的互动，留下不少温馨且有趣的故事。而那位学生如今正跟随我读博士。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竟然因各自的学生而紧密相连。并非主办方有意安排，我们互相都不知情，到了现场聊起来，方才发现世界真小，
9、竟有如此奇遇。为什么说中学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特别重要？那是因为，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尤其是进了博士班，主要做专业训练。对青少年来说，最具可塑性，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是初中到高中阶段。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记忆深刻的，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并非因为我是文学教授，故王婆卖瓜；我也问过好多人，大都如此。或许应该这么说：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四、教书是良心活无论做什么事，最好都能用心用力，如狮子搏兔，方能尽善尽美。但同样耕耘，有的效果高低立见，有的则比较隐晦，多年后才显山露水
10、。比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偷懒，马上就露馅。教书不一样，具备一定的技能后，是不难偷懒的。你用不用心，真的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当然，聪明的学生也能体会到。我家三代教书，不敢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起码上课是认真的。我培养的学生，大都教书认真，也很享受教书的乐趣。可在目前这个独尊科研、讲究数字的评价体系中，认真教书的老师，显得另类，也很吃亏。校长们都承认，大学不是研究院，不该忽略课堂教学与学生培养。可教书认真不认真，很难准确界定，不如数论文篇数来得准确。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不愿意在学生身上花太多时间。希望中学老师不会这么势利。因为，孩子们很敏感，真的是“有点阳光就灿烂” 。因此，在
11、我看来，中学评高级教师，主要应该看教学实践，而不应过分倚重论文发表。五、高中教师的特殊职责十年前，我曾接受专访，谈自己如何“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 。那本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被做成了标题，显得有些牛皮哄哄，不太好意思。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后，我缺了高中这一块。没教过高中语文，这很重要吗？当然。除了此乃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更因面临高考这一大关，故格外吃紧。对于高中毕业班老师来说，如何平衡个人教育理念与社会制度安排，是个难题。有一次在演讲现场，我被学生家长将了一军：如何读书，到底听你这位大专家的，还是听孩子班主任的？我脱口而出：平时听我的，临近毕业那一年，听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的。除非孩子准备出国
12、念书，否则，高考是个关键时刻，你不好说大话，耽误人家。为了你的立场坚定与逻辑完整，害得人家考不上好大学，那是不道德的。我曾引清代袁枚信中的说法：知道八股很不好，但大形势如此，你只能妥协；赶紧闯过科考关，再努力自我调整。你偶尔演讲，站着说话不腰痛，当然可以唱高调；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如何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作为学生家长与作为教育专家，同样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立场很不一样。这也是我不敢到中学演讲的缘故面对中学老师还好些，多少总有理解与沟通。而且，即便话说重了，也不会有直接的伤害。六、如何看待高考指挥棒2015 年夏天，北大清华为抢高考状元而“大打出手” ，很
13、不雅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抢好学生很正常，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抢所谓的“状元” ，实在没出息。因为，抢“状元”的真正原因，不是爱惜人才，而是维护学校名誉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抢到的“状元”越多，证明这大学越好。北大校方曾做过两各决策，可惜都落了空。第一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排名；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彼此都不炒作所谓的“状元” 。实际上，校长及教授们都明白，抢来的各省高考“状元” ，绝大部分不比别的学生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对学生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不去香港就学，基本上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这两所学校若能“深
14、明大义” ，不炫耀抢了多少各省第一，别的学校也就没什么好炒作的了。为了打破唯分数论，北大曾试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 ，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所好中学，给他们一定名额，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从 2010 年开始做，好几年了，未见特别出色的。我说的“特别出色” ，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钱锺书那样偏科的奇才。做“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在高考时无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 。可实际上做不到那些推荐上来的，参加高考也能考上。后来我想清楚了，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校长即便“独具慧眼” ，也不敢“独断专行
15、” 。因整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谁都不相信有人能出于公心“举贤能” 。更严重的是，一个偏科的好学生，根本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他（她）在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时就被淘汰了。所以，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育理念，虽然限制了某些暗箱操作，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将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数”是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斤斤计较一分之差，用同一把尺子丈量，太长的锯掉，太短的补齐，这一选拔人才机制，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不错，可也造成了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说天才）的缺乏，因此也就难见“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做学问的人都知道， “人海战术”的效果很有限，真正
16、的突破靠的是“天纵之才” 。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为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便利，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七、语文教学的目标在当下中国，完全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任何学校都做不到。你的理念再好，只要高考成绩掉下来，家长首先就不干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拒绝步步为营、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大学校园里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大都是那些靠海量习题拼搏上来的学生，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就显得很茫然。在中学各科中，语文课的教学因兼具求知与审美，最可能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其乐无穷”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语文水平是长期学习的结果，突击不上来的。想想我自己的情况，当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恢复高考制度了，谁都可以进考场。匆忙之中，全力以赴复习数学；因为语文行不行，早就决定了。或许正是这个特点，导致很多高中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不是很大。但在我看来，语文“投入产出比”并不低，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而不仅仅体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