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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作者： 日期：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2008年江西省十一五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8sh01）：社会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介入研究。 潘 华 ，卓 瑛 潘华（1977）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讲师，卓瑛（1972）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内容摘要：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 指的是出生在80年及以后，现年龄30左右，本文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概念同义。在城市县城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
2、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 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城定居（买房）行为。行为进行研究。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思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
3、在一定的风险需从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关键词： 理性与感性 新生代农民工 县城定居行为引 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我国广大农民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他们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纷纷到城市寻求非农的生活模式，以求生活质量的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也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发展到社会理性。党的十七届四种全会和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推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我国城市化战略，必然要求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来，所以研究农民工定居行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使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趋向城市生活的意愿，但是大中城市生活成
4、本高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下，他们不再在大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极点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在县城安家生活，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也能从大中城市获得经济收入，且能从农村获得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在县城定居的新生代农民连接了大中城市和乡村，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新型城乡一体化的内在机制。一、理性选择理论和感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又称为社会学的理性行动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这一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它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J.科尔曼和社会经济学家G.贝克尔。理性选择
5、理论以“理性”这一概念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这一假设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的获得效益”，行动者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的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理性”(或有目的性)与“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含义，它还包括政治的(如权威)、社会的(如团结)、文化的(如道德规范)、情感(如友谊)等众多内容，这也使“理性人”的假设不同于“经济人”的假设。从方法论上说，科尔曼采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把个人行为作为研究社会系统行动的起点和逻辑基础。这种个体方法论考虑到个人系统的多个层次，然后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层次
6、，同时这种多层次的解释既考虑到个人行动的原因是要满足个人的利益，又考虑到个人在人际交往、在群体、组织、制度中的行为是受后者制约，并在种种制约下选择适当的行动方案。这样，理性选择理论从社会行动出发，把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动态过程，使宏观现象能够在基础层次上得到解释，避免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脱节，从而可以更确切地解释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感性选择是在感性意识支配下的选择行为。 刘少杰：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67页。具有选择意识具象化、选择目标综合化、选择路径伦理化、选择根据经验化、选择秩序传统化等特点。新生代农
7、民工因经历过乡村场域、城市场域和生活场域 生活场域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真实生活的一个边缘化的空间状态，这空间状态不同城市场域也不同于乡村场域。的经验，新生代农民工的惯习也受到这些场域的形塑，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定居地点行为时起行为具有这三重场域的制约。具有乡村场域的感性特点，具有城市场域理性的特征和生活场域的内卷化取向。从微观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县城定居行为是个人的理性和感性双重选择，而从众多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宏观上表现为社会变迁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二、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1、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对城市生活场域边缘化本质反思的理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
8、生活边缘化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被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社会排斥概念，有助于系统描述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并揭示其中的运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社会排斥是多维度的，具有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保障排斥和教育排斥等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群体，所从事的职业是最为下层的。在文化娱乐生活也没有享受的权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休闲生活也非常贫乏，最多是上上网而已。因为有制度的社会屏蔽作用，城市社会保障也没有覆盖到
9、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教育来提升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再教育权利受到了制约，他们享受不了城市职工所享有的公费继续教育的机会，尽管一些地区规定农民工可以免费入学接受职业培训，但是农民工的生活困境使他们没有条件和精力去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子女不能和城里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国家出台相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政策后，实际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处于教育质量地下，受歧视的状态中，很多农民工意识到了这样的生存和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心灵是很受伤害的。在种种社会排斥面前，新生代农民工做出回到家乡县城定居的理性选择。在县城可以享受城镇
10、医保、子女可以接收相对优质的教育，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县城定居不被接收生活边缘化的心灵影响和现实环境。2、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了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转变。文军把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经济理性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其不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满意
11、准则和合理化是社会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定居的原因恰恰体现了他们利益需求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这是理性选择的高级形式社会理性形式。新生代农民工己发生的定居行动不但印上了行动者明确的目的和意图，是一种有意识的、指向明确的行动，还具有清晰的利益需求和行动原因，他们为了自身及子女发展、享受县城中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资源等理由，而选择定居县城。这符合米勒对于“行动中的理性”的界定，由此可知，农民工的定居行动一种理性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从一开始迫于生存的压力来到城市，为了经济利益牺牲了太多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休闲。在城市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也目睹过很多城市病的危害，所以新生代农民在向往城市生活
12、的时候，也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状态以及不确定性充满疑惑，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和思维发展下，同时，在当前个人以及家庭经济状态和县城房价合理性之间，他们做出了利于自己、家庭和未来下一代现实而理性的行为回到县城定居。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最终可行能力取决于他们个人和他们家庭的支持。要在县城定居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最为关键的，一是外出务工，通过外出务工，农民习得了工商社会的规则，获得了经济收入；二是农村家庭的支持，新生代农民及其组成的小家庭获得了父母的最大程度的支持，进城买房是全家人一起攒钱，并且他们在县城定居后，仍然需要农村的支持，从农村获得一
13、些物质资源如粮食等，同时，也从乡村社会获得一些非物质资源如人情网络的社会资本等，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农民进县城是无法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进城买房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从农村提取资源，这种提取是通过家庭的代际关系和人情网络等社会资本来实现的，这些人县城生活的维系所需要的货币则主要依靠在城市的打工收入。新生代农民工进县城买房，通过代际关联来实现县城生活。其获得农村支持的一个制度背景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三十年不变，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后方补给线。随着大中城市房价的飞涨、县城区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必将成为一个国家扩大内需主战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将会呈现一种强劲势头。4、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
14、城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自从194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以来，这一概念就成为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有力工具。传统“差序格局”的制度依赖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们不可避免地对血缘与姻缘关系产生依赖，农民家庭与他们亲属(包括由血缘及姻缘产生的亲属)的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合作加强。“差序格局”的基础依赖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主导性的人际关系，且为“差序格局”的基础。农耕经济由单一种植业向多种经营发展，乡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民走出家庭，离开土地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乡土社会由血缘、地缘为本位逐步向业缘拓展。产业离土不离乡，农民离土不离家，进城农民与非农产业
15、的离土农民的根,仍然扎在乡土血缘和地缘关系中。某种程度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强化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意义，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功利及利益的理性计算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关系的新趋向。经济利益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家庭走到一起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和经济上的互利。如果定居在县城可以实现很多个人和家庭的愿望的，比如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照顾父母，也可以为自己子女的成长充满家庭成员的关爱的天伦之乐的情况。为整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新生代农民定居县城是个人差序格局和家庭整体利益相结合，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是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变奏。三、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意义及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在经历了早期民工潮的盲目与躁动之后，新生代农民选择县城定居使得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图景更加清晰了。回顾我国的农村政策设计长期以来是在城乡两个极点之间进行的，或者是让农民进城，尤其是大城市，或者主张乡村建设，让农民在农村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前者主张城市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后者则认为九亿中国农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实现城市化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