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1世纪上半叶宏观经济战略的建议(doc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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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靠农民高速推进城市化关于我国21世纪上半叶宏观经济战略的建议一、高速城市化经济战略的转移 在经历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实验之后,中国自由小农经济走到了其2400年历史的尽头。中国现有5亿农业劳力、9亿农村人口,仅照顾20亿亩耕地,年均生产5亿吨粮食。依现有的技术条件,20亿亩地不需要9亿人,至多需要1亿人,甚至仅需要2千万农业劳动力。可以说,有9亿乡下人的社会不可能是富裕社会;有9亿乡下人的经济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分成9亿乡下人和4亿城里人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坚强的社会统一。 几乎每个今天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70的人过农牧业生活的时代。但在同一发展阶段,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我国这么强大的工商业基础

2、设施、垂直有效的中央政府、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惊人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亿万农民工空前的城市化冲动。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知道我们国家欠了多少“城市账”。 开疆拓土、建立庞大“乡土中国”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使命: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计划、最辉煌壮丽的城市化运动,注定属于中华民族。 自1950年以来,中国痛苦地孕育城市化已经半个世纪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化不过是中国经济腾飞前的牛刀小试。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上半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城市中国”将从“乡村中国”中破茧而出,一跃成为全世界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的中心。 中国全局性的城市化可说才刚刚起步。

3、中国有70均人生活在乡村,除开1亿必要的农村人口,尚有8亿人等待进入城市。这8亿人,加上以后30年里将要增加均2亿人,是未来“城市中国”的主体。如果仅仅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不可能发掘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力。看不起农民,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农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也不可能成功。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是城市化的主力军,是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作为人多地大自然资源有限的中国,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重要得多,潜力也大得多的多。睡狮已经醒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解放我国农民的创造力,就是扩大内需,就是让千万头狮子张牙舞爪,奔向全中国,全世界,成为森林之王。依赖城里人

4、的经济和依赖乡下人造城和进城的经齐,思路大不相同。后者以城市化为中心,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略的新阶段。 作者建议:把加速城市化规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战略,30年不变。这个战略可以分解成四个主要方面: (1)主要动力: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力军,以拆除沮碍农民造城和进城的行政障碍为主要手段,给农民造喊和进城的自由。 (2)领导中枢:以中央和省政府的宏观政策、财政能力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务求激发城市间争夺人口的激烈竞争。 (3)后勤保障:提前做好严格的城建规划和法规,特别是严密的水源论证,以先进的规划和严密的法律建设全新的、先进的城市。 (4)基本途径:以建大型新城为主攻方向,并让扩建旧城和发展中小城

5、市两翼齐飞。 (5)战略目标:30年后,我国15亿人中有5亿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扩建了的已有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 二、城市化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无数因素里,人是第一位的。对于“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这是个常识,是令中国人鼓舞的常识。国家的大小是按人口来计算的,这也是常识。中国的祖先们给后代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说国家大小按人口计算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具有同等水平的生产能力。我国2002年的人均GDP 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在这个墓础上翻5番就是32万元。如果我国的高速城市化导致10的平均增长率,37年就能翻5番,达到

6、32万元。按现行兑换率,32万元人民币约为4万美元,实际购买力约为10万美元。2002年,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 大约4万美元。若平均增长率为3,人均达到10万美元也需要37年。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则37年后美国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经济总量的15.其实,30午后,我国人均GDP 只要达到美国的14就足够好了。 人均GDP 相同并不代表实际生活水平相同,更不代表科技水平相同。4万美元上下的GDP是今天发达国家的标志。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GDP 水平都相差不远,表示大体相当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中国的“乡下人”有能力每年创造4万美元的人均GDP 吗?西方那些每年能创造4万美元的一般

7、工作岗位是中国多数城市劳动者都能胜任的。若经过简单的培训,则中国多数乡下人也能胜任,如同日本人、香港人、新加坡人一样能胜任。实际上,中国那些不大识字的农民偷渡客在纽约开餐馆,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得多。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海关、关税、军队、身份证、警察、移民局,哪一种不曾被中国的乡下人给“废”过?当乡下的安徽人还在为“农民负担”拼命,安徽某县的农民却团结起来卖掉了中关村80的电脑主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消费品出口国,中国出口的消费品,一多半是中国“乡下人”生产的。中国拥有举世无双的仿冒工业品、盗版软件和音像制品

8、市场,其绝大多数是由农民制造和销售。早在1950年,中国的农民就在朝鲜半岛告诉过美国人,一旦组织起来了,无论美国拥有多么先进的军事机器,他们打不赢中国的农民。 中国农民当然有缺陷,比如不尊重秩序,不懂得守纪律,工作不够仔细认真。那是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然而,比起他们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勇敢和勤劳,这些是小问题,而且是经过简单的城市培训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对于4万美元的工作岗位而言,中国人创收能力的差别只有一种,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在乡下起猪圈是淘大粪,但一年下来只能收入100元。在城里同样是淘大粪,一年却能挣1万块。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希望在于城市化,在于把中国90以

