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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儿，它的身上继承了母体的所有重要基因。离开了洋务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我们无法理解汉阳铁厂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细致地解剖汉阳铁厂这类典型标本，我们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从早期现代化尝试中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慈禧摇摆不定、朝令夕改晚清中国，张之洞创办铁厂是借“铁路大争论”取得胜利之机而获得批准的，它的主导产品只是为铁路提供钢轨，只是铁路的附属物，它的命运与铁路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举办铁路、创办钢铁工业这样的重大决策上，晚清政府先是对要不要建铁路无人主持，然后又在准不准修津通铁路上举棋不定，好容易决定了修芦汉路，不到几个月又幡然变计，
2、急煎煎地要修关东路；一阵子好似要扶植张之洞，转过头来仍旧是倚重李鸿章；既责成张之洞建铁厂造钢轨于前，又同意李鸿章的关东路进口钢轨于后；最后老佛爷六十大寿的庆典要紧，海军、铁路的经费都用于满足那个老女人的穷奢极欲。汉阳铁厂创办的过程，使清政府没有主见，没有施政规划，无力协调地方一致行动，无力调动社会资源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创办钢铁工业这样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从它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革，旧的体制必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对于西方事物的容纳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圈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利益?，最核心的是她个人控制
3、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顺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等。不能说她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但显然是放在较外围的。这种利益层次性的差距，左右着她的决策取舍。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则以不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为底线。修建铁路的建议一再被搁置，唯恐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而引起群体性的骚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放下芦汉路先修关东路，与其说是保护国土，勿宁说是守护老祖宗的发祥地。张之洞、李鸿章的某些主张和他们创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慈禧的决策，但他们都不可能触犯慈禧的底线，李鸿章更善于利用慈禧的心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种以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的摇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朝令夕改，导致了洋务运
4、动整体上的杂乱无序，极大地增加了实施的阻力，限制了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度、广度和效果。对于铁厂来说，在施工期间便难以为继，竣工之后又几度断炊，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督抚各行其是、明争暗斗张之洞敢于独立承担创建铁厂的大任，从好处说，是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从不足处说，是书生意气，缺乏经验，对即将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凭借的是当时的体制下他可以支配的部份财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督抚们掌握了地方军、政、人、财的部份实权。清政府允许各省就地筹饷，自行核销，战后形成地方财政，在完成了对中央的解款后，督抚们可以对留存部份自行支配；为了分摊战争赔款和兴办洋务，还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捐税。张之洞主政湖
5、北，利用这些权限使财政收入有了成倍的增长，其中，如新增捐税23种年收入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这些都成为了湖北洋务事业的后盾。就汉阳铁厂来说，官办时期的投入，除户部指定的200万两外，张之洞腾挪借垫的官款竟达380多万两，占全部资金的65.5%。为筹集这些资金，张之洞无疑是将湖广总督、甚至是署理两江总督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使用到了超越极限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铁厂竣工后，还须100万的生产流动资金时，便不是湖北一省的机动财力所能承担的，张之洞再也无能无力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往往直接而尖锐地突现在财政上，不幸的是张之洞与翁同?又积怨颇深。翁同掌管户部，在财政支出上，实际执行的是以满足皇族需索为
6、前提、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针，除老佛爷外对谁都捂紧钱口袋。他又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洋务，并企图将督抚们的财权收回到中央。当时他反对建铁路，对慈禧、光绪“力言津通未宜开”；另一位户部尚书福锟答应了醇亲王每年拨二百万两修铁路，他“甚不谓然”。本来就对张之洞“糜费”素有成见，加之在广东军费报销上结怨，种种因素汇集的结果，必然是在铁厂经费上一次次地对张之洞痛加驳斥。张在致砚斋中堂中一再诉说“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便是指向翁同。更不幸的是张之洞同时又遭遇到另一位首席总督李鸿章。两人之间成见很深，尤其是在中法战争时势如水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晚
7、期的两大巨头，同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创者，但在修哪条铁路、如何修铁路上意见完全不同。李一直视张为“大言无实”的书生，不相信他能造出日本还造不出的钢轨。李坚持要修津通路，后来又巧妙地把项目转移到关东路，全力经营着北洋。其中既有对于铁路建设主导权的争夺，又有买轨还是造轨两条路线的分歧，结果便是李牢牢地把持着铁路经费，造轨的汉阳铁厂始终无法染指。内有掌握财权的翁同?，外有把持铁路经费的李鸿章，对于创办钢铁工业这样一件大事，慈禧和光绪从来就没有什么主见，主管其事的海军衙门、户部、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达成过共识，于是汉阳铁厂便成了张之洞踽踽独行、不堪重负的苦难的十字架。以光绪中期的财政状况，集全
8、国之力，要把汉阳铁厂办好尚感困难，那里容得如此四分五裂、明争暗斗？仅凭湖北一省之力，焉能成事？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办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兴办，也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饱受列强挤压、危机重重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在它未开始起步之前，便失去了这个自卫的盾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把进出口海关税则钉死在5%这样世界罕见的极低水平上。结果造成了罕见的奇异现象：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税负低于土货，洋商税负低于华商。中国的税则反而成为了保护外国商品和外国商人强而有力
