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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与人 刘铁生 我在中印 中越前线拍摄战争生态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口述中国”编者按:刘铁生老师是少有的在第一线记录了中印、中越两场边境战争的战地记者。他镜头里的士兵,没有过去常见那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高大全,只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常人的人性弱点及光辉,他们是活生生的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人是战争灵魂,而刘铁生战争生态摄影观的核心是诉说战争中人的生命、情感的悲壮生存状态,诉说人性的张扬,诠释雨果的话:“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战地体能训练。老山,1986 年 9 月“猫耳洞”里的灯光。老山,1986 年 9 月战地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前沿阵地看望帮助办学的解放军。八
2、里河东山,1986 年 9 月突击队胜利归来。老山,1986 年 10 月 14 日军工路上。拉拉口,1986 年 9 月彝族战士阿生瓦路“孤岛封锁”。老山,1986 年 9 月这里距敌 300 米,因为有瓦解敌军的高音喇叭,敌人视它为眼中钉,一次就打来 80 多发炮弹。老山,1986 年 9 月前沿急救医疗所。老山,1986 年 10 月通往战地的丛林小道。八里河东山,1986 年 9 月祖国卫士。八里河东山,1986 年 9 月战旗上的 266 个弹孔。老山,1986 年 9 月口述:刘铁生,生于 1942 年,湖南长沙人,摄影家,作为战地记者,用影像记录了中印、中越边境战争,曾任解放军画
3、报社副社长。采访:刘青松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地点:北京中印边界:两军阵地相距 30 米,敌人扔手榴弹只扔 20 米中印边界战争是 1962 年打响的,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末,是一个蚕食和反蚕食的过程,就是互相占领、对峙。当时我在西藏军区运输部队当文书,看到部队用军车把炮弹运上去,把伤兵运下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场战争背后有很深刻的政治含义,其中西藏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西藏我几乎跑遍了。我喜欢藏族人,喜欢西藏这块土地,喜欢西藏的气候。人家就奇怪:那里缺氧,你还喜欢?我就觉得,西藏的蓝天白云,泥石流,暴风雪,雪崩,潜移默化地让我有了一种对天,对地,对人的认识。我是怎么成为战地
4、记者的呢?我爱写点东西,写得不好,可是在当时军区的小报啊,还算是个人物。1965 年有个全国业余文学创作青年积极分子会议,我作为基层代表,到北京开会。开完会,上面想调我去搞摄影。当时军委有个指示:物色电影、照片摄影师,记录边境冲突。那个时候拍电影没有现在的小东西啊,都是苏联的大家伙,我说我体力不行,高原缺氧,我更扛不起。人家就说,你去照相吧。我就调到文化部,成了摄影干事。1965 年,我去了中印边境,几乎走遍了边境线,见证了一些局部战斗。1967 年,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出现冲突以后,我又去了。山脊上的对峙哨。乃堆拉山口,1967 年我去以前,是受命于外交部,他们要我把敌人入侵的场景拍下来。拍
5、完了回到北京,新华社一个编辑问我:“你就是刘铁生?”我说,是啊。他说,“唉,等你的照片发稿,一直等到凌晨一两点啊。”你想想,拉萨离乃堆拉山口 500 来公里,没有柏油路,崇山峻岭,海拔 5000 多公尺,长年积雪,雪都一米多深,多么荒凉的边疆路啊,拍完了下来,坐车都要坐很久。而且我到前线的时候,敌人的尸体已经入境了,我拍下来,可是敌人不干啊,他要抢尸体啊。相互之间就是箭在弦上,那你这个拍摄者就是一个焦点。我上去的时候,带队的领导对我说,“铁生啊,你等一等,你告诉我们,这个胶卷是怎么上的?”他一说,我完全明白了,那意思是,如果我回不来,他们再上去拍。我拍完回来,一位战士抱着我说,“刘记者,你真行
