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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家忧心科研时间不足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有 10 多个小时。在李邦河院士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无疑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央提出科学家应该保证 5/6 的科研时间。近年来，科学家的科研时间缩水现象让李邦河院士忧心不已，项目公关、填表、评审会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挤占。“一天 24 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科研？”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一问题抛给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员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和双休日”。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中国
2、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 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 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 40 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 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这份调查发现，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 个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让他们头痛的事儿比科研本身更复杂让张华教授（化名）回忆上次去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这位年富力强的“”皱着眉头思索半天，徐徐吐出一句：“好像真的已经很久啦。”但他的确很忙，而且这一切忙碌都跟
3、工作有关：指导学生，看文献、改学生的论文而且，他是 20 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参与杂志审稿；他要领导一个实验室的运行，每个春节前后开始申请一年一次的基金，而到年终，则要汇报总结“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发表了多少文章，申请了多少专利，下一年度的计划是什么”。 对于张华而言，美好的时光只有刚回国的头两年。那时候张华有一半的时间和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作为实验室主任，他亲自做实验，也手把手地教学生，“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现在只能跟他们空对空地讨论了。”那时候，张华还有时间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酝酿在上面发文章，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和各类会议已经把这些空间填得满满当当了。和张华一样，越来越多
4、的科学家自嘲已经成为“兼职科学家”，他们向记者反映，科研一线那些真真切切的东西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应酬过多，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躲起来做点事”。而不少教授由于每天疲于应付繁杂的事务，只能把科研时间排在早晨 9点以前、晚上 7 点半以后，外加双休日，带的研究生背后称他们为“双休日科学家”。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赵博士的观察同样可以佐证。 读博 4 年里，赵博士很难在实验室里见到自己的导师，这位“老板”主要在外面跑课题，拿回来就是手下的博士带着硕士们组成小团队做，平均一个人分到一个小课题，“一些署着导师名字的成果可能他根本没有
5、参与过。”中科院声学所一位前所长直言做实验通宵达旦，长时间连轴转，对科学家来说，不觉累。让他头疼的是，有时正当进入状态，一些“十万火急”的电话就不期而至：“催您呢，上级检查组来了！”“这里在评审呢，你快过来！”今年全国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王恩多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更像老板，像推销员，反而是离科学家的身份越来越远了。”一位入选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感慨。“一年填了 47 份表，最厚的一份 200 多页”“大师+团队”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应付申报和评估，就会变成“大佬+团伙
6、”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 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他专门统计了 2008 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 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 个月就没了。”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 200 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 5 天。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 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 工程”申请表，“211 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 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仪器设备费、人工费、实验材料、测试费
7、、国际交流费，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要去算，“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要算多久啊！” 龚教授说，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他介绍，即使在人文学科，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栏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还要去查很多数据”。在他看来，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需要分别填写两栏，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每栏限 3000 字到 4000 字之内。这让他感觉很荒谬，“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作为申请者，王彬彬教授的
8、经验是，每栏都要填满，表格交上去，别人都写了很多，你只写了一点点，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要减掉很多分；与此同时，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如果完全一样，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这样一来有个危险，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大佬+团伙了。”作为 973 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大师+团队”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演化成“大佬+团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赚到钱，但是他没有产品，无法为社会作贡献。”“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 lucky day”一位科学家自嘲，
