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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婷评传 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主编吕晴飞，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第一版 作者：刘登翰 谨对作者表示谢忱! 1986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在上海金山举行。这是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几乎所有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都被邀出席会议。与此相应，会议还慎重邀请了少数堪为近年当代文学发展见证的中国作家、评论家出席，以期和世界直接对话。舒婷也受到了邀请。她是作为新诗潮的代表走上大会讲坛的。 在这次会上，舒婷做了潮水已经漫到脚下的发言，一向长于抒情的舒婷，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的机智。在她充分估价到“第三代”诗人挑战的意义同时，也不无一些充
2、满期待的委婉的批评。 从这一年(或许再早一点)开始，舒婷的生活和创作都出观若干重要变化。其一，她频繁地应邀出国访问。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过西德、美国、意大利，还以个人身份被邀出席了法国、荷兰等一些国家的诗歌活动。她的名字，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开始走向世界；其二，她的创作兴趣，似乎更多由诗转向散文，她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散文的舒婷”。 当然，对于更多的当代文学读者，他们熟悉的还是曾与他们共同经历那段岁月，并以自己善于体验别人的心，温暖和抚慰过同时代所有受伤心灵的“诗的舒婷” 1952年，舒婷出生在厦门鼓浪屿一个和美的家庭。但骤来的风雨，使她从刚懂事起，生活就甜蜜与酸苦参半。多姿多彩的海上花
3、园，陶冶着她幼小的心智；但家庭的灾难，却使她过早体味到人世的悲怆。50年代中期，他在银行工作的父亲被遣送到边远的心区劳动；难于在原单位生活下去的母亲，只好带着儿女从漳州回到厦门。感情亲密的兄妹三人，被分寄在祖母和外婆家里。她从小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外婆一家，对她宠爱有加。四岁起，外祖父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则娓娓讲述“三国”、“水浒”、“聊斋”哄她上床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她有了一点阅读能力，便开始从舅舅、姨姨的书架上，抽取五花八门的书籍来看，为此一直到初中。“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找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她也因此眼
4、睛越来越坏。初中二年级，她借书卡上长长一系都是外国的书名。当她为此而遭到批评时，她坦然地说：“中国书都看完了。”当然，在1965年的文化环境里，一个初中生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书”，指的只能是青春之歌、烈火金刚一类。这种与她年岁不相当的超前的读书癖，在正常年代并不值得特别推荐，但在舒婷所处的那个风雨欲来的年月里，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在此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一个没有书读、也不许读书的荒唐年代。幸亏她赶在这个年代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读完一批中外名著，并且养成了自学的能力和对文字的敏感。否则，很难没想这个仅具初中二年级学历的知青，会在那样的环境中萌生用文学来为一代人作证的创作念头。 家庭的变故带给
5、舒婷不幸，也给予了她体验不幸和承受创伤的个性。她的母亲是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妇女，感情丰富而性格纤弱。失去温情使她对温情特别依恋。她独自承受这命运的不公，不让儿女受到风雨的袭击。这样，在她瘦弱的肩头便同时焕发出另一种坚韧的力量。当黄昏，或者有月亮的晚上，她会为女儿经抚一由六弦琴，让“骊歌愁肠百结地流蜜在如梦的暮色里”。母亲这柔弱而坚韧的性格，深深影响舒婷。她说过：“母亲的一部分血液在我身上循环”，“是母亲的不幸教育了我，使我对生活采取不驯服的态度”。后来我们读舒婷的作品，她诗歌的抒情形象总是个渴望慰藉和理解，也善于慰藉和理解别人的、温柔宁静而坚韧刚强的女性形象。这渗透着诗人个性特征的形象，很大程度
