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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章 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理念,中国知识界30年代形成的现代化理念：比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阐发的“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早20年。 现代化理念是三四十年代知识界设计中国发展路向的理论基点。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制度设计，均以实现现代化为出发点。 现代化理念的核心：工业化，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一致。 现代化理念的思想史意义：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基本思路。不厘清现代化理念，难以认知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思想主脉。,第一节 世风与语境：五四后中国知识界思想视阈的转移,由空泛的文化论题到社会经济论题,中国思想界
2、自晚清到五四的总体理路：学习西方“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文化”层面。 中国思想界20年代后的新趋向：以思想文化层面为主的空泛的文化论题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等社会经济问题。 罗志田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变革在晚清由器物转向制度再转向文化层面之后，“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富强之路的趋向。”这种物质层面的“富强”之路，主要指国家物质财富的增进。（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0页） 罗志田所言思想趋向，20年代至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表现得益加明显。,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哪个更重
3、要？,20年代“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问题讨论：知识界由重视精神文明到强调物质文明思想转变的开端。 东方文化论的思维定式：中国或东方文化代表“精神文明” ，西方文化代表“物质文明”。两者是对等的关系，无所谓先进与落后。 20年代，胡适等西化论者力图通过打破这种思维定式，从理论根基上彻底否定东方文化论。,胡适关于文明整体性的论述,1926年7月，胡适将东方文化派的说教称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存的文明整体性观点，“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7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
4、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1929年11月，胡适明确说：“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化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的多。”（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页）,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西化论者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整体性，落脚点是证明西方物质文明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基础作用，更为中国所不可或缺。 1926年7月，胡适将西方文明称作“利用厚生”的文明，只有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才能使人们有精力心思去满足精神上的要求，这就要“开发富源，奖励生
5、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7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57-158页）,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1926年8月，常燕生称， “利用厚生的文明，并不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乃是一般人类文明的特色。”（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8、9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73-175页）,常燕生,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1930年，胡适将中西文化的真正区别归结为机械、电气等工业化，认为只有机械的进步增加了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之后，“我们才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他问道，“我们试
6、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团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1930），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00-202页）,二、“科学”的新意谓：近代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五四时期知识界所言“科学”，更多指“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20年代以后，尤其三四十年代，知识界所言“科学”，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 知识界“科学”认知趋向与对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的关注密切关联：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近代自然科学（尤其工程技术）促进工业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独立评论“科学”与“人的心理”讨论,1933
7、年2月至11月，任鸿隽与在法国里昂留学的闵仁（弘伯、张弘）等在独立评论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的心理”孰先孰后的讨论。 1933年2月，任鸿隽认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所言关于欧美近代的科学技术产生了现代之欧美，还是欧美人的心理产生了欧美近代科学技术的问题，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假问题。（叔永：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闵仁认为，东西方人的求知意识很有差别：东方人对知识的态度是消极割舍，甚至偷懒；西方人探寻宇宙态度是猛勇精进。所以，西方的科学是由他们的心理得来。 任鸿隽与闵仁争论的共同动机：找寻近代科学技术的源起。 担心近代科学难
