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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祖国土备课参考娜阿赫马托娃（1889-1966）我认为她是20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她命途多舛，第一个丈夫诗人古米廖夫以“人民敌人”的罪名于1921年被判处死刑，独生子成人后两次被捕入狱。阿赫马托娃两度再婚，仍旧未能享有天伦之乐。 阿赫马托娃的墓坐落在彼得堡西北的远郊科马罗沃镇。那里海风习习，绿荫遮天。诗人的墓的建筑结构很不寻常，由三部分组成：石片覆盖的主坟；坟头上巨大的十字架，一堵石块垒成的墙，有人说这堵墙象征监狱。墙上镶嵌着少妇时代的阿赫马托娃侧面白色浮雕像。巨大的黑色十字架是用铁皮锻造的，上部是救世主的头像，左右横梁是日月闪光的星体。 阿赫马托娃生前曾表示过，倘若有朝一日，这个国家
2、有人想为她树立纪念碑，她庄重地表示同意，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要把它建立在她出生的大海之滨，也不要建立在她爱恋的皇村公园中的树旁，而是建立在监狱门口。她说她在那儿伫立了300个小时，等候探监。 阿赫马托娃的墓展示了女诗人一生的不幸遭遇，牵动着骨肉同胞们的心。只有墓地才有这样的震撼力。 1987年我来到她的墓地前时，有位老人在那里徘徊。老人非常礼貌地问我是否需要讲解，他可以回答有关阿赫马托娃的任何问题。我以为老人是墓地职业讲解员。他回答说：他仅仅是阿赫马托娃诗歌的爱好者。这样的志愿者，我在其他诗人的墓前也遇到过。他们对诗人的虔诚可想而知！ 阿赫马托娃本是吟诵女人隐情的抒情诗人，偏偏由于政治问题遭到日丹
3、诺夫的攻击与漫骂，甚至采用了联共（布）中央决议的形式来处理文学创作问题。如今重读她的诗作，处处透露着对现实的思考与困惑，表达了人民当时不敢说出来的内心感受。 阿赫马托娃的坟上撒了一片鲜花。今天，大概在我到之前，已有不止一人来凭吊过这缕孤魂。也许其中有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她的儿子早已得到平反，现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也不再是“人民的敌人”了。近来很多苏联刊物都抢着发表他的作品，而且还说，他诗中“没有一句反苏的话”。怪了，人的生命在某些时候可以被任意摆弄，变得无权无能，真的被视如草芥。 我回忆她的作品在我国的情况。她可知道，早在1928年，当她还活跃在苏联诗坛上时，她的作品就
4、被介绍到中国来？她可知道，她的作品的第一位译者是我国大诗人郭沫若？虽然他只译了她的两首抒清诗，却说明她的诗已引起中国诗人的注意。郭沫若这样评论她：“她的著作表现着这有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她的生活。”话不多，但十分贴切。 阿赫马托娃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经历，她还相信天国。在个人生活最困难的时刻，她没有绝望，没有自杀。面对厄运她比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她始终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在一起，并在祖国诗苑里辛辛苦苦地耕耘。去世前一年她写道：“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诗，我是以响彻我国
5、英雄的历史中的旋律为旋律的。”为此她感到幸福。她是多么容易满足啊！我想她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止是因为生活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么多事件，而且更因为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心律的脉搏。不过，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命运何尝不提醒人们，对待艺术创作，不可轻易地否定作者的苦心探索与追求，更何况谁人不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望着黑色的高大的铁锻的十字架不，是苦难铸的十字架，陷入沉恩：她来到世间，接受了苦难，又背负着苦难而去。她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我把一束殷红的石竹花插在她的浮雕像前，感激她生前为翻译我国古典诗词而做的努力。她还凭借他人的译文，逐句进行了艺术加工
