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农业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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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再论农业规模经济再论农业规模经济 与王成德、郭正模同志商榷 李 建 德 拙文农业土地经营的集中与对策 （经济研究1986 年第 4 期期）提出， “农业规 模经济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不久， 经济研究1986 年第 11 期发表了郭正模同志也谈农 业土地经营的集中与对策一文，对农业规模经济经营的提法表示异议。此后，1989 年第 3 期经济研究又发表了王成德同志农地经营规模与经济发展 ， 王文力图论证，扩大 农地经营规模不能成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选择。 种种歧议表明， 对农业规模经济这一 概念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 规模经济与集体经济规模经济与集体经济 在农业中利用规模经济的意见受

2、到了某些批评，其原因之一在于，似乎是主张规模经 济也就主张了农业的集体经济，不利于家庭生产经营责任制的巩固和发展。比如， 王文 认为“从 50 年代开始，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为代表的发展理论， ”被“改造演化 成一种相当流行的经济发展观： 产业结构上极端强调工业化； 资本和劳力结构上强调劳动力 从农村向城市的全面流动； 规模结构上强调大规模效益。 ”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强制 推行农地大规模经营。 ” 那么，农业中的“规模经济”怎么会演化成“集体经济”的呢？在不同的产业中，生 产中经济的最小规模是不同的。 决定这一规模的基础， 仍然是各产业所用的大的不可分割的 基本生产资料。规模经济的

3、这一思想，主要是依据工业企业的经验而得来的。在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文献中， 历来认为决定农业生产合理规模的基础， 仍然是大的不可分割的主 要生产资料。正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它复杂的农业机器，进行 土地规划工作，建设灌溉渠和排水渠、池塘和水库” ，形成了农业集体经营的决策思想。 然而，农业集体经营的确几乎都没有带来规模效益。在日本，虽然大农场占地在 20 公 顷以上，小农场所占耕地还不到 0.5 公顷，各类农场所拥有的资本差距则更大，但农场不论 大小都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在美国曾出现过相当一部分 25 户合营的农场，但正如爱 猆逊所说： “从 1900 年到 19

4、50 年美国多数的大规模、大型农场都成为比家庭经营更无效率 的大规模组织，它已被家庭经营所分割。 ” 可见，农业的规模经济，不仅不能以劳动力数量 来衡量，相反，它是以劳动者家庭经营为单位的。这一经济现象，传统的社会主义文献是以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性作解释的，并进而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突破了私有制束缚，折价为 2 大规模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创造了前提。 然而， 马克思主义经营学恰恰解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在否定个体私有制中发展起来的， 如需发展大规模农业经营， 它具备多种可供选择的所有 制具体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不可能构成农业合户大规模经营的障碍。农业经营 的分户趋势，只能用规模经济在农业

5、中的特殊性它建立在以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基础 上，而不是以大的不可分割的生产资料为前提，来给予解释。规模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 的现象，对经济制度而言是中性的。这正是农业经营以户为基本单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也具有适应性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割断规模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在农业中的逻辑联系，或 者会因事实上存在的规模经济而终使农业集体经营的思想回潮； 或者会因集体经济在事实上 的缺乏竞争力而一般地反对农业规模经济。如王文所持的态度一样。这两种倾向都是不 正确的。笔者的理论尝试已发表在从农业规模经济看责任制形式一文中， 这里不再复 述。外国学者如舒尔茨，是用农业机械的“假不可分性” ，和农业经营者的“

6、真不可分性” 来阐述农业经营规模以农业为单位的，他也并没有一般地否定农业规模经济本身。 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 把农业中的规模经济与集体经济混为一谈的，还有另一种概念性错误。比如， 郭文 给规模经济下了如下定义： “所谓规模经济，通常是指企业因扩大而在经济上获得利益的现 象。就农业来说，在投入所有农业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金等都按同一比例增加的条件 下，若产品收益以更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企业比例报酬递增，则称之为实现了规模经济；如 果只有相等的比例报酬，则称之为比例经济；如果比例报酬减少，则称之为规模不经济。 ” 按此定义，为了利用规模经济，农业经营中所有投入就得按同一比例增加，

