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读宫崎市定说水浒 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这本书最先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题在杂志上连载；而后改题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相继收入中公新书文库本与作者的全集。现在的书名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史实 ，是中译本改的，虽未尝不可，但已非原汁原味。更有甚者。译者序说：翻译时， “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 。由于手边没有日文原版，对中译本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 ，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也许，147
2、 页说到王伦让打算落草的林冲交纳一份“投名状”时，下插一句“相当于入党宣誓书”的说明，似乎就是译者的中国式调侃。但这种把自己“延伸与发挥”的私货与原著缠夹在一起发卖的做法，在翻译中显然不足取。至于中译本把为水浒传插图的日本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一再排成“葛饰北齐” ，把我国最负盛名的宋史学家邓广铭统统排成“郑广铭” ，让人不由得猜疑译者（当然也可能是责编）或许不认识日文汉字中的繁体字，错把“北齋”看成“北齊” ，误把“鄧”当为“鄭”。30 页所载陈洪绶水浒叶子的插图分明是赤发鬼刘唐，文字说明却作“宋江” ，也让人啼笑皆非。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收录其研究水浒传的全部著述：第一部分是其 1941 年的
3、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 ，这是独立的专著，自应另作处理。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三部分则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三篇论文，分别为水浒传的伤痕：现行本成立过程分析 、 两个宋江 、 水浒传与江南民屋 ，前两文反映了宫崎对水浒传的后期观点，实为本书中宋江其人与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的前导性成果，他也将这两文列为本书的参考文献，窃以为也应该译出作为本书附录。在对译本吹毛求疵后，进入正题。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中国学开山内藤湖南的传法弟子，也是日本中国史学的第二代巨擘。宫崎自称，自己的史学“最先从研究宋代开始” ，宋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北宋末年。由这样一位宋史大家来说水浒传 ，
4、自然是不二人选。 宫崎推进了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并夫子自道：“我从来不会离开世界史的体系孤立地思考个别的问题。 ”他追随乃师倡导的宋代近世说，正是这种史观对宋史的定位。而他在研究水浒传这一个案时，也始终没有偏离这一学术旨趣。他的水浒传研究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成果即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 ，显然是用水浒传材料来证成近世说。就在后期这本写给大众的读物中，他仍坚持自己的“近世说” 。例如，他认为， 水浒传故事所发生的“宋徽宗时期，北宋社会经济高度成长，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形态” 。在说到水浒传里杀人祭鬼的情节时，宫崎注意到这一现象“与所谓的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世说有
5、所抵牾，便解释说：“一边是先进的理想，另一边是落后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才是文艺复兴的特征。 ”这一套说辞，令人略感牵强附会，却也表明“近世说”的宏观视野与水浒传的具体个案如何接榫，即便在宫崎这样的大家那里，也还是个问题。出于专业敏感，宫崎认为“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 ，显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感觉一点不隔。出于职业习惯，宫崎念兹在兹的问题是：“作为小说的水浒传和实际宋代的史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异。 ”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他首先关注这一事件赖以存在或发生的历史背景。本书“无德之君”一节，概述“宋代史传有关徽宗的记载” ，一般读者也许会感到冗长与无趣，而宫崎则旨在勾勒
6、水浒传的时代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书“一开始先安排的可说是徽宗本纪 ”。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 “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研究，对历史的偏好已经深入骨髓” ，连章法上也是纪传体的做派。作为一流的史家，宫崎说水浒传时，不仅对总体感与大背景有着精准的把握，对有些细节的咂摸也极具历史感。他在将中国皇帝分类时，把宋徽宗与唐玄宗都归为“挥霍无度型” 。他别具只眼地指出，小说中宋徽宗“频频出入青楼而似无半点惧意” ，足以说明当时“国都开封府风气之良好，百姓生活之安乐” ；而神行太保戴宗“这种日行千里的速度，正是当时的百姓，尤其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居民渴望达到的” ，与宋代社会“东西南北商品流通频繁”大有干系。尽管宫崎
7、承认：“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即便“历史小说在文学上的必然诉求，本就与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是两回事” 。但一遭遇历史细节，职业习惯就立马出来干预：“两者能够整合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正是两者的整合才使历史小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这种专业思路，在读水浒传时可以说是利弊相参的。先说有利方面。史料考证是宫崎的当行本色，惟其如此，在说到水浒传里“下级武官的世界”时，他建议“在了解宋代兵制的基础上再去阅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更为生动有趣的故事” ，接着要言不烦地代为介绍了宋朝的禁军、厢军、武官与兵器，让你明白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其实际地位“比使臣即最下级的八品、九品武官还要低” 。他的关于
8、两个宋江的考辨最为出色，极具逻辑力地证明，宣和三年（1121）夏季同时存在征方腊的大将宋江与草寇宋江。次说弊端。其一，凡是历史上有其人者，就要做一番专业论证，全然无视“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总要把小说拉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在说到“方腊为何造反”时，宫崎根据史料，几乎把历史上的方腊做了一番概括性的复原工作。类似的历史考证癖，在说童贯、蔡京等人时也一再充分表现出来，这对非专业读者来说，也许会觉得乏味。其二，过度的考证有时竟不免陷入无效劳动或牵强附会的窘境。例如，宫崎对原为文学虚构人物罗真人的原型进行了四个人次的考证，最后不得不承认：“要想互验身份，确认罗真人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他根
9、据福建通志载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福建长泰县一次失败的劫狱，与小说“东平府误陷九纹龙”情节有相似处，就推断水浒传百回本成书应在 1592 年后，这显然穿凿过深，也与百回本流传与收藏的实际相违背。尽管宫崎说水浒还有些许不足，但他在研究思路上，将其放在一个宏阔的“近世说”的视野下（对其“近世说”不妨取保留态度，但宏阔的视野则值得效法） ，重视探究虚构与史实之间的关联，是颇有启示，足资借鉴的。如其所说：“有些问题如果能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而更合适。 ”宫崎其书后记说：“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 ”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作为学者对水浒传的一种读法，他们倘若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也就成了一种说
10、法。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这里，接着宫崎的话头，略说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宫崎这本书就是代表作之一。也许在宫崎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佐竹靖彦也写了一本梁山泊：水浒传一八名豪杰 。佐竹师承乃师家法，把水浒传作为“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来考察，其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一丈青绰号的历史考证。不过，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 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据宋元群籍勾稽
11、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野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宫崎在为其书开列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余氏的论著，而他关于浪里白跳张顺的原型出自南宋末年驰援襄阳张顺的说法，早经余嘉锡的考证而坐实了。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 。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
12、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 ，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 ，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谈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先说社会史的方法。宫崎那本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 ，就是这一方法的产儿。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
13、造。 ”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 “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 。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的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和中国社会 ”，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
14、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地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说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 “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 ， “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 ， “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 ， “快活林酒
15、店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政治 、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 ，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 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 ，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 。佐竹把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 ，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
16、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 ，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 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 ，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