9、的武器。 中国钢铁工业是在西方列强垄断中国钢铁市场的严峻形势下创办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却都是无米之炊，作为枪械原料的钢铁却要从国外进口。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增加了10倍，铁产区的作坊纷纷倒闭，洋铁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全部市场。张之洞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满怀忧虑地指出，“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整个国家“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汉阳铁厂的出现和存在，必然改变晚清中国钢铁市场原有的份额和比例，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可能根本改变市场由列强主宰的基本格局，汉阳铁厂的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必然要受排挤、打击。初出茅庐的中国近代钢
10、铁工业面对着挟有特权和质量、价格优势的舶来品，要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据代鲁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计算，直至1908-1911年间，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整体容量约为29万余吨，其中汉阳铁厂年均产量为12万吨，除出口5万余吨，在国内仅销售7万余吨，是每年进口钢铁22万吨的三分之一。汉阳铁厂是为铁路而兴办的，在机械工业等尚很弱小的环境中，钢轨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铁路这块肥肉，正是列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既要以贷款取得高额利息，又要以铁路器材赢得高额利润。争夺的结果，在借款修建的铁路中，确知用汉阳铁厂钢轨的仅有保定至汉口、广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一部分等少数工程。如孙宝琦所云：“京奉
11、路轨，舍汉厂五十余两之轨而购英商七十余两之轨，殊使华商气短，愈令外人生心。”即使是购用汉轨，也还有许多周折，负责铁厂销售的王勋说：“京汉路购轨，均洋人主政，非我价最廉，无揽得之希望；即便揽得，亦必然多所挑剔，从未享优待权利。”列强中，日本对大冶铁矿、汉阳铁矿的伤害最为严重、致命。汉冶萍是历届日本内阁一贯关注的对象，掠夺大冶矿石、控制汉冶萍是其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工商大臣协调一致的行动，日本的近代钢铁工业赖大冶铁矿石而得以创办和发展。简括地说，自1900年起，通过煤铁互售合同，蓄意长期攫取大冶铁矿的低磷优质矿石，造成汉阳铁厂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矿石；并以贷款为诱饵，逐步实现了对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
12、长期控制，使之沦为对日提供生铁和矿石的基地。一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垄断了它的优质原料，一方面在本国的市场上惨遭围剿，被夺走了绝大部分份额。产销两头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创，汉阳铁厂还能有多少生机呢？中国钢铁工业初期的不幸命运，从外部因素来说，是列强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原料供应受限、铁厂先天不足焦炭供应迟迟未能解决，曾被普遍认为是张之洞办铁厂的三大失误之一。实事求是地看，造成汉厂焦炭供应困难的，既有张之洞的失误，又有当时外部条件的制约。张的失误在于未曾勘探铁矿便先购置炼钢设备；煤矿尚未确定便先确定厂址开始施工，违反了钢铁企业的基本建设程序。既暴露了他对此缺乏经验、知识储备不足，更反映了他在忧患
13、意识驱使下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说：“在英国，煤藏丰富，煤的使用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是增多了，那里创设的航路网有可能以很少的费用把煤运到各处，全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宜于工业生长的享有优惠的世界。”可惜的是，一百年后，在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后，这样宜于工业生长的环境仍然遥不可及，他所说的煤藏丰富、普遍开采、运输便利三大要素，在创办汉阳铁厂时都不具备。晚清近代采煤业虽先于钢铁工业开发，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一支独秀的开平煤矿距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甚远，需从天津经上海再入长江，长途转运，成本大增；且冬季天津封港，无法行船。张之洞一到湖北，便派出大量
14、人员四出勘探煤铁，遇到的仍然是手工开采的土煤窑的汪洋大海。先后用机器开采过几个煤矿，都收效不佳，王三石已得煤不少而突被地下水淹没；马鞍山开采多年，煤质变化难测，最后结果却是“灰多磺重”，不宜炼钢。井下开采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变故，究竟是外国技术人员判断失误、处理不当，还是矿体本身地质水文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我们无从分辨。对于当事者张之洞来说，这些变故都不是他可以事先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改变或防止的。即使张之洞再等两三年建厂，这些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有些挫折恐怕也难以避免。经过盛宣怀、张之洞两人交替在光绪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三次沿江勘探，均未发现长江沿岸距离铁矿较近的地区有
15、适宜炼钢的煤炭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盛宣怀决定开发萍乡煤矿，仍然必须克服相距千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障碍。钢铁工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大进大出，必须靠交通运输提供支撑。而在光绪十五年，黄河以南的大地上，既无铁路，也没有公路，航运落后，无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便落到了企业的头上。要开矿必先大量投资修路，开平煤矿、利国驿煤矿、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无不遇到这个难题。开平煤矿先修运河，后又修铁路，其中唐胥铁路9.2公里，第二期开平铁路32.2公里。而要把萍乡的煤运到汉阳，先修萍乡到安源的铁路支线7.2公里，1906年铁路修到株州，全长90.5公里，前后7年，耗资2
16、00多万两，这就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担的了。虽然如此，因粤汉铁路迟迟未能修通，煤焦至株州后仍要用轮船或民船，经湘江、越洞庭、入长江才能到汉阳，仍然增加了铁厂的成本，也影响了煤矿的发展。汉阳铁厂的焦炭供应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主观决策的问题，实质上既受到探矿、开采技术水平的制约，又受到煤、铁资源相距较远的自然条件制约，更受到煤炭工业发展滞后、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从深层次上看，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缺乏总体布局，各相关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仅仅靠钢铁工业孤军奋战，既开发矿藏，又建设铁路，还要争夺市场，四面受敌，必然要陷入难以突围的困境。 评判的另一种视角历来批评张之洞办铁厂的另一个失误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汉阳既不产铁也不出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和视角去评价张之洞的选址。所谓“就铁”或“就煤”，并不是铁厂布局唯我独尊的金科玉律。把铁厂选择在煤矿和铁矿之间交通比较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