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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学生评教名存实亡学生会“大开杀戒”反击 “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 打开教务系统的教师入口，汪静昕(化名)移动鼠标滑过页面上的“教学质量评价”按钮，只点开旁边的栏目看了看新的教务通知。除非填表需要，这位山东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很少主动点开看学生对自己的评分。 如果汪静昕愿意，她能看到的内容有：评教平均分，给她打“优、良、中、差”的学生分别有多少，偶尔还能看到不具名的简短评语。评分和评语都是匿名的。 点开教学评价系统，贵州民族大学的大三学
2、生何宇(化名)也没细看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打分项目，就全部勾选优、优、优。着急看成绩的同学还让他顺便帮忙评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先对这学期的课程全部进行网上评教，才能看见考试成绩。 为了让学生参与评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学校规定要先评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绩，有的学校要先评教才能选课，还有的学校规定不评教会影响期末成绩。 把学生和老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两端的评教系统，已经陆续覆盖了国内高校。这个1920年代起源于美国高校、针对教师教学效果而建立的评价模式，在中国高校却面临着名存而实亡的尴尬。 老师的纠结 汪静昕到山东财经大学教书有12年了，当老师以来，她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评教，但汪静昕很少关
3、注自己的评教成绩，直到前几年评职称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分数的存在。 评职称要填表，包括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学生的评教分数被当作老师教学质量的反映。不少学校规定，如果教师的评教分数排名太靠后，可能会被领导“约谈”、职称申请延后一年至数年，乃至可能失去讲课资格。 也正因此，“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等说法在“青椒”们经常出没的论坛上层出不穷，还有的老师干脆指出：让学生评教有弊无利，早该废除。 “老师取悦学生”，在汪静昕身边也确有实例：有的老师给没吃早饭的学生煮鸡蛋、煮面送到学生宿舍，等等。这种做法在汪静昕看来有些 _：“我不是售货员，不需
4、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这位副教授说自己“没有野心”，并没有考虑评教授职称。她担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评教授，可能就会受评教分数的牵绊而“不敢管学生”。 汪静昕自认为对学生“该尽的心都尽了”，而学生大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自会判断哪些老师教学负责、哪些老师讲课纯属应付差事，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去关注学生怎么打分。 但汪静昕并不是不想知道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数的形式”。她觉得：“人在任何阶段，应该都不想被分数定义吧。” 汪静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类似的纠结。 伍媛媛发现，打开评教系统页面，自己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写评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偶尔有评语
5、，也只是“很好”之类的泛泛之谈。有些高校的评教系统上，则根本没有写评语这一项，只允许学生打分。 伍媛媛选择采用其他评教方式获得学生的反馈。刚当老师时，伍媛媛还有些惶恐，担心自己讲不好课，就让学生们在纸条上写下对教学的建议。另外，学院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上 _也会反馈给任课教师。 评“教”，还是评“关系”？ 大二学生范慷(化名)从刚入学起就延续了初中的习惯给所有任课老师都评“优”。 “反正就是走个形式，大家开心就好。”范慷还记得，初中时同学们填完的教学评估表，先是被搁置在老师办公室里，然后就被当废纸卖了。 上大学后，范慷发现评教手段更先进了：在电子教务系统上点击选项即可。而评教的强
6、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辅导员曾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不参加评教，期末成绩会受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慷发现任课老师有可能看到哪个学生打了多少分，从那以后，他就更坚定了给所有老师都评优的做法：“说不定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呢。”范慷不愿意得罪掌握分数“生杀大权”的老师。 “反正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范慷说的“不为难”，指的是任课老师在期末划考试重点、考题不偏、上课时还算宽容，等等。 和范慷一样，范慷的室友们也是通通点击“非常满意”应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师的矛盾特别尖锐，学生才会打差评。”范慷说。 这种尖锐的师生矛盾，在范慷班上发生过真实的案例。大一时，有个任课老师骚扰班上女生，被骚扰
7、的十几个女生在期末评教时集体给这个老师打了“不及格”。发现自己被打差评后，这个老师非常生气，后来这十几个女生这门课全都“挂了”。老师还警告她们：补考也过不了。 除了这种极端案例，师生的“尖锐矛盾”，更多是体现在教学上。 在xx秋季学期的期中测评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来的最低分数。对此，她丝毫不感到意外。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莫青所教的专业课挂了20多个学生，占到该班人数的一半。部分挂科的学生在新学期补考时又涉嫌作弊，最后仅有两人通过。 莫青所教的课程要上一年，自上学期末开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学期被学生给“差评”的心理准备。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莫青说。 说