6、啊。你在最前线,敌人所有的枪口全都露出了掩体,瞄准你了。”我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那能告诉你吗?我们所有的枪口也全都伸出去了。”那就是说,一触即发,你就完全是个靶子啦。敌人为什么没有开枪?有两个原因:他们知道,不光是我们在前线的火力,还有我们在后面的炮火可以覆盖他们;最重要的是,印度阵地上基本是雇佣兵,尼泊尔廓尔喀兵。上了前线,头一天晚上我要摸阵地呀,我上去以后,把敌人的尸体都摸了,看铁丝网在哪儿,看我们的位置,看第二天怎么拍。后来,前线指挥的团长命令我撤回来。我刚一撤回来,敌人就把手榴弹甩过来了。两军阵地相接,距离不到30 米,他们的手榴弹完全可以甩过来。可是廓尔喀兵很有意思,只
7、甩了 20 米。我们的战士也只把手榴弹甩过去 20 米。大家有一种默契。第二天我去拍的时候,敌人没有甩手榴弹过来。第一次战地摄影之后,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二十多岁,对生死问题想得不是太多,想得最多的还是把片子拍下来,把任务完成。下来以后,军区领导都很紧张,问我:“小家伙,拍得怎样?”我指着相机里取出来的胶卷说,“拍得怎么样,要看这个。”在暗房里,看着图像慢慢显现,我也很紧张。所以我说,当时一张照片就是一发炮弹,就要靠你这些照片,向全世界公布,中印的边境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照片洗出来后,他们就都轻松了。那个时候,用传真往北京发二三十张照片,要用三四十分钟。新华社的编辑哪能不等呀。当时总共
8、在中印边界拍了上百张,我觉得基本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了。现在这些照片都在新华社的底片库里,我自己都拿不出来。入侵者下场。乃堆拉山口,1967 年庆功会上哭泣的姑娘,唱小草的越南士兵1986 年上老山前线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中越边境战争,可能是为中国的阵地战画了一个句号。阵地战最突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性,就是战争生态。战争生态是什么?它是民族的一种意志,是个人的一种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达,它不是那种抽象的革命英雄主义。比如说,在阵地上,看到战友牺牲了,战士绝对是义愤的,绝对是要报这个仇的。在阵地上,他想不想自己的母亲,想不想自己的兄弟姊妹,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是想的,时刻都在想。所
9、以,在我的战地摄影作品里,你一看就知道了,战士有一种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忧郁,特别的沉重,特别的责任,特别的感觉。这种战争生态观念,我是在老山上开始形成的。我背着相机到八里河东山的一个屯兵洞去,20 多个快要上战场的突击队员都在里头。那时候我已经是副师了,在平时,我就是首长了,但在那里,有战士招呼我:“照相的,快过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能给我拍张照吗?”我问他干嘛,他说,“我把照片寄给我的妈妈。”我说,“你把你的地址写上,我拍。”所有的战士我都拍了。拍完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到麻栗坡照相馆把照片洗了,按战士们写的地址,一个一个寄到他们的家里。后来在庆功会上,有个战士跑过来,抱着我说,“我
10、还以为你们照相的都是骗人的。我活着回来了,我妈妈收到你拍的照片了,看到我了。”人情的表达就是这样的。有些战士,可能他们的妈妈看到我拍的,就是儿子最后一张照片了。在庆功会上,演出队的一个姑娘在一边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今天庆功会,有好多人都没有回来。在出征大会上,我看到你了,你给他们照相,我们给他们送行。当时有一个突击队员,说他想吻我一下,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他已经在那儿长眠了。我遗憾啊,人家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其实我也有一个遗憾:我这个记者的位置太高了,我不可能去把这些人物和细节全部回访一遍,我做不到她那样。战士的情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给作家刘白羽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觉得非常好:我们
