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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章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第一节 泰戈尔访华之反应,泰戈尔（18611941），印度伟大的诗人、作家与哲学家。1912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流萤集等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 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华，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泰戈尔:“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赠梅兰芳：“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
2、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我受到你们的热烈的欢迎，大家所以欢迎我，大概因为我代表印度人。有朋友送一颗图章，上刻泰戈尔三个字，我对此事很感动 我这颗图章上刻着中国名字，头一个便是泰山的泰字，我觉得此后仿佛就有权利可以到中国人的心里去了解他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非与中国人的生命联在一起不可了 ” “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你们爱你们的生活，单这爱就使你们生活得美好。” “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占住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己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
3、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欢迎派： 梁启超：“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入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郑振铎欢迎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 “文研会”小说月报：1922年9月、10月“泰戈尔专号”。,沙扬挪拉 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4、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志摩：自愿担任翻译，并以弟子自居，1924年5月陪同泰翁访日。,反对派： 陈独秀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你看我友爱无争的诗圣，是何等逍遥自在地在北京为英人之坐上客。”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 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一是误解科学与物质文明的价值；二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这两个错误“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谈诗说艺。”,鲁迅论照相之类：“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
5、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 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中立派： 周作人“大人危害”及其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胡适：“余以
6、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吾人自应迎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之国民”,泰戈尔：“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陈独
7、秀：诗人却不爱谈诗、泰戈尔与金钱主义。,第二节 论战之过程,一、论战双方： 新文化派：胡适、吴稚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 东方文化派：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钱智修、梁启超、梁漱溟、陈嘉异、章士钊等。,注：东方文化派，是“五四”时期人们对当时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统称。最早使用这一提法的是瞿秋白，最早定义这一提法的是邓中夏。1934年出版的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进一步将这一提法固定化，并沿用至今。 东方文化派的基本特征： 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 反对物质文明，提倡精神文明； 主张新旧调和与东西调和。,二、论争的过程 1.“五四”前的东西文化论争； A 新文化派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创刊
8、号）： 学习西方，走民主、科学的道路； 批判中国旧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 比较中西文化，得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理应淘汰的“古之遗”，西洋近代文化才是真正有存在价值的“近世文明”。 汪叔潜新旧问题： 中国故有文化是旧文化；西洋近代文化是新文化；,两者性质极端相反，不能并存。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体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李大钊、胡适、鲁迅、常燕生等人也先后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主要观点： 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 比较东西文化，得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B 东方文化派： 杜亚泉论社会主义运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
9、针（1913）： 中国应吸取西方的物质文明； 中国应学习西方的国体与政体； 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学、宗教以及社会风俗、家族制度要好于西方，不宜也不应改变。 1916年后，杜亚泉连续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反对陈独秀等新文化派的观点。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东西文化差异实质为“静”与“动”的不同； 东西文化只有“性质”之别，而无“程度”之别。,战后东西文化之调和 中国人不应再盲目崇信崩溃的西洋文明； 不应忽视科学思想传入带来的害处； 作为东洋社会之代表，中国“当此社会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觉与自信”； 中国“应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 主张“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
