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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何言宏一个尚待深入的沉重话题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的苍茫时分回首百年并为“过去的时代”“送别”之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诞生与成长自然是令人欣慰的，因为正是它意味着中国“知识人”已经完成了由古典的“士大夫”形态向“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转换，但这丝毫不能增添我们“送别”的“喜庆”色彩。“送别”注定是沉重而悲凉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承受了太多诞生的阵痛与蝉蜕的艰难，另一方面，“王权”的余威所滥施的伤戮更使他们的苦难无以复加，而后者无疑是我们时代最为深巨的内在隐痛，也给知识者留下了过多的“内伤”，对于它的触摸与揭示虽然在很多时候仍属“禁忌”，也往往为知识者
2、自身所“不忍”，但是，如果我们的“送别”回避了对于伤痛的正视，那它就不光是一种“矫情”和“做秀”，更是一种自欺，一种虚妄 。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 胡风集团案”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既往，然而，“过去的时代是过去了，但它还会留下可供参考的教训和可供吸收的感情经验”，对于“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显然是胡风所曾采取的“送别方式”，在这里，我正是想通过对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揭示来完成这样的“送别”。行文至此，我忽然惊觉到自己的“送别”实际上也是远难“完成”的，它固然不是一种“矫情”的“自欺”与“做秀”，但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虚妄
3、”， 因为我无疑又一次面临了“送别”者的尴尬。如果说，我们揭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对其牢狱及晚年写作的“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话，那么，我们的尴尬和困难便在于这些文本的严重“匮乏”。就胡风的牢狱写作而言，我们一方面无法获得他在牢狱中所写的大量“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等非文学性文本，另一方面，他在狱中所“ 默吟”的数千首牢狱诗歌大部分也都消泯于他的记忆之中了。据胡风回忆，他的牢狱诗歌“明确举得出的有：一、求真歌古风长短句十四章，二、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来首。”，即使是这些“明确举得出”的牢狱诗歌，我们也都难得其详，它们要么因为胡风在去世之前未及抄出，要么是由于其它原因难得“
4、面世”，反正目前出版的胡风“全集”所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胡风的晚年写作，梅志说他从年1979初恢复自由“一直到1985年逝世时止，他共创作及修改旧作40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写呈给党中央的）”，这里自然没有包括其晚年的书信和日记，对于后者及“其中一部分”的阅读，我们显然要有待来日。“文本”的“匮乏”自然局限了我们探究的深入与全面，从而也注定了我们“送别”的无法“完成”和难以“彻底”，实际上，我们的尴尬还远不止此，在胡风的悲剧生涯中，牢狱生活中的“囚犯”以及在牢狱后期形成并且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恐怖症患者”是其两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此，当年的“案件卷宗”以及“病历材料”也许更能从
5、一些侧面揭示他的文化心态，而完成这此工作，显然也是我们所难以胜力的。在以上一些意义上，胡风研究，确实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话题”，就目前而言，它还是个无法结束的话题。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幸运”的，胡风毕竟又有其牢狱写作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狱中诗章”4000余行得以公开出版，其“默吟”方式以及贯穿24年牢狱生涯的巨大时空跨度、基本一致的艺术风格和心态显示与被迫的“交代”、“汇报”和“表态”相比，无疑更加真实地代表了胡风牢狱时期的思想情感，正如胡风在其晚年最为重要的文章胡风评论集后记中所指出的：“我在 追求过程中的艰难的内心经验，是贯注在诗的形式里面的。在与世隔绝的二十多年中间，由于环境的限
