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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孙立平 2005 年 10 月 7 日 18:44 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文章摘要】近些年来，在社会学研究中，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用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已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有潜力的课题。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特点，费孝通以“差序格局 ”予以描述。对 1949 年后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 国外学者提出了“朋友式关系”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同志式关系”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予以概括；又有以“原子化 ”与庇护主义关系探寻制度层面的社会机制。笔者认为，应当将以往关于关系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表达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两分法结合起来，认
2、识中国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基本趋向，并依此提出了四种关系类型。【正文】社会关系，无疑是社会学中最古老而传统的研究课题之一。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对正式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关注，特别是对这些研究领域中概念精确化和可操作化的刻意强调，含义广泛而又多少有些模糊的社会关系概念受到明显的忽视。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些年来新制度主义的兴起，社会关系在社会学分析中的作用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的“嵌入性 ”(embed-deness) 理论的提出，使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必须被重新置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上。“嵌入性” 理论提供给人们的启示是，经济、政治等行动都是嵌
3、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因此，对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性质的研究，就成为理解社会中的那些重要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注释 1）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费先生以他的风格形象地解释了“差序格局” 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类型的特点：“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
4、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 那也是先规定的。对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关系，费先生称之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显不同。“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之为“差序格局” 。（注释 2）对于费先生的生动而形象的描述，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
5、简单的概括。首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费先生明确地讲到，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这种“缘” 就是社会关系的基石。其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从费先生或明或暗地讲到的，至少有如下几点：第一，“自我主义”。从上面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 作为中心的主义。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第三，特殊主义伦
6、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第四，人治社会。其特点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第五， 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以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应当说，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但应当看到的是，尽管可以作这样的一些概括和引申，而不能不注意到的是，“ 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在一种类似于散文风格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在文章当中，没有对于概念的明
7、确定义，而是一种极为形象但又很难用准确的术语进行描述的比喻。对于“差序格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基本上没有理论的概括和说明；对其进行的分析，基本是融化在一种叙事式的描述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在这种分析中所见到的是一种极有洞见和启发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结论。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在费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社会学界的其他人，都并没有对这个蕴涵着极大解释潜力的课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更不用说，将这一分析与对现代中国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变迁的研究联系起来。能够见到的唯一例外，是香港中文大学在 70 年代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试图将费
8、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 这一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用于分析现代香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类型。在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工具性差序格局”。按照李沛良先生的解释， 这一概念，表明了人们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建立功利性社会关系的努力。李沛良先生说明了“工具性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五个方面的含义： (1) 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2) 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3) 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4) 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 (5) 关系越亲密，就越
9、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注释 3） 在此基础上，他们对香港近些年来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可以认为，尽管对“差序格局”的概念是否严格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的许多问题也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但不管怎样说，“差序格局” 这个概念，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二、资源配置与新的社会关系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关系的一次深刻变化。但是，在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深刻变化之后，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今还仍然缺少
10、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傅高义(Bzra F. Vogel) 试图用“朋友式关系”和“同志式关系” 来概括和描述这种变化的基本线索。在傅高义的分析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假设。首先， 其分析的基本框架是以帕森斯的“ 模式变项” 中的“普遍主义”和“ 特殊主义” 的两分法为基础的。其次，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性质的假设是以帕森斯模式变项中的“特殊主义” 一端为基础的。傅高义认为，朋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而同志关系则代表着一种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这种同志式的普遍主义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这种普
11、遍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超越了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主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从而为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注释 4）由此可见，傅高义所强调的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汉语中，“同志”这个词汇是伴随革命而来的， 其本义是志同道合，就是说，“同志”是那些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互相的称谓。在 1949 年之前， 这种称谓只限于革命者的内部；到 1949 年之后，这个称谓才开始在整个社会中通用，而只是将“敌人”排除在外。在对这种同志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傅高义强调了同志式关系的如下特征：第一，平等性。如规定在党内，不得以官职相称，而要以同志相称，就表明
12、了这样的一种努力。第二，公民性与普遍性。傅高义指出，“同志这个词语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效忠，而且也在于同志式关系的普遍主义性质”。所有的公民都是同事式的同志。从伦理上说，它表明，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与其他的人相联系的。同时，每个人都不应当与其中的部分人拥有特殊的关系。第三，互相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具有帮忙的意义，而且也具有利用同志间应当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对其他人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含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互相之间的斗私批修，“一帮一，一对红”，就是典型的例子。不管傅高义的这种概括是否准确，不可否认的是，在 1949 年之后，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但傅高义分析的一个明显
13、弱点，是片面地强调了社会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忽略了现实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变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因而，这种分析就很难揭示出这种社会关系变迁的深刻内涵。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刻含义。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新的组合形式的必然要求。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有效武器之一就是其新式而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新式的组织形式区别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不仅在于其组织结构本身的严密，同时也在于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的不同。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要求组织成员对于组织要有极深同时也是极全面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14、，这种组织可以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中，一个人并不是以一个片面的角色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的，相反，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个人的方式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除了与这个组织以及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之外，还可以与组织外的成员有广泛而多样的关系。但在这种总体性组织当中，则要求它的成员与组织建立全面性的关系，而且除了一些自然属性的关系之外，其人际关系应当主要限于其组织之内。形成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基础，是个人对组织的全面依赖与效忠。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社会关系中的革命性的变迁？一般地说，在各种社会现象中，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发生的
15、变化一般都是较为缓慢的。如果一种社会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说明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 直到目前为止，对这种变化还缺少有说服力的说明。傅高义在解释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的转变的时候，强调的是恐吓的作用，这未免将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另外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是，1949 年之后多次大规模开展的移风易俗、批判封建思想残余、革命理想教育等意识形态运动，是造成社会关系革命的重要原因。应当承认，这些意识形态运动对于社会关系的转型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据此来说明原来那种历史悠久、顽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显然是不够的。革命理想可能会对革命精英的思想和关系产生重要
16、的影响，但对于普通民众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有此种影响还是明显不够的。只要人们注意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强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我们必须对 1949 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社会关系模式转型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过去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费孝通先生的著名的研究，大多是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忽视了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对人际关系形成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格局，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它还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内涵。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内涵，指的是，“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的关系和地缘的关系之所以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会中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按照这两个基础，特别是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财产是依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生产和消费是以家庭来进行的，合作的形式是以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