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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一) 作者： 日期：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一） 德里克(美国杜克大学) 以下的讨论针对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某些问题展开，并涉及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果我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上比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花的时间更多，那是因为对于前者先要花些功夫作些澄清，然后才能判断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一些为数不多自称从后现代角度撰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已在某些历史学家中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敌意，它们大多建立在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所应包括的内容的误解之上，如果不是对其夸张的话。公平地说，这种敌意部分地是由那些新方法的倡导者们造成的。他们
2、过于看重这种方法的新颖性，进而夸大了后现代创新模式应有的内容，这些夸张化的内容也许刚好与他们撰写的漫画式的历史研究著作相对应，而这实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种敌意同时也源于一种对所谓的是正确历史研究方法的过于保守的忠诚，或者说是更为保守的对保卫学科界限的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对后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滥用，也要看到因后现代历史研究而引起的这种过多的敌意；这里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决不能被视为只是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些不同主张的微不足道的争执而已。从根本上说，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和认识方式与广义上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国家)都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
3、历史化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令人恼怒的词眼”，汉斯伯顿斯(Hans Bertens)写道，因为，“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那些雪片般的使用过这个术语的文章和书籍里，在这个概念的不同层次上，后现代被广泛运用于我们曾称之为现实中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伯顿斯指出，不仅是这个术语被赋予的意义在不同的领域内互不相同，而且这些意义的指向还常常互相矛盾，尤其是在关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上矛盾更是突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产生出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的范围因融合了带有后现代概念的思想发展运动而被扩大了，这个思想运动出现于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之前且与之干系不大，但是诸多后现代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们都把后者归之为后
4、现代主义，这样更使得区分后现代和现代变得难上加难。 后现代表现出的纷乱和矛盾的外表本身拒绝了对它的简单的定义，相反，最好的办法是从关于后现代话语的具体的历史性中去把握它。关于后现代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是怎么显现的在本文中会有详尽的讨论。在这里仅指出一点已足以说明问题，即，尽管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表现出互相对抗的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研究的发展还是成为了推动后现代产生的原因，并且还扩大了后者的疆域。另一方面，虽然从外表上看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与历史的敌对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却使得对于过去的思考变得合法化，从而把历史从现代性的目的论中解救出来，另外，它还丰富了我们对于过去以及过去与现在之
5、间的关系的理解。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矛盾的关系是与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纠葛在一起的，那是一种希望与失落并存的文化遗产，它产生出了新的历史起点，并对在现代性体系下所赋予历史的文化和政治的意义提出了激烈的质疑。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关系非常暖昧，可以这么说，是现代主义对坚持不断变化的承诺衍生出了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而依照现代性的逻辑本身，它的产生又必须不断地被阻延。换言之，作为现代的辩证否定，后现代每时每刻存在于现代之中。但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时候，后现代脱离现代，提出自己对历史的主张，从而将其置身于现代的对立面?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期论提出了这种见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
6、ric Jameso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们一方面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在资本主义中有一种深刻的檀变，由此而产生出詹姆逊所提出的新的“文化逻辑”。就历史而言，这种思想上的分离最醒目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目的论的抛弃上；于是，后现代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辩证表达，而是走向了其辩证主张的对立面，这种思想要求贯穿于整个过去，以达到抛弃所有的“元叙述”的目的。后现代因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点，依照这种视点，“重读”现代性不只是要暴露其“阴暗面”实际上这种“阴暗面”从来就没有深没于表层底下，更重要的是要指出现代性应为把现代性的文化建立在理性
7、、科学和历史这种主张的错误行为负责。过去二十年间“文化的转变”可归之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产生，它不仅是把文化当作一种物质结构的功能，而是视为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自发的力量。这种意识在资本运作的“文化转变”中得到了加强，因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文化发挥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原则之所以会成为问题，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否定逻辑(或逻格斯)的“文化逻辑”，它不指向超越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尽管在据弃结构和元叙述因为它们限制人的活动并且消除了现代性以外的选择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了思想解放的精神，但是它所许诺的解放既没有空间上的也没有时间上的深度。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像这个词的前