10、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1918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先后发表自己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和平佚编译中西文明之评判。 杜文：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造成中国精神界的破产，其挽救之道在于用儒家思想来统整西方文化中对我可用者，从而发扬光大中国文明。 钱文：西方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对中国学术文化事业危害最大的亦是功利主义，故“功利主义不去，则学术必无精进之望”。 平佚：主要介绍德国学者台里乌司等三人对辜鸿铭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的评论。,A 新文化派： 陈独秀质疑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批驳杜氏“统整说”： 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是以儒家
11、统一以后的汉魏唐宋为盛？还是以儒家统一以前的晚周为盛？欧洲中世纪，耶教统一全欧千余年，文艺复兴之后的文明诚混乱矛盾，但比之中国和欧洲中世纪，优劣如何？中国所谓的精神文明，是否指的是儒家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除此之外，是否绝无其他文明？ 民主共和与功利主义具有一致性，东方杂志反对功利主义，与复辟帝制有着必然联系。,B 东方文化派 杜亚泉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疑（1918年12月）： “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实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A 新文化派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年2月） 继续批驳“统整论”，指出这是一种妨碍学术自由发展的专制行为； 标新立异，
12、才是文化发展的兴隆之道； 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相当的价值，但属于古代文明，不足以支配现代社会。,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 接受杜亚泉的观点，把东西文明的特性概括为“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 结论：西方近代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中国文化的出路，就在“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斯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2.“五四”后的东西文化论争。 （1）第一阶段 章士钊在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1919年9月）： 宇宙的进化是“移行”而非“超越”； 物种无论进化到何种阶段，都是“新旧杂糅”，“新旧杂糅”就是“调和”； 主张“物质上开新之局
13、，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 鼓吹“新旧调和”，主张复兴旧道德。 张东荪（研究系）突变与潜变（同年10月）： 生物变化只有突变与潜变两种，前者是变的表现，后者是变的发生，不存在“调和”。,10月10日，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 答辩并坚持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新旧杂存。 10月12日，张东荪答章行严君： 新旧杂存只是”新旧共存”，“新的逐渐增加，旧的逐渐汰除”，所以“共存”不是调和，反对“新旧调和论”。 10月，蒋梦麟新旧与调和： 批评调和论，认为不讲新旧之争而讲“调和”，等于否认社会进化。 11月，陈嘉异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论为质张君东荪与章君行严辩论而作： 论争新旧事物间的“自
14、然调和”，反驳张东荪的新旧不可调和，新旧变异是突变的观点。,11月，杜亚泉何谓新思想： 反驳蒋梦麟的观点，并对蒋文中“新思想”的定义提出质疑，批评新文化派反传统之“新思想”并不新，也不是思想。 同月，蒋梦麟何谓新思想： 反驳杜氏的批评，指出新思想与旧思想分别代表着“向进化方向走”，还是“向旧有安乐窝”两种不同态度，新旧无法调和。 1920年2月，东方杂志转载蒋文，并附杜氏评论，以回应蒋文。,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1919年2月）： 批驳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 无论东洋西洋一切民族的不良现象，都是旧道德造成的，都在革除之列。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2月）： 运用唯物史观，对“物质
15、上开新，道德上复旧”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剖析； 经济变动是道德变动的根本原因，所以“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 物质与道德“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2）第二阶段 A 东方文化派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提出文化调和的“四步论”。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提出三种“文化路向说”。 西方化； 东方化； 东西文化折中调和。 文化保守派：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救济二十世纪之文化共通事业”的“开宗明义第一章”。,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1921），公开声明自己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反对一切赞扬西方文化的言论和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四大优点： 它
16、（主要指中国文化）是独立的，创造的； 具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优越性，能够用精神生活统御物质生活，使二者“熔冶为一”； 它能调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尤以民族精神为根底，使其能得到运用发展； 它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的优越性，而尤以世界主义为归宿，能够成为世界文化。,背景：“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兴起。 “东方文化救世论”：一战以后，西方文化出现严重危机，只有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才能解救其弊，从而使西方文化获得新生。 1919年罗曼罗兰致泰戈尔的信：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 英高秉德“亦叹美东洋文明，而尤渴仰中华文明，居恒指摘欧洲文明之弊害，于多数欧洲人向所冷视轻蔑之中国文明，则极力提倡，以为最宜学步”，认为战后的欧洲人欲“创造新文明之欧洲”，就必须“取中国文明所有精神的特质之优越部分，以实行之”。,B 新文化派 西化派：胡适、吴稚晖、常燕生等； 马克思主义派：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西化派：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 批评梁氏的“文化路向说”是“主观的文化哲学”，因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