8、以在中国生根：任鸿隽对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说法提出意见的动机。如闵仁所说：“叔永先生骤然看见考察团说近代的科学是由欧美人的心理发生，因之愕然惊诧，怕是提倡科学的主张不能实现。殊不知，从这方面进取，才正是实现提倡科学的大道哩！”（闵仁：欧洲通信还是心理与人的问题（续上期），独立评论第66号，1933年9月3日）,任鸿隽,注重纯粹科学，还是注重应用科学？,30年代知识界一直讨论注重纯粹科学还是注重应用科学问题。 注重应用的意见占上风： 1934年11月，周先庚（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说：“一二年来重理工轻文法的风气，似乎是政府确定的积极政策，一般学者因而随之轻理论而重实用。”（周先庚：学术研究的途径，独
9、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周先庚,注重纯粹科学，还是注重应用科学？,1933年1月，顾毓琇提出，中国应重点发展应用科学，“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 “中国太穷了，我们没有那么许多钱做纯粹科学的研究”，现在中国所最需要解决的，是发展经济、促进物质进步、挽救国家危亡等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已经有的科学知识，已经够我们受用了”。（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独立评论第33号，1933年1月1日） 顾毓琇此言是知识界对中国国力贫乏、经济落后情势的近乎功利性的反应。,顾毓琇,注重纯粹科学，还是注重应用科学？,1933年2月，顾毓琇提到，有几位物理学
10、者受当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的影响，讨论的专题是“高射炮”，而不是他们研究有素的“X光论”或是“波力学”。他们竟有放弃“纯粹科学研究”而从事“国防制造”的打算。（顾毓琇先生来信，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 说明在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之下，对应用科学的重视，在知识界确有相当普遍性。,长城抗战中，1933年1月，何柱国部与日军激战,注重纯粹科学，还是注重应用科学？,吴宪（协和医学院教授）与顾毓琇意见一致： 1934年5月，吴宪表示，中国现在所急需的科学，是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应用科学，“而不是什么我们自己发明的新学理”。 涛鸣：关于科学研究之我见，独立评论第101号，1934年5月20日
11、。,吴宪,三、新的言说中心：工业化等经济论题,谈论经济建设：30年代中国各界的整体世风。 1936年5月，陈岱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说：“经济建设”口号，“在今日全国各地各方面真有盛极一时的情况”，“变为一个耳熟的口号”。（陈岱孙：谈经济建设，独立评论第203号，1936年5月31日） 30年代知识界的思想趋势：言说中心由空泛的文化论题向工业化等社会经济论题转移。,陈岱孙,对“文化”内涵的理解,知识界对“文化”内涵的理解：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等经济问题逐渐代替思想道德等“精神文明”面相，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1933年7月申报月刊现代化问题讨论：更多强调“文化”的经济基础。 陈高傭（上海
12、暨南大学教授）说：“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实行生产劳动的各种表现。”（陈高傭：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年7月），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88-292页） 顾毓瑔将“机械动力”视作“现代文化”的主要生命素，认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新从人力改为机械动力。”（顾毓瑔：原动力之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1934年6月，胡适提出，“在那扫除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是以西方科学、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5号，1934年6月17日）,强调“文化”经济面相，导致知识界把工业化等经济问题视作现代
13、化的核心。 罗荣渠介绍说，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讨论中，“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5页。,30年代，知识界对社会生产等经济问题的关注，成为普遍现象。 1931年，何廉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连续刊载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一时颇为轰动。他们出版的南开统计周刊、南开指数等蜚声海内外。,何廉,独立评论“无为”与“建设”讨论,1933年5月至1934年上半年，独立评论作者进行近一年的关于“无为”与“建设”讨论。 1933
14、年5月，胡适提出“无为的政治”主张：中国内地省份应该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事业”，如强制征工筑路一类的虐政。(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独立评论“无为”与“建设”讨论,弘伯（闵仁、张弘）强烈反对胡适的说法：1933年9月和1934年3月两次申述说，应该取消的，不是建设本身，而是官僚军阀的“那套干法”。应进行“名符其实的建设”、“积极的建设”、“认真的建设”，如改良农产、改进农业技术、便利运输、浚河造林、兴办实业、屯垦边殖等。(弘伯：我们还需要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吗？（法国利昂大学通信），独立评论第68号，1933年9月17日；弘伯：答拥护无为政治的主张者
15、，独立评论第93号，1934年3月25日) 1934年3月，蒋廷黻质问胡适：现在我们终于得着机会，以科学和机械来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岂不是自暴自弃吗？”（蒋廷黻：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报1934年3月11日）,独立评论“无为”与“建设”讨论,讨论的核心：密切关注以现代科学与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问题。表面针锋相对，但都肯定经济建设。 胡适辩解说，他并非反对建设本身，而是反对官僚军阀们借建设名义行搜刮人民之实的“盲目的与害民的建设”，赞成“根据于专家研究、富国利民的”科学化、合理化的建设。（胡适：建设与无为，独立评论第94号，1934年4月1日；胡适：今日可做的建设事
16、业，独立评论第95号，1934年4月8日） 1935年10月，吴宪提出以制定和实施经济建设计划的方式纪念“双十节”。（涛鸣：双十节应如何纪念，独立评论第172号，1935年10月13日）,重视物质文明：一种螺旋式上升,20年代后知识界重视社会经济等物质文明的思想倾向：似乎是回归晚清“中体西用论”。 一种螺旋式上升：强调工业化等经济问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化”观念为基础，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等重要，而不是单纯强调“器物”。,重视物质文明：一种螺旋式上升,1936年，冯友兰解释说： “我们的主张虽与清末人的主张似同，其实大不相同。他们是以为只有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的好，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到了五四，认为西洋不只物质文明，而且精神文明亦高，而且精神文明是基本，故须从精神文明下手。今日照我们说的工业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故我们的说法与清末似同，而实不同。” 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1936年），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