11、的战士喜欢唱小草这首歌,当年非常流行,战士们天天在堑壕里唱。敌人的堑壕离我们很近,他们天天听,学会了,也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们的战士火了,从堑壕里捡起一只破胶鞋,甩过去,冲那边喊:“你妈的,你也够格唱?!”战地伪装网上的小草。老山,1986 年 9 月战场的那种险恶环境,两边士兵共同的小草一样的心态,都在这个细节里面。我曾经跟着一些军工一起上山。他们不得了啊,每人背着上百斤粮食和水,但是这些食物他们自己不动,每人腰上都挂着一颗“光荣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坐那儿休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累垮了,我把那个场景拍下来了。这,就是战争生态呀。可是,当时的报纸是不可能登这样的照片
12、的。极度疲劳的军工。拉拉口,1986 年 9 月敬神、招魂的军官,被战士舍命保护被宾馆拒绝的首长当时我们的一个阵地,在悬崖上,三面受敌,岩石都被炮弹揭了一层皮,有两个战士在那儿驻守。团政委是我朋友,告诉我,山上有个土地庙,每月初一,他们都要带上供品去庙里敬土地神。我问这是干什么,他说,祈祷我们部队的平安。不是说马列主义的军队就不能这么做,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后来换防,撤离阵地的时候,他们点上香烟,供上酒,祭奠在这里牺牲的英灵,说,“我们要走了,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家吗?我们带你们一起走。”这就是招魂啊,是我们中华文化根上的东西。我要去那个阵地,团政委不让我上去,呵呵,要保护首长嘛。我就说,“你
13、要怕死,你不愿上去,你待着吧,我去!”这样的地方,我不去看看,能行吗?团政委就派了一个副营长,陪着我上了那个阵地。到了那儿,我躺下去准备拍摄,哎哟,背上硌了一个东西,热乎乎的。一看才发现是炮弹壳。我把那块炮弹壳带回来了。顽石上的哨位。拉拉口,1986 年 9 月回来以后,在大会上,我说,“我要作一个检讨。我非要上去。政委担当着全团重要的责任,他要保证我的安全,但是那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你们的战友,我也有责任把他们拍下来。我感谢政委,感谢全团!”大家都鼓掌。要维护他们的领导啊。有个地方,战士们正在方便,我路过那儿,有人陪着我,要让他们停止方便。我说,“这能停止吗?我走过去就行了嘛。”我在另一个团,政
14、委对战士们说,“刘记者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炮弹打来,你们要扑在他的身上。”我流泪了,我说,“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各自为战。当炮弹打来,我们都自己保护自己。”我有亲人,他们没有亲人吗?此掩体距敌仅 20 米。老山,1986 年 9 月刚开始我还是很注意仪表的,穿得很正规。结果有一天,在阵地上,我突然被人拉倒在掩体里,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被敌人俘虏了。当我仔细一看,是我们的两个小战士,说,“首长,你这样的打扮,人家的狙击手瞄的就是你。”从此以后,我就跟他们一样,一身迷彩服,手提一只编织袋,胡子拉碴的。在前线待了三个月以后,我要从昆明返回北京。之前来的时候,在昆明机场,一些人来接我,很风光。
15、但这次在昆明,我黑了,瘦了,胡子长了,看着有些邋遢,宾馆居然不让我住。诗人李瑛,当时他在文化部,看到我后帮我协调,对我说,“你快进房间洗个澡吧。”我说,“今天我偏就不住这家宾馆了,昆明哪家宾馆最高级,我就住那儿。”当时,社会上对战士确实有一种偏见。我觉得,作为记者来讲,你能上天,也能入地,但你的情感一定要到位。什么情感?就是你站在基层立场的人道情感。我明白了,为什么战士们会有气?我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战士们能没气吗?上前线前,上面给我的要求是,只上炮兵观察所。那里是非常安全的,但拍不到什么好东西。我不愿像有的人,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每天莺歌燕舞,我坚决要到第一线去。我跑上去了,他没办法。如果不
16、这样的话,我就愧对了这场战争,愧对了这些战士。跟战士们在一起,你才能体会他们的情感,才能拍出那样的照片。树巢炮兵观察所。八里河东山,1986 年 9 月“我不要这些,我要我的儿子”从战场下来以后,我就很想到烈士们的家乡去走一走,看看他们的遗孀和父母。1987 年 3 月,我到了陕西的礼泉县,特别想找一个烈士的遗孀,因为她们承受的东西是最多的。社会的偏见使她们不敢发声,她们要走的下一步很艰难。我去了乡下。一户人家,门没关,我看到卧室里,床上枕头底下有一本书,是第三次浪潮。在这个地方,看这么一本书,这非常不简单啊。我决定要等这本书的主人。可是没等到。我就先去看望烈士张小悌的父母。我穿军装去的,给烈士父母带了一点烟酒和点心。烈士的老父亲看到我,第一句话是:“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呢。”我说:“老人家,我们没有忘,您看,墙上的立功喜报和烈属证,