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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竭泽而渔，中药资源面临绝迹危险时间：2010-10-27 8:53:07 文章来源：大公报 作者：佚名 图：三十年前雪莲花在天山上随处可见，如今已踪跡难觅二一年八月，第九届天然药物资源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如何保障中药的可持续利用，成為会议上的热点话题。与会者对中药资源的日益枯竭忧心，為大力发展药用植物栽培事业疾呼：“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义赏两千年前古人的忠告，实為当今的警世通言。一、国土广袤育眾生中国幅员辽阔，地势高低不同，山脉河流眾多，气候复杂多样，这些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据 1985-1989 年第叁次全国中药资源
2、普查统计，中国药用植物总数超过 11000 种。中国是农业的大国，这片土地滋养了千姿百态的植物。我们的祖先从植物中选育出稻、黍、稷、麦、菽等作物，五穀丰登，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同时，把更多无法充飢的植物变成了宝贵的药物资源，以百草治病疗伤，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可以说，农耕与药事自古密不可分。神农氏為传说中的华夏农耕与药业的共同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动人传说广為人知。3000 多年前的诗经中就记载了不下 50 种药用植物的名称。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中记载有植物类药 169 种。古人在从自然界获取药物的过程中，狠早便开始為了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及改善品质
3、，而将作物的栽培经验应用於药用植物。一些典籍铭文记录了前人药用植物栽培的宝贵经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於北魏末年（533-534 年），书中就记述了变野生為家种的梔子、红花、吴茱萸等 20 餘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方法。隋代太医署下专设有“主药”、“药园师”等职，负责掌管药用植物的栽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已有种植药法、种神芝等药用植物栽培专着。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 1892 种，包括植物药 1095 种。书中将植物分為草部、穀部、菜部、果部、木部 5 类，内容涉及药名、產地、性味、形态、炮製等内容。书中重点介绍了引种栽培成功的 259 种常用药用植物，如当归、川芎、附子、黄连、红花、枸杞子
4、、人参、怀牛膝、怀菊花、怀山药、怀地黄、浙贝母、杭麦冬等。本草纲目中介绍的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施肥规律、病虫害防治、最佳採收期，及贮藏防虫等宝贵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书中提出的一些未解决难点，亦成為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二、竭泽而渔酿祸成儘管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以佔世界不到 7%的耕地维繫着世界约 22%的人口的生存，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活需求的不断膨胀，有限的自然资源，实在难堪重负。作為自然资源一部分的药用植物资源，也面临着枯竭的危险。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传统上以供应中医临床处方饮片為主。现代中成药的生產大大加快了药用植物资源的消费，而目前出现了保健食品、中药提取物、化妆
5、品、天然香料、调味剂、中药饲料添加剂、生物源农药一起竞争资源的局面，中药材价格一路飆升。伴随着中药国际市场的开拓，中药的消费量日益增大。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 200 年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的意识薄弱与商业利益的驱使，使“竭泽而渔”、“焚藪而田”成為令人痛心的现实。其结果便是使动植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种群衰退，物种灭绝，现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 168 种。自然界的平衡一旦被打破，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復甚至不可逆转。记得上高中时，一次去林场实习，领班师傅介绍当时中国森林面积只有 7%，而一些发达国家超过 60%。这两个数字给一直
6、為中国“地大物博”而自豪的年轻一代极大的触动。谁知这一小得可怜的数字，现在还在下降。在过去 30 年，一次次的野外考察中，我目睹了森林被毁、草场荒漠化、黄河断流、工业污染等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以前在山野路边常见到的许多药用植物，再去时已不见踪影。在药材方面，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芪供不应求、川贝母短缺、石斛濒临灭绝、黄连断档无货、叁木（杜仲、黄柏、厚朴）基本砍光、甘草储量大幅下滑、人参和叁七等的野生个体难觅踪跡。药厂的原料採购和临床的处方用药上，药源短缺的警鐘不断鸣响。“巧妇难為无米之炊”，中医“断炊”并非耸人听闻之言。哪个药走红，其原料便短缺。云南白药系列產品广告铺天盖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名為
7、重楼的原料药供不应求。更不要说那些名声长盛不衰的珍贵药材如冬虫夏草、雪莲花，在人烟罕至的原產地被採药人地毯式搜索、採挖，造成价格飞涨，却往往有价无货。天然药物王国中原本无忧无虑生长的一株株小草，一棵棵大树，似乎在发出无奈的哀鸣。不知哪天会被人类“青睞”，迎来灭顶之灾。三、规范栽培促发展天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药资源越用越少是不争的现实。人们知道，只有将药用植物像农作物一样栽培生產才能提高產量，控制品质，满足工业化生產和医疗的需要。远古时代，地球上的小麦、稻米、玉米不过同野生的杂草一样，并未脱颖而出。当人们发现了他们的食用价值之后，经过漫长的选育、栽培，使之跃居於当今世界名列前茅的粮食
8、作物。苹果作為水果王国中的佼佼者，其园艺品系不下百餘种，野生的、又酸又涩的小苹果再也无人问津。中国具有悠久的药用植物栽培歷史，优质的怀地黄、怀山药、怀牛膝、天麻、罗汉果、西洋参也都经过引种栽培或选育而成為大宗药材。欣闻黄芪、铁皮石斛栽培推广已缓解了野生资源的压力，“叁木”由野生转向全面种植也已走出低谷。相反，一些未能成功饲养或栽培的动植物种，最终或难逃濒临灭绝的厄运。虎骨、犀角人们一定还记忆犹新，补肾壮阳的当家药淫羊藿属多种野生植物现正濒於被斩草除根的险境。张騫通西域引进胡麻、葫（大蒜）、安石榴、胡桃；唐代引入萵苣、无漏子（海藻）；宋元间引入肉豆蔻、胡萝卜、丝瓜；明代引入的苦瓜、南瓜、甘薯等。
