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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4年年度事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合作与内在张力,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2,第一节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明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
2、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3,第二节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
3、山不惜代价,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
4、；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
5、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5,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冒险,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
6、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
7、。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
8、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也就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了。,6,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1924年1月16日回到广州，向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
9、进行”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3月，他曾致信廖仲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
10、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
11、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7,第三节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条“孙
12、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
13、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8,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
14、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1月6日公然喊出“世界
15、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9,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
16、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10,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