6、，将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千古名篇离骚献给了俄文读者。 高莽 （摘自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群言出版社）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对于传统的复归与开拓以及“新和谐”问题17世纪末，俄国由于不断遭受外敌入侵，同西欧各国的差距就逐渐加大了。彼得一世登基以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措施的核心便是向西欧学习，实行全面的欧化。其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历任沙皇也在不断延续和强化这些措施。这一举措固然挽救了俄罗斯民族，但是西欧文化的引入也对俄罗斯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在新旧交替，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吸收了西欧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将近二百年丰富的文明成果，广
7、泛开办学校，使得文化艺术得到空前繁荣，很多文学巨匠都是在这一历史缝隙中产生的。他们奠定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神圣的宗教意识，对于神秘主义的深沉的虔敬和崇高的信仰，在资本主义这种面向现实的世俗化的文明的包围之下，也难免受其熏染。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而其内生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抵制力量又推动着俄罗斯文明不断在这种悖论中前进。19世纪末的俄罗斯作家正是这一悖论下的探索者。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感觉到席卷所有领域的时代危机：作为民族的作家，他们面临着西方强势话语的重大压力，从而不得不肩负起捍卫民族文化的使命，同外来异质文明的侵袭进行抗战。而
8、作为时代的作家，他们又身处“黄金时代”的末世，“黄金时代”的文学的繁荣和文学内在的“和谐”成为他们不可企及的理想。当代俄罗斯文化研究者伊孔达科夫评论道：“将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相比，这意味着，一方面冀望文化成就的光辉、影响、广博、不朽，在水平上能与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相比；另一方面，比起文化的黄金来，白银价值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创造无法超越前者的文化精神价值、同时又要求创造具有经典水平大风格的进程中，这种较低的价值便是时代竞争的相对价值。”1 白银时代的作家实际是意欲摆脱这双重的困境，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文学创作的新路。而阿赫玛托娃便是当时俄罗斯诗坛的一位卓有成就的探索者
9、和开拓者。阿赫玛托娃成为白银时代的主流诗人决非偶然。她从1岁起即被送往皇村，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的时光。诗人自己说：“我最初的记忆都跟皇村有关。”2她曾就读于皇村中学，这是皇室建立的一所贵族学校，也是普希金的母校。这样的巧合对于她的人生有着重大的意义。事实上，在她后来的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于皇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普希金的崇仰。如在黄昏在皇村一诗中她写道：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里徘徊，他在湖岸上伤心，我们珍惜了整个世纪他隐隐作响的脚步声。从这首诗中表露的，不仅仅是对于普希金的爱戴，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黄金时代”的缅怀和感伤。诗人在午夜诗第一次警告中写道：我曾凭临多少深渊歌唱我曾照着多少镜子生活在普希金的名
10、望和诗歌如影随形地萦绕在她周围的十几年里，诗人敏锐而善感的心灵，使她逐渐从种洞悉出文学和人生的一种哲学。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以自己的心灵去体味普希金的思想，普希金在她的解读中，便同她的精神渐相契合。于是，普希金不仅是她从始至终景仰的文学大师，更是她内心深处莫逆的知己。同所有诗人一样，阿赫玛托娃是高傲而自负于自己的作品的。她曾说：“您难道没发现诗人一般都不喜欢其同时代人的诗吗？诗人自己身上就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别人的诗于他又有何用？诗人年轻时，即大约23岁时，往往喜欢自己群体中的诗人的诗，那以后就谁的诗也不喜欢了，而只喜欢自己的。别人的它们都不需要，觉得多余甚至是敌对的。”3 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唯有追
