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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讲,洋务思潮,一、洋务运动的兴起,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到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一词的由来：,夷是对外族的贱称。明清之际，将西方人称为“红毛夷”。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胡夏来对“夷”的异议，“倘轻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人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夷务一词，大约出现于道光年间。(筹办夷务始末1856洋务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839-1840年的官员奏折中。之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此洋务第一转机”。见于皇帝的诏谕，则为咸丰皇帝1853年6月的上谕。“向来洋务，均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酌量办理。”公开广泛
2、地使用“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转变的契机是天津条约(1858)，条约51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申明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这自然就使得“洋务”一词频繁出现在公私文字中了。,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 。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中兴名臣”。 一批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三、洋务思潮的内容,（一）“古今之变局”论（二）“借法自强”论（三）“工商立国”论（四）“中体西用”论,洋务思潮：,是在朝洋务派官僚和在野的爱国改
3、革派共同参与、上下呼应、左右逢源的一种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社会思潮。,洋务思潮包括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两派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这两种“变”的力量处于组合阶段，其共同任务是为开办洋务事业而奔走呼号；70年代，“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制内”为主“御外”为主的转变。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洋务思潮中形成了比较激进的早期维新派为左翼，和比较稳健的洋务派为右翼的格局。,“古今之变局”论的提出：,最早由黄均宰、徐继畲提出。1864年初，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首先提出了“变局”论 。1865年，李鸿章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开始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1864年，薛福成也提出古今
4、变局的思想。 七、八十年代，沈葆桢、曾纪泽、奕、陈炽、陈虬、邵作舟、汤震等人，也都强调这种“变局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均宰第一个预见到世界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提出：“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1849）中从战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
5、、互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环伺的危局：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8
6、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1872年6月的奏疏：,“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1874年12月的奏疏：,“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7、。,“古今之变局”表现了变易进化历史观，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幅度”。 魏源讲求的“变”是“变器不变道”，洋务论者讲的“变”是“变器”为主，开始有了一些“变道”的情绪。,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观出发，主张“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提出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等口号。,变法自强口号的提出：,王韬是“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呼吁把办洋务作为中国“振兴自励之机”，“奋发为雄”，指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 李鸿章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 此外，不仅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理垣等早期维新派一再申论“变法”，就是郭嵩焘、曾国荃、丁日昌、刘铭传以
8、及奕忻等洋务派官僚也主张“力师西法”，以求自强。,洋务派把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作为“自强”的主要内容。,李鸿章说在外国的军舰上看到：“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洋务派聘请洋人到中国教练西式军法、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兴办了一批军火工业。,求“自强”需要改革军制。,李鸿章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李鸿章重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因此，他强调“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 巩
9、固海防的具体方案：一是守定不动之法；一为挪移之法。（筹议海防折）,同时，大力发展民用工业。,李鸿章：“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洋务派举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奕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行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李鸿章：“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洋务派创办的学堂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南京水师
10、学堂等。,商战的提出：,1862年曾国藩就提出“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和“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的论点。 70年代，湖广道御使李璠明确主张“以商敌商”，“以商制商”。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 1887年盛宣怀指出：“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1889年，刘铭传呼吁，推行工商事业数十年，能够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早期维新派的工商立国论,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观点；薛福成指出，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应“自理商务”，“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 。郑观应完整提出“商战固本”论。,马建忠的
11、“富民说”（1890）：,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一国的“求富之源”，英、美、法、饿、德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 “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这是说一国的贫富决定于贸易的顺差。只要不发生逆差，货币不出门，国家就不会贫。根据这一理论，他提出：“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则来散之财不复散。” 丝，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要提高丝、茶的质量和产量，鼓励丝、茶商人组织大公司，对丝、茶实行减税政策，降低丝、茶税率。他极力主张实行减税政策“恤商之余，首先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他提议大力发展牛革、羊毛、蔗糖、革鞭、瓷器、大黄等商品的生产
12、以扩大出口。,陈炽与“富国策”：,富国策是同文馆经济学科的教材，它是在丁韪良主持下，由汪凤藻译出的。此书的原本为英国福塞特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富国策在1880年出版后，很受当时开明知识分子的重视，陈炽就是热情的读者之一。 1896年陈炽与一位擅长英文的朋友合作，重译了福塞特的著作，同年，陈炽以“通正斋生”为笔名，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重译富国策，同时着手撰写续富国策。,在续富国策自叙中，开宗明义提出此书是为救中国贫弱而作。指出：近代中国与西方通商多年以来，“中外不通如故，意见不同如故，议论不合如故”。因此，他要在西方传来的经济思想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经济论点。续富国策共四卷：农书、矿书、
13、工书、商书。每一卷中都详列需要发展的细目，如农书中列出：“水利富国”、“种树富民”、“讲求农学”等十六个细目；矿书中列出：“探究地学”、“分塥采煤”、“石油石盐”等十二个细目；工书中列出：“劝工富国”，“艺成于学”等十四个细目；商书中列出：“创立商部”、“纠集公司”等十八个细目，其中包括“创行日报”，“分设学堂”的文化要求。它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商品生产，强调科学技术。治天下之道有二：富，教。“富”离不开保商，而讲求工艺是教的重要内容。,郑观应“商战固本”论,“商战”比“兵战”更有利于御侮，列强入侵中土，其目的是掠我资源和利用我之廉价劳工，耗我国力于无形，而应对之法，莫妙于“以毒攻毒”，兴商务，习
14、“商战”。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是西方列强对外政策的大略，“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为使工商业的发展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他对农业甚是看重，并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和“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经济方略。,“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它发轫于60年代之初， 是经早期维新派阐发后而成为洋务派的从政纲领的。在理论贡献上最大的当属张之洞。,1861年，冯桂芬率先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李鸿章说：“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
15、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 。（留学生应办事宜折） 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又说：“行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行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也。”还说：“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 至此，尚未明确提出“中体西用”，只是倡导学习西方，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学西学的地位尚未明确。,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盛世危言西学 ） 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邵氏危言纲纪） 1896年4月，沈寿康：“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匡时册） 1898年5月，张之洞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设学） 1898年6月，光绪帝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难，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诏定国是”） 至此，“中体西用”就不仅是洋务论者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维新派改良变法的政治原则了。,“中体西用”说日益明朗化：,船坚炮利制器练兵科学技术政治制度 魏源 洋务派 早期维新派 维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