8、缀“后”(post)所暗示的那样，总是含糊不清，它用它所摒弃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但却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对于任何逻辑的可能性的否定正是后现代与现代分道扬镰的要点所在。虽然在后现代性中现代性的东西随处可见，但它们只是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出现，失去了现代性曾赋予它们的结构或历史的连贯。后现代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命名方式，对现代性中没有结果的思想解放带来的各种解体现象的命名，它似乎是能无限地包容各种不同思想，包括容忍压迫，但同时又问题百出。伯顿斯如此描述后现代主义，即它要努力“为各种批判政治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dystopias)提供一席之地，从对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展望(包括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两种类
9、型)到同样是真诚的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不一而足。” 恩斯特卡西尔在论述“启蒙运动的哲学”时指出，它宣布了“一种既是自然也是知识的内在性的纯粹原则”，而自然和知识也由此通过它被理性的理解力所获得。内在性的原则也同样渗透在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思想中，在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关于它的最坚定的表达。历史学科，尤其是专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历史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寻觅到“文化逻辑”和公共遗产，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怀有这么一种断定，即理性通过对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过去的事实的梳理能够获得其内在活动过程的真理，由此，各种不同的东西包括文化方面的被归于一种历史中，这种历史声称指向人类共同的理解。 但是，这种声称拥有共同理解
10、、作为一种了解过去的方法的历史需要和那种对于过去的直线性叙事区别开来，那是启蒙运动的关于进步的思想概念所要求的。按照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欧洲将达到人类发展的顶蜂。内在性的原则对于那些声称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人来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也使得人们注意到了自然和社会中差异原则的存在。就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历史就是坚持差异，是反对启蒙运动主张的普遍主义这个过程的产物。 后启蒙主义的历史特征表现为对于两个互为矛盾的目标的追求。而它们都可以溯源于启蒙运动思想本身的矛盾，它一方面努力去确认差异，另一方面又试图从差异中构造同一。启蒙运动的普遍性逻辑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它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
11、，但也就是这个逻辑产生了不同的历史，而它们是不能被分级的，因为不同的环境造成了这些历史，依照启蒙运动“内在性主义”(immanentism)的原则，它们应拥有它们自己的理性原则，一种历史的理性原则。在内在性思想笼罩下的启蒙运动，一旦差异被发觉并被放置到历史发展中的合适位置，其实就孕育了解体的种子。 现在时髦的看法是认为启蒙运动应为造成现代性的霸权性、压迫性的后果负责。这使得人们不愿意看到启蒙运动的矛盾性，既肯定普遍性又肯定差异。后者在启蒙运动后的历史学中受到了压抑，但并没有因此消失。从这个角度讲，后现代主义可以看成是这些在现代性初露端倪时即已存在的矛盾的重新浮现，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它们被压制到
12、了底层不是受到启蒙运动的文化逻辑，而是受到用来使欧洲中心主义合法化的文化逻辑的压抑，资本主义的逻辑则促成了后者的产生，而资本主义逻辑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曾使得它占据了历史阐释的中心舞台。启蒙主义的遗产无疑起到了文化压制和抹煞的目的；但是，需要记住的是贯穿其中的解放的本能，这种本能既可以是后启蒙运动历史的一部分，也可以是由这个历史导致的压抑。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首先是表达了对在现代性体系之下这种解放本能采取的形式的失望，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描述是一种没有释放的文化压抑。这种形象与1968年的遗产则大有关系。如果说启蒙运动前提中关于过去的矛盾是因为德国思想家
13、而引人注意，那是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德国思想家们要想象创造他们的民族差异那样去创造历史，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矛盾产生了后现代的历史分解，那种声称似乎对过去拥有无穷无尽的权力的领域急剧膨胀而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不提及已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全球化了的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许诺的话。如果对于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不满在一个时候导致了一种历史，在另一个时候又要求废除这种历史，这种变换与它辐射的区域的扩大有关，从不同民族到不同文化，从不同性别到不同种族，这些个区域都曾被现在已成为问题的现代性这个东西授予了权力。尽管在霸权行为方面，历史与现代主义成为了同谋，但历史在授权于哪些个领域方面还
14、是起了作用，也因此或许成为了其成功行为的牺牲品。， 1968年那些挫败了的远大抱负与和它们有着相同命运、当初激发起那一年革命的激进的想象汇合到一起促成了现在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它在第三世界的变体后殖民主义。“1968”不仅仅只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种时间性的象征，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持续和边界。最重要的是标志了一种与以往的历史思维方式的决裂的要求，在很多方面它确实做到了。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各种历史，从妇女的历史到种族的历史，从微观历史到“从历史中来的人民”的历史，以及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历史到文化创造的历史它使文化通过语言这个媒体成为历史产生的主要场所，所有这些个历史都是那种激
15、进要求的产品，它把以前被压制的东西推到了历史意识的表层，而这却使得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历史领域变得非常地复杂化。现在从后现代主义的认同来看，这些历史要表述的正是现代性曾许诺要完成的东西，当它们一旦获得了申辩的机会，便会对后启蒙运动历史学最基本的前提提出质疑。一个意义深远的后果是唤起了人们对话语和表象(包括在历史中的表象和话语)在压制其他声音方面起的作用的注意。这些新的历史的起因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但是通过对在现代主义历史叙事中它们被压抑的方式的质问，它们本身在历史中促生了后现代主义。 与过去激进的断裂同时宣告了激进主义本身的终结。1968年的那些激进想象的失败让历史失去了指南针，那些新的历史它们不是重新展望历史在对渗透于现代激进主义的大前提的质问中走向终结，而这种激进主义则是由它本身反对的作为一种支配结构的普遍主义的假定促成的。如果说那些认定目前的现状即是历史之终结的历史学家是将现状放到了历史的终点，那么那些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则要比他们好一点，他们指向一个未来，一个不仅与现在不同而且要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但是历史的时间性在众多的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扩散却使得任何更好未来的问题变得悬而未决；或更确切地说导致了对任何更好未来之许诺的怀疑，就像促成早期激进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现在却表现为受现代性压抑的结果之一。两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者把压抑归之于社会结构，企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