6、制，创造了传统格律诗的变体，用它记录了在我的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们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对其牢狱诗歌的散失和被搜缴，胡风认为是“等于失去了我精神中极宝贵的东西”，他的牢狱诗歌，不仅是其度过囚牢生涯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更是其晚年的一个重要牵挂，这在梅志、绿原、牛汉和杜谷等的回忆性文章以及前述后记中均都有着相当动人的表述。虽然胡风在出狱之后给绿原的一封信中指出：“要说明自己的经过和精神状态，是很不容易的”，但他紧接着又用了很多的文字谈到了自己的狱中诗草。从这样一些情况来看，胡风的牢狱诗作无疑为我们对其牢狱时期的文化心态的接近与把握提供了可能，循此，我们显然能够进
7、入牢狱时期胡风的精神世界，这无疑也极为符合胡风本人的“解诗”主张。他在谈到诗歌阅读时，曾经要求我们主要应该把握“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立场的特定诗人，怎样从生活实际形成了他底特有的精神状态。他底精神状态又采取了怎样特有的射击姿势，朝向了怎样的射击方向”，本文所遵循的，实际上也正是这种“解诗”方法。 牢狱写作 ：“革命知识分子”胡风的反思与“射击”对于诗歌创作，胡风始终强调诗人的战斗精神，认为“无条件地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够有条件地为艺术上的诗人”、“人生战斗底根源，正是艺术创造底根源”，所以，实际上与“战士”身份两位一体的诗人应该“走进历史底深处”，“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并且还应该从自己
8、的“受难”与斗争当中汲取诗情，表达其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正因为诗歌来源于历史中的搏斗者的灵魂深处，所以，诗人的呐喊与歌唱实际上是任何外部的强暴都无法压制的。正如胡风所曾指出的：“牢狱囚得住人底身体，牢狱囚不住人底心灵”、“悲喜动于衷而噤若寒蝉，不发而为声，这就是希特勒及其信徒们也不能够使人真正遵命的”，似乎是一种宿命，胡风在40年代提出的诗学主张正是由其20余年的牢狱写作得到了检验与贯彻 ，就艺术表现方式而言，胡风的牢狱写作也相当突出地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与其独特的文艺思想体系相一致，胡风在强调诗人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战斗精神的“主观性”表现，主张“诗人
9、的心同时也要伸入或拥抱客观的对象”，“诗人应该通过被生活斗争所形成的自己的情绪感觉去拥抱对象，感觉对象。对象无论是事件、自然、人物，就（都）会以它自己的特征和你相溶合”，实际上，胡风的牢狱写作，无论是记事怀人、咏史感物，还是记梦述怀，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个坚强战士的灵魂，虽然，这是一颗充满着痛苦、愧悔、困惑以至恐惧的“受难”者的灵魂。在胡风的牢狱写作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首诗作对于探讨其牢狱心态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型”意义：“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在这里，身陷囹圄
10、的胡风表达了异常复杂的思想情感，他不仅抒写自己“奇冤如梦”、“竟在囚房”的冤愤、归鸟惊心的恐惧和“倾家负党”的痛悔及理想失落、“点滴成灰”的痛楚，而且也表现了他仰望“圣旗”却又“朦胧”的复杂心态，同时，他还对作为“告密者”的“昨友今仇”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实际上，这也是贯穿胡风牢狱生涯始终的最为基本的政治文化心态。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主角”，牢狱中的胡风不仅勇敢而顽强地直面自己的“受难”，而且还在这种“受难”中不断地“体味”自己的“苦难”，其牢狱写作突出地显示出一颗在“炼狱”之火中受难者的火辣辣的心灵：“举眼烦冤哭，扪心血泪垂”，“心伤空易地，泪竭枉求天”，他在诗中经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受难者