9、上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 本文非广论城市化会给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带来何等的优势。本文侧重的问题是: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小农,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 美国模式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但中国与美国又不同,中国城市化的条件比美国城市化时期的条件强得多。

10、美国建城之时既缺少资本,也缺少技术,特别是缺少人力,甚至要靠解放完全没受过教育的黑奴来支撑城市化,可以说是空手建城。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人口众多,而且与美国一样国土辽阔;最大的缺陷是中国农民非常散漫,很难组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赖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三、打开城门给城市松绑 我国以往14个世纪有两大经济成就:一是确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前者主要取决于领袖的智慧,后者主要在于农民进入非农业生产领域,与城里人展开激烈竞争。在25年里,在城市非常苛刻的限制下,农民强硬地为自己创造了大约2亿5千万个新的、非农工作岗位(

11、乡镇企业和流动民工各占一半)。 我国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小农不同,中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组织起来,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政府应帮助农民转入阵地战,以城市化为中心,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聚居了众多人口的地方就是城市。造城的初始动力有无数种,比如军事防御、港口、殖民地、市场、大学、交通要道,地产项目、工业项目、资源开发,设置政府衙门,宗教中心,等等。无论是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聚集,聚集的人自然发生联系,人之间密切和广泛的相互依赖造就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城市逐渐形成特色,自然扩大。总有人以为先有经济项目,后有城

12、市。其实是先有人,先有城市,再后来才有众多的工业项目和工作。 在现代经济结构里,第三产业一般占到40以上,公用事业占10以上。没有大型城市,第三产业不可能发达,公共产品生产也不经济。当中国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垫底,第三产业就落后,人均产值在世界上也就垫底,工业生产能力就出现荒唐的“过剩”。因此,城市短缺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 造新城本身是人口聚集的最直接原因。中国东北边陲城市抚远县1900年才设县,全县最早的建筑物就是县衙门的几间土房。设县的原因是“守土”,提供拒绝俄国人进入的法律依据。设了县,就来了移民;有了人,就成为城市;有了城市,就产生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比如大型医院、学校、道路、机场

13、、食品加工厂。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城市,也是生造出来的城市。芝加哥建城的历史更是个传奇,土地投机商靠登报纸广告从新英格兰地区骗来了最初的城市居民。其实,整个美国殖民地就是靠在欧陆登广告,蒙骗欧洲人背井离乡撑起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多数城市都是“生造”出来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是历代政府“造”出来的。为了给城市松绑,实行自由城市政策,政府首先需要做如下的六件事情。 第一,把城市化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承认农民作为城市化主力军的地位。各级、各行业的党和政府机构把吸引农民进城规定为自己的中心经济工作,以及衡量经济政绩的主要标准。 第二,在行政级别上给城市松绑,使行政区划有弹陛,鼓励地方官员努

14、力去吸引农民建新城,扩旧城。县、市均由省直辖,市不再管县。凡聚有30万以上城市人口设丁级市,凡达到1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丙级市,凡达到5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乙级市,凡拥有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甲级市。所有城市均实行自治,省政府向各级别的市政府下放相同的经济审批权,各级城市的区别仅在于政府领导人的级别待遇不同,如甲级市行政上受省政府领导,但官员享受省的级别待遇。对城市松绑和升等,旨在激发各城市间对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争夺。 第三,全面放开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户籍自由迁徙,即只要签有合法的租房契约即可落户。全面开放户籍就是打开城门,向乡下人开放。不取消城市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怎么可能给乡下

15、人向城里流动的自由?人们担心北京和上海会人满为患,却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北京和上海人是因为害怕丧失户籍而不肯流向外地,两市户籍只进不出才人满为患,而且导致荒唐的人才浪费。彻底开放户籍流动能迅速降低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压力。当然,敝到自由的户籍流动,要求我们调整现有的城市福利政策,特别是高等学校在北京和上海的招生优惠政策,并要求所有在大城市营运的企业为工人支付社保。 第四,国家义务教育拨款按在校生人头发放,鼓励流动民工把子女送人工作地的学校读书,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并调整一切与此相冲突的现行税收、教育拨款和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懂得,子女教育是移民的头等大事。把城市义务教育的机会给予新移民,移民就扎下了根。拒绝移民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就是拒绝城市化。何况,30年后,这些受城市义务教育的移民子女是城市未来的主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像父母一样成为城市新贫民。由乡村进城来的本国公民绝不能在境内遭到任何地方政府在任何政策法规上的歧视,那样做严重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第五,中央和各省政府以财政补贴来鼓励各省政府以地方政策刺激农民,允许农民用耕地的使用权,甚至包括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建筑的使用权。城市的经济政绩以增加城市人口的数量来衡量,而乡村的经济政绩要相应地以减少乡村人口来衡量,使政策配套。若某户安徽人在北京设籍,就必须交还在安徽乡下的承包土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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