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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子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墨子一书，相传为七十一篇，今本五十三篇。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墨家的衰落，“传述者稀，遗编无几，不便于立类”，在总目中不再给墨家单独编目，而是将其与名家、纵横家等合入杂家。不过，四库提要把墨学的衰落，归因于儒学对墨学的批判。“墨家者流，史罕著录，盖以孟子所辟，无人肯居其名”，显然属于想当然之论。清朝毕沅首开校注墨子之端，孙诒让的校雠最为精良。 同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相比，墨子一书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由于墨学中绝，墨子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简、遗漏、讹误、脱衍相当多，有的地方几乎无法通读。同时，也许正是因为同一原因，墨子中保留了传抄下来的大量古体字和异体字。直到清代以前，很
2、少有人对墨子进行考证注释。第二，墨子的至今没有定论，作为墨子本人思想的最主要的记载，其中哪些是墨子自己所作，哪些是弟子所记，哪些是后人撺入，学界众说纷纭。第三，墨子的文笔过于质朴，重视实用而内涵不足。细读墨子就不难发现，即便是“子墨子曰”的语录，也很少看见论语中“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句式，而多有师傅训诫学徒的口吻，书中充满命令、禁止、斥责、唠叨一类话语。凡是需要进行严密分析的概念，往往只是在列举现象后立即给出结论；凡是具体制作器械排列军阵的方法，反倒陈述过于细致。关于墨学思想的丰富性，多是后人根据只言片语的推论，这种推论带有浓厚的当代气息。近代的“西学中源说”首推墨子，正是其文字特色的一个折射
3、。当然，这并非说墨子没有思想性，而是说墨子自以为他所说的道理都不言而喻，依据墨子解读其思想需要补充大量的逻辑环节。更有意思的是，今人往往把墨子作为古代逻辑思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经和经说，确实是名辩思想的汇集。然而，经和经说的逻辑，如果不是刻意拔高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一种缺乏思想内涵的论辩之术，同今天看到的大专辩论会或者电视辩论会所遵循的逻辑差不多，并非学术著作挖掘内涵的说理。而在墨子最重要的十论中，则难以看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其论证之粗浅为诸子之冠。也许，正是因为十论的推理不足，墨家才在其后补充了经经说和大小取作为附加说明。今本墨子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是通说，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
4、辞过三辨七篇，这是墨子关于道德与人格、政治与社会、修养与行为的整体论述。二是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部分。每部分都有上中下三篇，佚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学界一般认为，除非儒是论战性质的以外，其余十篇，就是墨子思想十论。上中下三篇的内容是重复的，仅仅是话语详略不同，人们由此推断，这种分篇，应当是墨家一分为三之后各派对墨学思想的不同记录。墨子的管理思想集中表现在十论之中。尽管墨子没有说明十论的逻辑关系，然而其思想架构已经相当明显。三是经辨，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学界多认为，这一部分是后期墨学的作品，但也有人强调，经和经说反映了墨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准则，大
5、小取反映了名辩方法，不一定晚出。本文认为，由于墨家学说质朴无华，在前两部分通说和专论中基本是命令式语句，只适用于给自己的门徒布道，在与儒家以及其他诸子的争论中难以占到上风，所以用这一部分作为说理方式的补充。后世论证墨辨，多注重这一部分。四是实录，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这是墨子言论行为的部分记录，属于墨子弟子所记，与孔门弟子的论语类似。五是技术和兵法，包括备城门到杂守二十篇，佚九篇，现存十一篇。是守城攻防的技术方法，既有器械制作应用，又有驻防布阵。这部分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较强，可以从中看出相应的管理举措，后世往往从中发掘墨学的科技思想。在墨子的十论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兼爱”。墨子认为，管
6、理社会的本质，是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进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考察天下因何而乱。根据墨子的考察，他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不相爱”，而“不相爱”的动机是自爱和自利。“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君臣相残，诸侯兼并，究其原因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坑害他人。只要人人都互相关爱，就足以解决一切纷争。所以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
7、，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同上）。墨子论证“兼爱”的逻辑十分简单：只要人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会天下太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同上）可以说，墨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唱出“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他所说的治理，可以看作是倡导一种“关爱式治理”，其具体方法可归纳为“以
8、兼易别”，即以爱人如爱己的“兼”替代只爱己不爱人的“别”。墨子并不提倡自虐，也不反对自利。他没有提出“无私奉献”。如果没有自爱和自利，“兼相爱”和“交相利”也就失去了逻辑上的支撑点。墨子仅仅是反对人我有别，倡导推己及人。墨子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兼爱”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认为，“兼爱”推行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假定有两个人，一人害人以利己，另一人则爱人如爱己，只要智力正常，都不愿与前者打交道，都愿意同后者交朋友。既然人人都是这种心理，自然兼能胜别，关键在于上位者是否愿意推行，执政者能否以身作则。“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