11、”的哀痛与无告，而在一些感物诗作中，他往往以其“受难者”的心灵“拥抱”对象并且“突入”其中，传达一种异常沉痛的冤愤：“怀君怀老树，默默历风霜；根乞无知土，叶求不语光；火烧皮肤痛，刀砍骨头伤，兵到枝皆怕，官采果更慌”（ 苦情诔六）。在这里，“老树”和受难者胡风之间显然已经融为一体，其它如“笑声似哭声”、“默默咽酸辛”的“老洒”和“忠唇终喋血”、“默默照沧桑”的“古镜”等等，无不是受难者形象的自我写照。 牢狱之中的胡风所念想的，并非仅仅是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以及内心痛苦，他在书写自己“受难”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其给家人、朋友所带来的“牵连”感到痛悔，如他的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回首年前受谪时，离愁渗血
12、血凝丝，如闻进出门前路，屡梦晨昏屋上旗；旧柜静封悲乐画，浮尘浅葬爱憎诗；剧怜稚子思亲泪，背向人前湿敝衣”。和“无情刀割久分时，恋子心如指绞丝；认得天人拼短句，学分敌我画红旗；惯同阿姐争鲜果，戏伴狸猫读小诗；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诗里所表现的因思亲恋子而心如刀绞的痛苦和对“白发补童衣”的“老祖”（指胡风的岳母）的愧疚不仅催人泪下，令人同声一哭，而且极为有力地控诉了“冤案”对于胡风家庭的摧残。在另一个方面，以胡风为“主角”的“集团案”由于“连坐”了数十位与其较为亲密的朋友以及无数个无辜者，所以他在诗作中还经常为此深深地忏悔。“赢得交情皆铸错”，胡风的忏悔心态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
13、痛苦”和“愧悔”虽然在胡风的牢狱诗作中有着强烈表达，但其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反思自己的“战斗”历程，探讨其悲剧形成的基本原因，正是这种更为重要的反思心态，暴露了作为“革命知识分子”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根本性特点与缺陷。应该说，胡风对其冤案的反思是十分自觉和全面的，他的反思涉及了个性、历史和人事等各个方面，就这些具体方面而言，其反思无疑非常准确。胡风的很多诗作都是从个性视角反思其罹祸因由的，如他为记韵事加的注释认为“我的错误是，我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以至违背了具体领导上的期待”，在其它注释中，不断强调他对一些情况的“关心和远虑，都成了一种多事”，其“很难克服”的“职业造成的癖性”、
14、“任性”和“急性病”“终于在客观上造成了反党的、严重的、一时无法消除的误会和影响”。他还屡次运用“闯祸”二字来表述自己的致祸。在记蠢事的题词中，他甚至“用一个蠢字来说明我的无知和不悟”，因此，他对自己“因蠢而错的言行”无比“悔恨”。现在看来，胡风在当时的自我反思所检讨的性格上的“缺点”正是其光辉人格的重要方面，他的“多事”和“远虑”正是源自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任性”和“不悟”正是意味了他的正直坦诚及率真而毫无世故，其实，胡风本人对这些性格“缺点”及与其相反的另一方面并非没有自觉，因为他一方面在检讨自己的“任性”和“闯祸”，另一方面却在吊贾宝玉中对敢于“闯祸”的宝玉盛赞不已，更是
15、在其几乎全部的牢狱诗作中歌颂“真诚”抨击“虚伪”并对前者所喻示的人格境界无比企慕。至于其所检讨的“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及“职业造成的癖性”却是极为深刻的，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见解也许更能帮助我们体会胡风的深长意味。个性之外，胡风更多的是将其罹祸根源归因于人事方面的原因。“左联”内部特别是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胡风、冯雪峰、周扬、丁玲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胡风冤案形成过程中的卖友求荣、告密构陷以至于借刀杀人等人事方面的因素也是尽人皆知的，从胡风的牢狱诗作来看，他无疑将这些因素看作自己罹祸的主要原因并以大量的诗句表达了对“求荣先害友”的鄙视、愤慨和嘲讽，在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了“发怒冲冠缨”、“能死不能摧”的战士胡风的“射击者”的身影。胡风的“射击”所朝向的，主要是握有实权的“文官”及其宰制下的“文场”，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胡风对现实政治之中特别是文学界的不义与无耻所作的批判，这和他的“30万言书”所提出的意见无疑有着基本一致的思想取向。自然，胡风的“射击”即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的感怀来进行的，这些咏史和忆往之作从题材上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现实性”，但是，就其情感寄托及思想取向和选材标准来看，“现实性”和“战斗性”却是颇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