9、川菜的当家佐料辣椒歷史上并不出自蜀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烟草大国，殊不知，烟草也是 500 年前才在这块土地落户的。30 年前，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研究辛夷的关係，曾经四次到过河南省的南召县。那裡地处伏牛山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后来，当地农民靠栽种辛夷脱贫致富。十年树木，现辛夷生產量佔有全国总栽培量的 70%，除保障药用外，还可以生產香水等產品，行销世界。辛夷树成了百姓的“摇钱树”。在中国，全面实施中药材势在必行。2002 年 4 月，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率先颁布了中药材生產品质管制规范（试行），其目的就是从药用植物栽培过程开始，规范中药材生產的各个环节，控制影响中药材生產品质的各种
10、因素，以保证中药材“安全、优质、稳定、可控”。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起草了良好农业规范（）指南。2004 年，欧盟、韩国、日本等地也相继制定、颁布了各自的。2000 年，以周荣汉教授為会长的中药材促进会在香港成立，作為创会理事，笔者目睹了这十年的可喜进展。截至 2009 年，全国共建立中药材生產基地近 800 个，种植中药材品种达 500 种左右。已经有 53 个药用植物种植基地通过了的认证，涉及 42 种药用植物。诚然，并非适用於所有的药材，野生与家种需因药制宜、因地制宜。目前，市场应用中药之中源自栽培的品种仅佔约 1/4。完成中药生產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合理开发利用野生资
11、源，大力发展栽培品种，保持中药產业的可持续发展，将不再是梦想。四、药界呼唤袁隆平中国虽為农业大国，但农业长期以来处於落后状态。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与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药用植物的栽培，处於农学与药学的交叉处，研究方式有着实验室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特殊性，田野工作更需吃苦耐劳，且往往歷时数年以上才见成绩。目前，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研究的专家狠少，农业技术人员投入药用植物栽培的人亟需中药基础知识的培训。因此，中国现在药用植物栽培研究、技术与规模都不尽如意，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我曾经对中日药用植物栽培进行过比较。在日本，国立综合性大学必须要有两个学院，一个是医学院，一个
12、是农学院，狠多从事农学专业的学者投身到药用植物栽培行业中。日本汉方药与中国中成药的生產规模不可相提并论、其药用植物的资源更為有限，但日本的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相当先进，说起来将是另一个值得好好谈谈的话题。在中国大陆生长的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多还记得通过领袖之声发布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在这八个方面，我以為最深奥、最难操作、最花时间的是“育种”问题。而种质对提高作物和药用植物栽培品种的產量与品质作用巨大。如浙江中药研究所等单位选育成功的薯蕷新品种，每公顷產量达到 22500 公斤，是野生品种的叁倍，有效成分固醇皂?含量达到 2.48%，比野生品种足足提高 70%。“文
13、革”后期，我高中毕业后曾下放到北京市良种繁殖场务农，在那裡整整度过了两年的时间。从抢叁夏到叁秋“脱皮掉肉学大寨”，在庄稼地裡摸爬滚打，使我真正有了盘中之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受；同时，也学到了一些作物栽培知识。虽然那时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号，但实际上社会知识与专业知识都十分欠缺。我种过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棉花、水稻等。在农场职工的指导下，我曾在叁伏天炎炎烈日下為玉米传粉，人生第一次接触到的“作物品种”这个专业术语，明白了培育一个新品种往往是需要几代人的辛劳。良种场对我来说，是走上社会的第一大课堂，对於那块土地的人和物留下是永恆的记忆与思念。今年我回到了阔别 32 年的故地，望着一片片绿
14、油油的新品种玉米试验田倍感亲切，遗憾的是当年教给我栽培知识的老前辈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听说这裡马上就要变成高楼林立的开发区，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裡的良田不再，我只希望良种场的歷史不会被忘却，培育良种的重任有人承担。今年夏天，我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文全教授一同进行野外考察。王教授与甘草打交道，二十几年如一日，在中药学术界有“甘草王”之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考察时，他向我介绍内蒙古道地药材“梁外甘草”，其色枣红、有光泽、皮细、体重、质坚实、粉性足、断面光滑而味甜。而有些非道地產品，色棕褐、无光泽、皮粗糙、木质纤维多、质地坚硬、粉性差、味先甜而后苦。在漫漫的甘草田中，
15、哪颗苗最壮、最有培植前途，他一望即知。过去这些年，王教授跑遍了全国甘草生长的地方，连土带苗将不同地域的百餘个特异甘草种质资源迁移到鄂尔多斯高原保存，白手起家，建立了国家甘草种质资源保存量最多的苗圃和栽培试验基地。这裡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正是他培育出了结实率高和千粒重高的优质稻穀品种，為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的难题立下了丰功。有人计算过，袁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為中国增加的粮食，相当於干了两亿农民的活。这项技术已经在南亚及非洲等地推广，在巴基斯坦、印尼、埃及等国家，杂交稻表现得非常成功，最高的產量可以达到每公顷 9 吨以上，一般的有 5、6 吨，而当地的品种每公顷產量只有 1.5 到 2 吨。实实在在地為世界人民作出了贡献。我想，中药界需要更多袁隆平式的科学家，使更多的药用植物栽培成功，更多的种质资源得到保护。我相信，在规范下的药用植物栽培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新兴產业，其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语：“问渠哪得清如许，為有源头活水来”，要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避免竭泽而渔。為此，要大力发展药用植物、特别是珍稀资源的中药品种的栽培事业，改变“靠天吃药”的状态，让中医药能够长长久久地荫护人类子孙后代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