9、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我几乎每天都有会。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 lucky day。”说起科研时间被侵占，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尽的苦水。王教授是中科院 2004 年的“百人计划”入选者，2005 年初全职回国，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国内做科研，没想到常年会议缠身。他介绍，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数，同样让人烦心的还有会议。王教授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 4 个会议，有党政的会、学术的会、外事的会、后勤的会等等。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个单位的评审会议。 周六周日，王教授还要去参加一些评审会，这是因为一些科研领导部门怕平时人难凑齐，把很多评审会都定
10、在了周六周日。所有这些会议，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内结束的，更多的情况是到外单位开会，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时间。“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王教授一脸苦笑地自嘲。而让他一直不适应的是，国内的会议往往根据领导的时间定，刚说完下午两点半开，马上就可以改到 3 点。为了帮助自己所在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王教授还需要接待大量的外宾，每周需要审阅至少一篇国外或者中国学术刊物的稿件。由于北京堵车，王教授每天早晨 5 点半就得起床，堵车之前到学校，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王教授说，真正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中午，20 分钟左右吃完饭，从来不休息，也不运动，省下来的 1 个半小时是学习、处
11、理学问的时间段；下班之后大家堵车的时间，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饭，又赶到办公室，9 点钟左右才开车回家，“那是我做学问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也就消停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1956 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 5/6 的工作时间。中科院甚至专门成立了时间办公室。中科院吴国雄院士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程度：到65 岁退休，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对国家的损失很大，“现在是老院士开会，年轻人也开会，中年人也开会，会议扎堆儿。”吴国雄院士被开不完的会议搞得很苦恼：不少会议是熟人组织的
12、，不去会得罪人，去了浪费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带着东西做自己的“作业”。SARS 疫情暴发时，各式各样的会都没了，他埋头做学问，3 个月他与合作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 3 篇论文。但此后好长时间，都写不出好文章来。中国科协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科研时间越少“我们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只能保证 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而且职称越高，直接科研时间越少。”全国政协科协组小组讨论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齐让委员带来的一组数据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近年来，许多人心里都有疑问：科研人员到底还有多少时间用于直接科研。针对科研人员有效工作时间问题，中国科协组织了一次调查，收回有
13、效问卷 1302 份。调查涉及全国 33 所重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7 个分院、50 余个研究所、2 个省级科学院的 1300 多位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的科研人员。结果发现：尽管 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 40 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工作时间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按照职称来看，中级有 61%、副高级有 53%、正高级仅有 38%的时间用于直接科研。”那么剩下的大量时间到底干什么了呢？齐让告诉记者，更多的时间用于“间接科研”和“非科研活动”。所谓“间接科研”，主要是指申请项目、购置设备、学术交流、评估考核、申报评奖等。而“非科研活动”是指行政、社会活动等与科研
14、毫无关系的事务。67%的科研人员需要不超过 30%的时间从事“非科研活动”，约 45%有社会兼职工作，“这无疑影响科研人员的正常科研活动”。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中国科协经常对科研人员的状况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这些情况平时都有所了解，但看到确切的数字，还是让人担忧。”齐让告诉记者。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委员也有同感：“现在没有大量的政治学习了，但是科研人员的直接工作时间还是太少。”有资料显示，科研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是上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运动频繁，“六分之五”根本保证不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提这个问题，并
15、强调说“至少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至今，又过去了 20 多年，可“六分之五”仍然常常得不到保证。科研人员普遍反映，与学术和科研没有关系或是关系不大的会议和杂事太多了。近几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科研设备显著改善，可是齐让觉得：“如果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直接从事研究工作，投入的科研设备再好、科研经费再多，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针对这些情况，他准备提交一份题为“应当高度关注和珍惜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的提案。他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强化节约科研时间的意识，切实重视和珍惜科研时间。各有关组织尽可能不安排或少安排一线科研人员参加与科研无关的活动，限定一线研究人员社会兼职数量，最大限度地把行政、社会活动等占用的工作时间降下来。同时科研人员要加强自律，大力压缩非科研时间。其次，改进和完善科研管理。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选择评选专家的标准。探索科研奖励从申报制转向专家推荐评选制，淡化申报作用，强化推荐评审环节，“让科研人员安心研究，获奖是自然的结果”。另外，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各种会议，提高学术会议质量，减少学术会议的次数，压缩会议规模，控制参会人员；减少评审活动。“我们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确保科研人员有足够的有效工作时间是很必要的。”采访结束前，齐让这样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