6、上得力于她母亲的血液的浇灌。 中学时代留在舒婷记忆里的，仍然是这种对爱和温情的浓恋和选择。音乐老师指间象有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流淌的琴声，地理老师送她归家路上调在她肩头的那双沉甸甸的大手，班主任因为坚持“爱的教育”而被调到偏远山区的惩罚直到许多年以后回亿起来，仍那么动情。她写道：“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的混光相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相诗欣的主题。” 然而，她全部正规的教育在初中二年级结束了。政治风暴，向她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文革”刚刚开始，她跟着去参加一次批斗会，就惊心不已。她不知道世界怎么夹然变得这么可怕。平常她十分敬
7、爱的老师，被满面涂黑，宣布为青面燎牙的魔鬼，而一向十分文静的团小组长，一夜间却变得蛮横无理她惧怕了。这种惧怕使她本能地对这场疯狂的革命采取回避态度。她回到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的作品所展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 1969年，舒婷在“上山下乡”洪流中插队到闽西山区。这是她生活的一次转折。母亲经心为女儿营织的那层脆薄的保护膜破碎了。生活赤裸裸展示在一个17岁的少女面前。在一片口号声和劈裂入心的哭喊声中告别故乡时，她有一种十二月党人定向流放地的心境。 曾经在这场红色风暴中疯狂过也迷失去的整整一代人，仿佛只有从疯狂政治的颠峰，跌落到现
8、实的低谷时，才开始进入冷静的反思。整整一代人，也是从“广阔天地”定向觉醒的。乡间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物质生活，房东大娘善良的品性和生活忍受力，却给初经世事的舒婷很大震动。知青们聚在一起，都有道不完的话题。他们“有过咒骂，有过悲伤，有过赞美，有过荣光”，“目睹了血腥的光荣”，也“记载了伟大的罪孽”。正是从这一背景，舒婷萌生出“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她开始认真地记日记，结朋友写信，并尽可能地找多种多样的书来读。尽管这时图书馆已经关闭，新华书店除了红宝书和样板戏很难再有别的了。但神通广大的知青们却能变戏法般地找出各种“禁书”秘密流传：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
9、、观代的这是那个贫瘠年月难得奢侈的一份精神享受。她从读字典开始，每天认五个字，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对文字的敏感和把握能力，学会从心灵上去关怀别人和表达这种关怀。她的最初的一些诗，几乎都是附在信中写给朋友的。这形成了她后来诗歌创作的个特点：她的许多诗最初都有具体对象，只是由于她在诗中所倾注的对人关切的深情，和对当时现实的感受，带有普遍性。这些最初都有具体指涉的诗篇，能感同身受地为整整一代读者所欢迎。 这些诗稿在知青中流传后，使她结识了最初一批爱诗的朋友。在文学新交中有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1971年初夏，他们在县里会演中有过一次关于诗的政治的长谈。在思想的自由被禁锢的年代，他们以自由的思想抨击禁锢
10、的政治。这些议论现在听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则必须冒着当“观行反革命”的风险。舒婷接受他的劝告确认一种观念：“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畸形的时代造就结束这个时代畸形的一代。文学在他们心目中，首先是批判的武器。他们的历史感、使命感、社会批判意识相人道主义思想，来自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次谈话肯定对舒婷创作发生过重要影响。她为此写过一首致杭城，这是收在双桅船里年限最早的作品。后来她在文章中还回忆道：“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 1972年，舒婷以自己姨妈的继女身份，被照顾回城。这年她20岁，渴望工作，渴望自立，渴望有一个献身生活
11、的岗位。但她整整待业三年，做过多种多样临时工：泥水匠、炉前工、统计员、讲解员故乡对她变得冷清和陌生。乡下归来闲置在家的寂寞里，她反倒获得一种洞悉人世的阅力相眼光。这是舒婷思想和创作准备定向成熟的最重要一个时期。神游物外，她常常从客观物象中获得自己情绪体验的对应物，发现其蕴藉的人生内涵。当她徘徊海边，沙滩上一只断桅的小船，会突然使她联想到人生理想境界与客观现实之间永准弥合的空隙；虽然大海有辽阔疆域，是咫尺之间搁浅进岸的小船使它隔着永恒的距离。在夜半无眠，任思结如涛声在沈边汹涌漫流。她会听到风暴的召唤，感受到神秘大海既有沉沦的痛苦，也有觉醒的欢欣她写了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等一批作品