7、就得合并农户土 地、合并农户劳力并且共同使用各户的生产资料。显然这是在搞集体经营。但是，该文在规 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Ie）的名义下，告诉我们的却是规模收益（Returns to Scale） ，他 把规模收益递增说成是规模经济， 把规模收益递减说成是规模不经济。 这就是引起混乱的原 因！显然，规模经济是“因扩大了产出水平而降低长期生产的平均成本，并因此而得到长期 利润增长” 。 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区别在于后者是以生产技术条件不变为前提， 而规模经济恰 恰以生产要素的优化，以及新生产要素的引入等等为特征。 正因为郭文误以规模收益为规模经济，所以才会认为“不能断言土地的扩大是实

8、 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基本形式” 。然而，一、规模经营有可能优化原资源配置的格局，并由可 能利用原来不能经济利用的新经营要素。在扩大规模时，新要素的利用和配置优化的结果， 就会使原投入要素中，有些增加较多，有些增加较少，有些不增加，有些正减少，甚至有的 根本不再使用。二、正因为规模经营恰恰不是原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因而，用不同的要素指 3 标来衡量农业经营规模，其含义会很不一样。对此，我国学术界的基本判断是“土地面积仍 然是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决定因素，为简便起见，在评价农业生产规模大小时，仍然可 以只采用土地面积多少的指标”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农业土地经营的集中是实现农业规 模经济的基本

9、形式。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 讨论农业经济规模，都基于一定的政策思考。一般地说，总是要回答：搞集体经济还 是搞小农经济？是维系手工为主的作业还是尽快实现机械化？在我国的50年代乃至60年代 初，困扰我们的也正是这些具有国际共性的问题。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普 遍存在的规模不经济。这是我国国情和历史演变的特殊产物。 发展中国家农地经营格局是：存在少部分贫苦农民处于规模不经济，但对于中等及中 等以上农户而言，其使用的农地总能进入当时当地技术条件下的经济规模。这一态势，不论 市场是否完全，人均耕地是否宽余，也不论其土地占有是否平等，都是适用的。这一判断， 应当内涵于“

10、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结论之中。建 国时， 我国的情况与这一国际经验十分一致。 由于缺乏普查资料， 现以湖南省一些乡村为例。 据中共衡阳市委研究室所提供的资料，在湖南省衡阳市六区六保中，土地的占有十分集中， 仅占人口 3.5%的地主，占有了耕地的 59%，然而，在这个案例中，中农和佃中农合计，户 平经营耕地为 11.4 亩，是全保户平占有耕地 2.8 倍。 当然，贫困中的农民购买耕地是十分 困难的，而租佃则是当时实现经济规模的主要补充办法。尽管封建的租金剥削甚重，大多为 “东佃对开”及“东四佃六” ， 而规模经营之所得在正常年景尚能抵补而稍稍有余，可见规 模经

11、济之效率。因而，该保中农承佃的耕地占经营面积的比重高达 77.2%。从而使经营进入 经济规模的耕地达 751.1 亩，占全部耕地的 81.3%。虽然这是个案，但在当时还是有代表性 的。 建国的四十年中，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大跨度的变化，但人口有过超常增长，我国的 城市化也曾在 19601970 年间处于停止状态，并且，农业的家庭经营又曾因进入全盘集体 化而完全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的家庭经营才重新在我国确立。但这一再出 现的经营形式不能不承受国民经济长期失调的综合后果，出现了普遍的农地经营规模不经 济。我国农地的经济规模为每个农业劳动者 9.93 亩，而实际为 3.74 亩。 在此之