9、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同上） 然而，墨子回避了利益冲突问题，特别是忽略了害人以利己的问题。他仅仅是笼统地强调“无穷不害兼”，选择性地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爱人与爱己、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远比墨子所言要复杂得多。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十分敏锐地抓住了管理需要追求“双赢”、促成“共生共存”的思想进路，由此而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然而，墨子并未展开对双赢形成条件的论证，他只是指出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把努力方向定位于“兼爱”，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但是，现实中不“兼爱”的例子
10、太多了，即便能够找出个别“兼爱”的例子（墨子就以夏禹等人为例），在概率上也是难以说服人的。于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墨子放弃了对“兼爱”的现实论证，转而从上天和鬼神世界寻找“兼爱”的根据。所谓“天志”和“明鬼”，就是墨子找到的形而上理论支撑。墨子所说的“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国内学者出于唯物论的评价尺度，对“天志”的批评较多，或者贬低其在墨子思想中的位置，实际上，“天志”在墨子思想中居于最高地位。对于现实中人们常见的相贼相害，墨子认为，这是人类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人具有认知局限，“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天志上）只有“天志”才可公正无私，涵盖一切。矫正人类认识缺陷的方法就是
11、遵循“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同上）禹汤文武这些圣王，就是顺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义政；桀纣幽厉这些暴王，就是反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暴政。把“兼爱”上升为“天志”，就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所以，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同上）墨子的“天志”，同古希腊提出的自然法学说相似，可以说就是自然法理论的中国版本。“义自天出”。“今天下之君子
12、，中实将欲尊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天志中）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就可得天之赏；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就会受天之罚。“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由此，“天志”成为墨子衡量是非的尺度。墨子的“天志”，与老子的“道”、孔子的“命”具有同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除了“天志”外，墨子还用鬼神作为“兼爱”正当性的第二重证明。墨子认为，鬼神能够“赏贤而罚暴”，相信鬼神和不相信鬼神，行为会有极大区别。而史书的记载，祭祀的实施，都说明鬼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说，“天志”是看不见的存在，那么，鬼神在墨子眼里就是看得见的存在。所以，作为行为正当性的尺度，鬼神比“天志”距离人
13、世又更进了一步。“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明鬼下）和儒家的因神设教相比，墨家的“明鬼”之说则相信神力。在墨子一书中，多次把天、鬼、人并列，其权威依次递降：天以最高权威在无形中支撑“兼爱”的正当性，鬼以有形的赏罚把“兼爱”由正当性推进到现实性，人以无差别的推己及人把求利行为变成天下之利。实现“兼爱”的内政举措是“尚贤”。国家治乱系于贤良，“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其基本准则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
14、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同上）“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社会的等级和贤能的档次相匹配，各在其位，秩序井然。这一方面的事例极多，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全被墨子拉来作为“尚贤”的代表。现实中的王公大人，马病了知道寻找良医，弓坏了知道寻找良匠，但治理国家却不论贤能，只讲骨肉之亲、出身富贵、面目姣好，这就像用哑巴当使者，用聋子充乐师，“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当然，士人也要追求为贤。墨子给出的士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
15、，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实现“兼爱”的外交举措是“非攻”。窃人物品是不义，而以战争手段兼并他国却受到赞誉，这是价值观上的混乱。墨子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正是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导致攻伐不绝。墨子认为，各国土地有馀，民众不足，“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非攻中）赞成战争的人会说，南有楚、吴，北有齐、晋，这些大国的地位，就是战争打出来的。墨子反驳道，少数国家得利，多数小国被灭，就像医生用药，万人服药，只有四五
16、个人痊愈，不合天道。当今天下诸侯以坚甲利兵攻伐无罪之国，这是逆天行事。至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则是顺天应人，不能叫做“攻”，只能叫做“诛”。所以，墨子认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非攻下）在国家关系上，只有“非攻”才可兴利除害。墨子并不擅长说理，他的思想过于朴素。现实中的情景，也同墨子的主张大相径庭。因此，如何平息概念上的争论，做到思想上的统一，需要另辟蹊径。假设墨子遇到孟子，他会被孟子的唾沫星子淹死；假设墨子遇到庄子，他会被庄子的言辞噎死；假设墨子遇到荀子，他会被荀子的论证逼死；假设墨子遇到韩非，他会被韩非的犀利气死。对此，墨子的应对是“尚同”。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没有权威，一人一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