11、溯到那些 的先贤那里，为自己孤独的心灵求得安慰。而普希金及其所处的时代，便成了阿赫玛托娃唯一的慰藉和寄托。普希金就是她的镜中映像，“黄金时代”是她的假想。这首诗写于1963年，当时作家已身处晚境，经历了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之后，这样的句子无疑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在那些遭遇着不幸的岁月里，诗人仍旧“凭临”着“深渊”，坚强地“歌唱”，而支持着她的，便是她虔诚信仰着的那个人和那个时代。她在普希金的石客中引用了普希金的话：“他（诗人）继续从事创作，但仅仅为了自己，即使偶尔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么他遇到的也只是冷漠与简慢，仅仅在某些跟他一样处于孤独中的诗歌崇拜者之间找到知音。”4 这里的“处于孤独中的
12、诗歌崇拜者”、“知音”，显然是阿赫玛托娃的自况。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不仅在她的诗中，而且在她的散文中也处处蕴含着这样的寄托。比如她在短文普希金与孩子中写道：普希金的诗歌把最纯洁美妙的俄罗斯语言赠送给孩子们，这种语言也许他们将来永远不会再听到，也永远不会用这种语言说话，但是他们将把它作为永恒的宝藏加以保存。1937年2月正是叶若夫大搞恐怖活动的高潮。可以有十分把握地说，这些孩子有一大半已经失去了爸爸（许多孩子也失去了妈妈），但捍卫普斯金叔叔他们认为是自己神圣的职责。诗人在散文中熔铸了诗性的语言。“孩子”指的就是包括作家自己在内的当时的诗人群体，而普希金便成了“黄金时代”的隐喻。诗人对“最纯洁美妙的
13、俄罗斯语言”的沦亡是不无痛心和遗憾的，但她并未因此而绝望，而是为自己寻找到了一条强者的出路。“捍卫普斯金叔叔”正是表现了诗人在创作上对“黄金时代”文学传统的自觉的复归。诗人在12行诗De Profundis（拉丁语：“我从深渊向你呼告”）中写道：“我的同代人/不曾有过多少甜蜜/而只有风儿在远处呼啸/只有关于逝者的记忆犹新/我们的诗也尚未完结/屈指可数的只是我们的时间/要到我们向往的那座分水岭/要到伟大的春之巅峰”在这里，阿赫玛托娃所说的“我们的事业”便是指伟大的文化事业。诗人将其看成“神圣的职责”，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浸透了浓烈的悲剧感。可以说，阿赫玛托娃的一生中充满了对时代和自身的挣扎
14、和反抗，在她的诗歌浪漫的爱情故事的背后隐没着浓重的悲哀与震颤，“沉重的呼吸”成为对诗人创作的真实写照。作为以文化本身为目的的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是传统经典文学忠实的捍卫者，而与此同时，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又有着创新和突破。1941年文学批评家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说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复活了莱辛的伪古典主义传统。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针对此评价道：您的诗中没有任何伪古典主义和莱辛的因素，您的诗是从俄国古典主义中成长起来的。您的诗改造了古典主义，它没有一句华丽的词藻，它彻底摆脱了藻饰。您的诗是天然浑成和恬静本身，它们是富于生命力的，俄罗斯的，而且，您的语言是现代的。这和莱辛有什么关系？白
15、银时代的各个文学流派对于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诗歌的创作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阿克梅派诗人赞同象征派对艺术本质的观点并追随他们把艺术家的作用绝对化，但是对象征派的诗歌修辞则提出了异议。对于阿克梅派来说，象征主义中印象主义的多变性和词的变幻无常是不能接受的，而主要的是，象征主义过分坚定的倾向于把现实作为不可认知的标志，作为最高本质歪曲的类似物来认识。O曼德尔施塔姆在论词的本质一文中提出：“以玫瑰和太阳，鸽子和姑娘为例，难道这些形象自身一个也没意思，只是玫瑰与太阳相似，太阳与玫瑰相似吗？形象像标本似的被掏去了内脏，充塞了别的内容。永远闪烁其词。没有一个明确的词，只有暗示，言犹未尽。玫瑰朝姑娘点头，姑娘
16、朝玫瑰点头，谁也不想保持本色。”6 而阿赫玛托娃作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她对于象征主义也持否定的态度。她对于萨尔蒂可夫的评价是：喏，就是这个可怜人，人们都说他是出于无奈才被迫采用伊索式的语言写作的。可实际上伊索式寓言对他之所以适用，是因为它创造了他的风格。又说：不久前我曾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详尽的解释了整整一个晚上，为什么说库兹明7是晚期象征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什么阿克梅派。他没有一点和我们一致。我们在最重大的问题即风格化上有分歧。我们彻底否定风格化，而库兹明则连人也是风格化了。阿赫玛托娃反对象征主义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反对风格化。库兹明在论美妙的明快中提出“美妙的明快”的风格原则，即艺术构思的逻辑性，结构的匀称，艺术形式所有成份进行组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