12、，显示出了处于人生困境之中一个不甘失落的青年歌者，寻找从自我出发又努力超越个人体验的更广阔深沉的人生把握。 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然都无处发表。但她却因此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探索者。有自己的同代入，也有长于自己的前辈诗人。其中给她重要影响的，是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送在山区农场劳动的诗人蔡其矫，当蔡其矫从朋友处辗转读到，的这些诗时，十分赞赏，当即给她写信。他们成了忘年交。在长期通信中，蔡其矫不断在信中整页整页抄去惠特曼、聂鲁达、波特莱尔、洛尔伽的诗，访复强迫她阅读似的开阔她的艺术视界。舒婷在谈及和蔡其矫的友谊时写道：“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是他对生活执着而不变的童心，使我
13、尊敬和信任。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通过蔡其矫后来她还认识到当时正在北京筹办今天的一批同样年青的无名诗人。当她和北岛、江河、芒克、杨炼、顾城等交流阅读各自的作品时，她有一种仿佛在寂寞的旅途上遇见故知的兴奋，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的苦苦摸索，不是孤立无援的。这是她的追求。她很快成了今天遥远的一个成员。她的致橡树就是最早发表在这个流传民间的刊物上，并在今天组织的一次露天朗诵会上，获得听众的评奖。 自此，升起在南中国岸边的一朵蓝色浪花、汇入到北方黄土地上涌起的诗歌大潮中去。历史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同时也为这一代人的倔起，准备了土壤和提供机遇。当舒婷在十年后做为新诗潮的见证走
14、向世界的文学讲坛时，她已经不是单个的自己，也不是偶然的幸遇，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的举荐，她是浮露出海面上的那座庞大冰山，闪光的一个峰点。 l979年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了舒婷的致橡树，两个后，又发表了她的祖国阿，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一个陌生的名字开始为诗坛所注意。 这是舒婷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比起今天的其他诗人，舒婷似乎更早为读者所赏识。这与她诗中女性抒情形象所流荡着的对人关切的柔情，以及艺术风格上与传统有更多联系分不开。对于刚从僵化的艺术模式挣脱出来的人们，过于超前的艺术探索，必须等待读者的适应。 1979年的诗坛，是个复合着各种不同艺术信仰、充满骚动和不安的诗坛。在诗坛一致地
15、对历史事变奏响大悲大喜的合唱之后，对于新诗自身的建设，便在历史与艺术的反思中，表现出尖锐的分歧相对立。应当觉得幸运的是，舒婷再次被这具有深长意义的论争当中。福建文学自1980年第二期开始，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了为时年余、吸引全国众多诗人和评论家介入的“新诗创作问题讨论”。这是后来那场实际上起着推动诗歌艺术发展的“朦胧诗”论争的先声。虽然，如舒婷所说，在这场讨论中，“我的名字象踢烂的足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仅是掌声、嘘声，也有烂果皮和臭鸡蛋。”但是，这场讨论不仅拓宽和加深了读者对舒婷的认识，也确定了舒婷在新诗潮中的地位。 从1979年致橡树发表，到1981年秋天舒婷“把一
16、束会唱歌的鸢尾花装进信封，仔细旋好笔套”，准备辍笔一段时间止，她一共发表了100多首诗歌，先后结集为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其中舒婷的作品21首)和会唱歌的鸢尾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其中部分选自舒停顾城抒情诗选，另有十余首是1982年至198年她沉默期间的作品)写作时限从最早发表致杭城的1971年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迁延十年有余。这个数字在当今多产的诗人眼中远不算丰裕。但艺术不以数量取胜。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爱诗的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读者心中，都会有一个呼之欲出的“以温柔的双唇慰贴”你心灵上“新伤旧创”的舒婷，一个唱着致橡树的舒婷。 作为这一代人一个自觉的歌者，舒婷诗歌的意义，首先是她揭示了这一代人从狂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