12、后，虽然有 少部分地区的规模不经济有所缓和或消除， 但是对大部分经济后发展地区而言， 由于农业劳 动力绝对数的继续增长，规模不经济还是日趋严重。 可见，我国普遍存在的农地规模不经济，以及对此应持怎样的基本态度，是我国当前 4 探讨农业规模经济的现实出发点。 规模经济与产品的成本与供给规模经济与产品的成本与供给 王文在探讨农地规模与产品成本之间关系时，提出了分析前提： “耕地这种基本生 产要素已经配置定格” 。因而，该文只分析了农地规模已定时，农户进一步的选择只能一是 投资，二是投劳；并从而比较严谨地证明小规模经营的优越性。但是，给定的约束条件恰恰 把规模不经济普遍存在时的选择机会舍去了。实际的

13、营运是：家庭经营确定后，劳动力数量 定格，农户进一步的经营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二，一是增加投资资金，二是扩大耕地 规模。对第二种选择，只要耕地规模的扩大还在充分利用潜在劳动力的范围内，也即从规模 不经济进入经济规模时， 就不会降低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 而每个劳动者的总产出却随耕地 面积的扩大而增加。 在总劳动成本固定化的假定下， 单位农产品的劳动成本明显下降。 因而， 在以规模不经济为前提时， 王文的“劳动成本与生产规模不明显相关”的结论不再成立。 王文另一个重要疏忽在于把农业家庭经营，完全等同于封闭农业： “从某种意义上 讲，只要边际劳动投入能够提高总产出水平，哪怕这种作用已经很微弱，

14、农户也会继续投入 劳动。 ”然而，只有当对闲暇的评估为零或接近零以及不存在劳动的机会成本时，农户劳动 投入的总效用最大化行为才能成立。 然而， 家庭经营对应着从封闭的传统农业到完全开放的 现代农业的很宽的生产力谱系。我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后，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对已 经初步解决温饱的农户来说，闲暇的意义已经升值，尤其对青年农民来说，充分利用闲暇的 农业作业方式已不受欢迎，进一步改革中实行农村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的封闭性，农村劳动 力不再以农业为唯一投向。 因而， 农民投劳的行为正在从求得总效用最大化逐步转变为单位 劳动的收入最大化。转变中，在不考虑采用新技术的假定下，农民只有放弃边际技术，放弃

15、 那些收入最低的劳动，才能提高单位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并维持农业比较收益。这将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总产出的减少，在自给不变时，余量供给收缩的相对比例还更大。当边际产出 提高到等于平均产出， 单位劳动的产出达到现在有生产函数的最大值时， 如果农业报酬率仍 然明显低于机会成本，弃耕就会合理地出现。当使土地不付成本、转移土地使用没有收益， 主劳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家庭中仍然有剩余劳力时， 农地经营则是合理地放弃余量供给， 进入 “自给自足陷阱” 。 农民行为转换中余量供给的减少效应， 是 1985 年农产徘徊的重要解释变 量之一。由于王文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看不到规模不经济正放大着这一减供效应， 才会作

16、出经营规模与供给无关的不正确判断。 再说农产品价格。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如果供给不能相应增长， 市场机制就会迫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其根源正如我在 1986 年的文稿中已指出的，是“农业 5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缺乏规模经济的支撑而力度下降” 。只要达到经济规模，按现行主要农 产品（如稻谷）的国家合同收购价，就能够保证农业的比较收益。种粮大户的实际收益可以 证实这一点。 王文认为农产品价格与农地经营规模无关是不正确的。 总之，价格和供应问题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还影响着单位耕 地产出率的提高，这是我国农产品供应增长缓慢，农产品价格上升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规模经济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与经济发展 王文正确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 “我国可耕地高度稀缺，人口极为稠密，因此最 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无疑是国民经济对农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也是我们据以界定农地规模 合理性的基本指标。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决不应该是维持普遍的规模不经济。 首先，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什么是适度规模。从微观角度看，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