8、起挂科的学生，莫青感到无奈：50多个学生中，有30多个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时成绩后，不及格人数还是多达二十几个。而就在期末考试前十多天，莫青给学生们做了一次课堂测验。期末考试监考时，莫青发现有一道20分的大题与测验中的题目一模一样。她当时感到很高兴，但她的高兴在阅卷时便被泼了一盆冷水：这道题仅有两个学生得到满分，大多数学生只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课程是该校的品牌课程，又是考研和进企业工作的必需内容，莫青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好这门课。看到这种考试成绩，莫青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新学期开学第一节课，莫青问学生们对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绩好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成绩差的学生则给出
9、分布于两个极端的评价有人认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则认为过于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这两种相反的评价怎么可能集中在同一个老师身上？！” 莫青已经有教授职称，这次的低分不会影响到她的职称，但可能导致她在新学期重新“被听课”按照该校的规定，新教师和评教分数过低的老师都会被督导听课一学期。 “虽然没啥实质影响，但心里还是觉得很委屈。”莫青说。 学生评教，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通过过去几年的评教经历，莫青发现，学生学得越好，给老师的评教分数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学，才越能感受到老师教得好坏”。 近年来，莫青所在的学校规定，教师若要参评教学一等奖，学生评教等级必须达到“优秀”。自从有了这个规定以后
10、，莫青从未主动申报过，尽管在这之前她也拿过几次教学一等奖。 “我为了拿这个奖，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学生拦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当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会向学生邀宠”。 莫青认为，高校里教风、学风逐渐恶化，部分就与学生评教有关。 “教风严，学风才能好。”但当老师面临学生评教的压力，还敢不敢管学生？莫青这样担心。 “学生评教，就是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贺利坚曾是烟台大学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评价科的第一任科长，出任之初，贺利坚遇到过不少麻烦，有老师直接踹门进来找他理论：“学生不能给老师评教！” 贺利坚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每个学期末收集数据，人工浏览六七万条学生评语，并删掉纯
11、属泄愤谩骂的评语，然后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及任课老师。 贺利坚原本觉得，评教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好的沟通渠道、给各种观点以表达平台，从而促进教学工作的改进。 但他发现，评教在实践中慢慢变味：一开始，评教是自愿行为。但学生们的参评率上不去，学院就有压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长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账号去评教。时间久了，评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师也就不大重视评教结果了：随便吧。 贺利坚认为，评教最大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起草教学评价工作条例时，贺利坚明确表示评教分数应只供教师改进教学用，暂时不要作为考评、晋升的依据，至少给出一段时间，培育出师生能够无功利评价的氛围。但是，学校其他
12、职能部门却希望立刻就将评教分数与津贴、职称等挂钩这是一种省事的处理方法。贺利坚理解，却也感到无奈。 贺利坚关注过老师的行为和评教分数之间的关系。他听说过：有的老师为得到高分而去讨好学生、也有的吓唬学生，但这样的老师，得分并不会很高；而真正严格、对工作负责的老师，也不是传闻中的低分，只不过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让莫青愿意忽略评教分数、继续坚持严格要求的，是毕业生或准毕业生的反馈。 去年12月底，莫青路过教学楼，遇到一群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学生们高兴地冲她打招呼，感谢她过去上课时的严格要求。看到学生的笑脸，莫青感觉自己的坚持有了意义。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
13、一代呢？”莫青说。 师生交流，可另辟蹊径；教学监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评教的目的主要有“奖惩”和“促进发展”两种。“以奖惩为目的”指将评教结果作为老师晋级与否、加薪与否的依据，“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指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技能提供建议。 但在实际操作中，“奖惩”往往压倒了“发展”，评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学生反馈、改进教学的老师只能另辟蹊径。 近年来，同济大学航空与力学学院教授沈海军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学期末都会把学生的评教结果一字不落地贴到自己的 _上。 沈海军喜欢写 _，他的 _也成了与学生交流的“据点”。 有一次，沈海军在科学网 _上谈论飞机结构疲劳与断裂，有
14、个学生匿名留言说：课堂上“应力比对材料S-N曲线的影响”讲反了。沈海军努力回想：难道是自己口误讲错了？他对此完全没有印象，但既然学生指出来，很可能确有其事。于是沈海军回复了这条评论，他重新解释了这个知识点，并向学生道了歉。 这件11年前的旧事让沈海军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那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上课严谨、心怀敬畏”的习惯。 莫青也发现，不少国外高校虽然也做学生评教，但只把它作为教学改进的建议，而不是教师考核的依据。 “(老师)课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权威。”莫青认为，同行和教学督导的听课评价，是评估教学质量更客观的依据。 沈海军建议，可以邀请往届毕业生来评价自己当年的老师当师生之间已经没有利害关系，社会阅历也使得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成熟，这样的评价会更加客观、公正和理性。(本报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黄和萍) 模板,内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